中药药物之阴阳五行药(属)性论【酌志飞扬】

中药药物之阴阳五行药（属）性论===================================================================================== =================据众多专家学者考证，五行学说早在东周（春秋、战国）、迟至西汉时已被应用于中医领域。

那么亦可如是说，五行学说在中药领域的应用，也不应迟于西汉之代，因为，医与药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然而，五行学说在中药领域是如何应用的，由于传世中医药书籍之无载，吾人已不得而知矣。

甚至直至当代，在各种中医药书籍数量逐年递增的情况下，却只有《中医基础理论》之专著，而无“中药基础理论”之论述。

在现代版《中药学》中，其理论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并受中医理论指导，根本没有自主的哲学理论体系，吾中国哲学体系之五行学说，在中医药学领域，已被中医学所尽占矣；即便是阴阳学说，在中药药性理论中，亦是半遮半掩，也没有单独论述，自成篇章。

笔者认为，由于阴阳五行学说在中药历史上之缺失，加之“……前此五六十年间，最为论者所诟病，他们多认为阴阳五行是迷信的、不科学的，遂使此维护中华民族健康达三四千年之久的医药，有一蹶不振之势”（林品石、郑曼青著《中华医药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之历史因素影响下，导致对中药学之哲学基础——阴阳五行学说之研究，无人问津。

经1900年敦煌考古发现，时隔八十余年后，敦煌遗卷《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得以刊行。

其中有关二十五味药精之论说，使吾人有缘见到了“药物五行属性”理论之一鳞半爪。

笔者以为，由于中药药物五行属（药）性理论的重现，能使“中药基础理论”之哲学基础——阴阳五行学说的重新形成成为可能，使之五行医理与五行药理可以完美地进行对接，并由此可重组中华医药学之基础理论——中医药之阴阳五行学说。

白沙游子曰：用阴阳五行学说，阐述中药药物性能功效的理论，谓之“中药药物阴阳五行药（属）性理论”，把中药药物，用阴阳五行属性进行划分归类的方法，谓之“中药药物五行属（药）性分类法”。

笔者推测，中药药物阴阳五行药（属）性理论与中药药物五行属（药）性分类法，曾在秦汉之代成为中华医药学之主流，但在使用了千余年后又逐渐被历史所遗忘。

但是否真正的完全的被历史、被中医药界所遗忘了呢？答案是明确的，没有！只不过此“药物阴阳五行药（属）性理论”如同一丝细线，虽然仍旧贯穿在中医药（古籍）之传承中，但早已不为吾人所注意，即使有人看到此等之说，亦会如明代医药大家李时珍：“以诸药分配五行，失之牵强”之评论。

然李时珍之说亦道出了一个事实，中药药物阴阳五行药（属）性理论并没有真正的失传，只是已不为中医药界所认识，所理解，更不用说是去研究并加以实践，甚至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如此明确的论述下，吾人并没有能很快地理解与接受，因为该理论毕竟在中医药历史中隐默了上千年矣。

为实现“破解《汤液经法图》”之目标，笔者从传世的中医药古籍中寻找有关“中药药物阴阳五行药（属）性理论”之线索，经过笔者的努力求索，在浩繁的中医药古籍中显示，果然存有一条似断非断、似连非连、欲隐欲显之传承脉络。

中药药物阴阳五行药（属）性理论，在佚失了数百年之后的宋代，由宋徽宗赵佶在《圣济经•药理篇》中重新提起：“天之所赋。

不离阴阳，形色自然，皆有法象，……空青法木，色青而主肝。

丹砂法火，色赤而主心。

云母法金，色白而主肺。

磁石法水，色黑而主肾。

黄石脂法土，色黄而主脾。

触类长之，莫不有自然之理”。

只可惜此药物之阴阳五行理论，由于宋徽宗被金人所俘并关押至死，宋王朝的南迁，《圣济经》的散落等历史原因，一直以来未引起中医药界的注意，未能给予深究，使已初露面貌的“中药药物阴阳五行药（属）性理论与中药药物五行属（药）性分类法”，不能重显于世。

时至元代，“中药药物阴阳药（属）性理论”由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再次提出，在其所著的《珍珠囊补遗药性赋》中，有《用药发明•药性阴阳论》一篇，全书对药物进行了阴阳指归，可惜亦未能形成药物阴阳系统理论，加上其书仍按陶隐居所创，以“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实”之分类法对药物进行归类，致吾人不明其药物分阴阳之用意，只从实用方面进行研习，未能从理论方面去探讨。

同为金元四大家的元代朱丹溪，亦对“中药药物五行药（属）性理论”进行了研究，并撰《本草衍义补遗》，载药一百九十六种，对部分药物进行了五行分类，用五行理论来阐述药理功效。

但终未形成五行系统理论，却遭到明代李时珍之评击：“以诸药分配五行，失之牵强”，故五行药理又再次沉默。

直至清代前期，陈士铎所著《本草秘录》（《本草新编》）之编目中，对药物用宫、商、角、徵、羽五音分类，亦对药物进行阴阳归属。

由于其隐去土、金、木、火、水五行而故用五音对药物进行分类，使吾人不解其意，以为陈士铎只是用宫、商、角、徵、羽五字，替代一、二、三、四、五之数字进行编序。

虽然陈士铎在其所著之《本草新编•凡例十六则》中说明：“铎晚年逢异人于燕市，传书甚多，着述颇富，皆发明《灵》、《素》秘奥，绝不拾世音浅沈，有利于疾病匪浅，惜家贫不能灾梨，倘有救济心殷，肯损资剞劂者，铎当罄囊与之，断不少吝，以负异人之托。

”然后世医家学者，明知其书藏秘，但又不知其之秘所指为何，终未能破译也。

笔者以为，正如当代许多专家学者所考证，陈士铎之学，乃来自明末清初之著名医药家，反清志士朱衣道人傅青主（傅山）。

《本草秘录》之所秘，大概即是对中药药物按阴阳五行药理进行分类，与中医学相对应，以此阐发道藏之秘——《伊尹汤液经法》。

笔者还以为，陈士铎公开傅山所传道家医药之秘，其举动与陈抟老祖发道藏之秘而著《易龙图》，如出一辙。

如把上述内容联系并组合，则可形成如下欲隐欲显之传承脉络：陶弘景——教主道君皇帝赵佶——李东垣、朱丹溪——傅青主——陈士铎，他们所论述的各为：药物阴阳五行五味论——阴阳五行药理——阴阳药理、五行药理——阴阳五行药理论。

如此看来，中药药物阴阳五行药（属）性理论与中药药物五行属（药）性分类法，千百年来一直隐藏于道家，由丹道医药所承传。

笔者推测，作为中华本土之道家人物傅山，当他意识到传统医药在临床中不能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疗效时，去除医生个人的技术水平因素，从医理药理上而论（在当时）已有失偏颇，只有把隐藏于道教内之医药术公之于世，或可有效地改观现状。

但由于受河南武安五汲镇反清复明事件之牵连，只能把此举交付于陈士铎，故有陈士铎：“铎晚年逢异人于燕市，传书甚多”之言耳。

白沙游子以为，若对傅青主、陈士铎二位先贤所留下的医药书籍进行针对性的研究，或可从中发现汤液经法——中医药学之组方用药法则。

从以上情况分析，笔者认为，由张大昌先生所捐献而刊行的梁•陶弘景所著之《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乃为敦煌遗卷真品（但其中不乏张大昌先生修复与改动的部分）。

而中药药物阴阳五行药（属）性理论与中药药物五行属（药）性分类法，从陈士铎所著之《本草秘录》（《本草新编》）可知，至今仍有书籍传世（不包括《辅行诀》）。

笔者认为，由于“中药药物五行属（药）性”理论之隐传，导致中医理论与中药理论的分离，医有五行而药无五行，使两者不能交融贯通。

此问题虽在北宋时已为许多医家所意识到，也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由宋徽宗赵佶署名颁行《圣济经》和《圣济总录》），但由于一般医家都注重于临床，而没有从理论（根本）上去进行探讨，故失之交臂。

其后，由李东垣、朱丹溪、陈士铎等人著书而立本草说，仍没有在当时的医药界引起重视，又数次错失机会。

倘若《辅行诀》不能刊行，则“中药药物五行属（药）性”理论将会一直沉默下去矣。

以中药药物阴阳五行药（属）性理论，对传统药性理论之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及毒性等，按其固有的质性进行分类指归。

药态之寒、热、温、凉四气辨：寒与热，温与凉，各成一对矛盾体，即阴阳对持也，故四气归阴阳理论；亦可按五行水寒火热，木温金凉论之，惜之缺土，故有医家补入土平气之态。

药味之辛、咸、甘、酸、苦五味辨：木味辛，火味咸，土味甘，金味酸，水味苦，五味归五行。

药势之升、降、浮、沉四趋辨：升与降，浮与沉，亦是二对矛盾体，故升降浮沉亦归阴阳。

也可按火升水降，木浮金沉而论，然五行亦缺土，故也有医家增入土平之静势。

药物归经辨：药物归经以十二（四）经为基础，可说是已跳出五行外，但仍在阴阳中。

药物毒性辨：药物之偏性即是毒性。

何以言？答曰：是药三分毒，伤风用人参可致人命。

故传统药性理论之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及毒性等，可统一归属至阴阳五行药理中。

但阴阳五行药理绝不是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及毒性等之简单组合，而是它们之综合，因为阴阳五行药理蕴涵了阴阳五行学说之哲理，即阴阳互含，五行互含，阴阳与五行互含；五行生、克、制、化、相乘、相侮、相及等规律。

故阴阳五行药理可改变传统药性理论之一药多性，气味分述等错综复杂之状况。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药乃医之器，故医欲立其方，必先知其药，有是病用是药，故亦可如是曰：此乃删繁就简之举，对症下药之谓也。

中药药物阴阳五行药理分析总结：木性之药治（阳中之阴，补肝）血，木中木补肝血，木中金补肝气，木中土补肝之阴阳，木中火补肝神，木中水补肝精；金性之药治（阴中之阳，补肺）气，金中金补肺气，金中木补肺血，金中土补肺之阴阳，金中火补肺神，金中水补肺精；土性之药治（阴阳相济，补脾）阴阳，土中土补脾之阴阳，土中木补脾血，土中金补脾气，土中火补脾神，土中水补脾精；火性之药治（阳中之阴，补心）神，火中火补心神，火中木补心血，火中金补心气，火中土补心之阴阳，火中水补心精；水性之药治（阴中之阳，补肾）精，水中水补肾精，水中木补肾血，水中金补肾气，水中土补肾之阴阳，水中火补肾神。

白沙游子认为，由于中医药学基础理论之阴阳五行学说，可按其数理关系细化为阴阳数——0、1，与五行数——1、2、3、4、5、6、7、8、9、10（实际上可简化为5、6、7、8、9）。

阴阳与五行两组数列之组合，可以“61”表示阳水，“60”表示阴水（其它四行同此）之方式进行书写、数释、理解与使用。

故药物之阴阳五行学说，实际上乃是中医药学诊治术临床实践经验以数字化模式之理论总结，亦是中医药学理论可进行诊治实践检验之操作方法。

数与理之对应，病与证之对应，诊与治之对应，医与药之对应，古与今之对应，为古为今用，为传统医药学之现代化架立一座理论桥梁，建起一条实践通道。

无闻居士曰，如在理论上仅凭如今只有中医学之阴阳五行学说，而无中药学之阴阳五行学说，则无论如何都无法实现上述之设想与目标。

以上之论述，谨作引玉之砖，热切期望同志者，能在“中医药学基础理论之阴阳五行学说”方面，特别是在“中药学基础理论之阴阳五行学说”方面进行探讨与探索，去芜存真而完善之。

并期望能形成新的、系统的中医药学理论，为《桐君采药录》药物之阴阳五行理论体系、为《伊尹汤液经》方药之组方用药法则之再现，为“桐伊”医药学派的重新形成，为普遍提高吾国中医临床诊治疗效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