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故事

很高兴能有机会跟大家说说心里话。我今年88岁了，1938年3月参加八路军，是一个老战士，前半辈子一直扛枪打仗，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反动派、打土匪、打边境入侵者，可以算是一个革命战争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幸存者。我已经过了将近50年的和平生活，但是我始终忘不了我参加过的那些战斗，忘不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有时候睡不着觉，战斗的场面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闪现。曾经有位记者问我，为什么采访我的时候我总是在不停地讲战斗？答案很简单：我们这些人的前半辈子，就是在一场接一场地打仗，每一个幸存者都是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从敌人的屠刀下滚过来的。

我参加过的战斗，大大小小加起来，有一百多场。我自己也从一名地主家的小长工，成长为一名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信念越来越坚定：为了新中国，为了人民翻身作主人，我们可以吃天大的苦，受天大的累，可以流汗流血，可以掉脑袋，可以付出一切代价，就是不能让老百姓再过那样的苦日子，不能让国家再受侵略和欺辱。我们就是靠着这个坚定的信念，赶走了日本鬼子，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

首先，我想用亲身经历，讲讲那些壮烈牺牲的革命者的故事。在我心里，他们永远是最可爱、最可敬的人。说他们的可敬可爱，是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争独立，为国家求富强。

抗日战争中我第一次和鬼子拼刺刀，还不满15岁。我刺死了一个日本鬼子，但是自己也负伤了。后来还有一次，我被日本人掷弹筒的弹片打中，又一次死里逃生。可是就在我的身边，却有那么多战友牺牲在战场上。据资料记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英勇献生的烈士有2000多万。今天的人看来，2000万就是一个数字，烈士只是一个概念。但在我们这些过来人眼中，烈士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就是和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的同志。前一天你还在和他们开玩笑，一起擦枪，一起帮老百姓割麦子挑水，后一天，人就没了，绝大部分人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全国2000多万烈士，有名有姓的，只有180万。

辽沈战役打锦州的时候，我任东北八纵队23师69团团长。我团接到命令，要利用夜色掩护，在一片开阔地上，挖一条800米长的交通壕，直达敌阵地前沿。有了这条交通壕，攻击部队就可以隐蔽接敌，减少人员伤亡。请大家想象一下，即便是在和平条件下，人工徒手挖掘800米长、一人多深、两人多宽的壕沟，一夜完成，也是很艰苦的工作。更不用说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挖交通壕，我用上了团主力三营，任务艰巨啊，那一夜的土工作业，敌人火力三面扫射，800米长的交通壕，伤亡了100多人，平均每7、8米倒下一个战友，死伤者不断抬下来，后面的同志又补上去，整个交通壕里洒满了鲜血。后来兄弟部队就这样踏着战友的血迹发起了冲锋，攻克了敌人防御据点。

我们的干部战士，谁不希望好好地活到革命胜利，过几天太平日子。但是打仗就是要死人。其实我们这些人心里都很清楚：革命一定会成功，新中国一定会成立，但是我们自己很可能看不到那一天。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依然不开小差、不临阵退缩、不叛变投敌的，就是坚定的革命战士。60多年过去了，我一想起那条800米长的交通壕，想起那100多个战友在掘进中倒下的样子，心情就无法平静。我想，这条交通壕，可以算作中国革命战争曲折前进的一个悲壮缩影吧。

就在这条800米的交通壕中，团里的宣传股长张示典牺牲了。张示典是辽宁兴城人，1946年参军时只有19岁，是个高中生，在那个时代的革命军队中算是难得的知识分子。小伙子多才多艺，会拉小提琴、吹黑管，尤其擅长模仿领导讲话，放到今天的哪个单位，也都是宝贝疙瘩。张示典长得很帅，1米8的个头。性格很好，特爱帮助人，一说话先微笑，部队里上上下下都喜欢他。他本来是师宣传队的，但一直要求到战斗部队去，攻打锦州战斗前才得到命令到团里任宣传股长。离开宣传队的时候，队友们围在一起，为他高兴，大家都在笔记本上留言，祝愿他取得更大的进步。他还高兴地说，等打完锦州，他请客给大家买糖吃！

挖那800米交通壕的时候，张示典配属三营行动。小伙子二话不说，主动要求带领尖刀排。战斗打响的时候，我在指挥所里，就听到前面枪声大作，敌人的照明弹把黑夜变成了白天，子弹、迫击炮弹像雨点一样地倾泻下来，前沿阵地笼罩在硝烟和尘土当中。交通壕一点点地向敌人阵地推进，牺牲和负伤的战士陆续抬下来。过了一会儿，有人告诉我，说宣传股长张示典也抬下来了。我跑过去看他，希望他只是受伤，但是到跟前一看，子弹打中了头部，人已经没了。他躺在担架上，就像一个泥人，一点都看不出是那个多才多艺的帅小伙子。这时候他刚刚离开宣传队不到一周，年龄还不到21岁。他再也不能打快板、拉小提琴、刷标语，也不能模仿领导说话了。他的恋人也是宣传队的，在行军途中听到噩耗，当时就放声痛哭，整个宣传队都为失去一个优秀的战友而悲痛惋惜。

一个不满21岁的年轻人，如果呆在宣传队，总是比在战斗部队更安全一些。但是他愿意到更危险的地方去战斗，而且是高高兴兴地去。这说明什么？也许他觉得自己堂堂八尺男儿，不愿意在同志们冲锋陷阵的时候只是吹拉弹唱，想真刀实枪地跟敌人干。无论怎样，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他根本不怕危险，不怕牺牲，他认为为解放全中国，牺牲是光荣的。而这种认识，在那个时代，是所有革命者的心里话。

在攻克锦州战斗中，我担任团长的69团共歼敌2600余人，我团伤亡了135 0多人，其中副排长以上的干部就伤亡133人，也就是说，由于干部冲锋在前，每1 0个伤亡人员中就有一名干部，这种比例在人类战争史上并不多见。战斗中我曾到6 8团团长张俊岚的指挥所一起商量对策。商量完毕，我回到指挥所。大概20分钟后，传来噩耗，张俊岚团长中弹牺牲了，这时候他新婚还不满半个月。我这个团的政治处

主任何镇浪、团副参谋长康凤林也负了重伤。抬烈士遗体的担架从我眼前通过时，我撩开盖在烈士脸上的白布，他们年轻、可爱的脸上还有余温，但是却永远不会再醒来了。这可都是朝夕相处的好兄弟呀，我内心一阵阵剧痛，蹲在地上，眼泪扑簌簌落下来。团政委兰亦农看出我的心思，过来递给我一支烟，拍着我的肩膀说：“老董啊，千万不能太难过，革命肯定要有牺牲，他们都是英雄，是咱们民族的英雄，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的。”

研究革命史和军史的人都知道，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在历次大战、恶战中，指挥员伤亡率非常高，尤其是中下级指挥员。为什么？因为指挥员大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北伐战争起，就形成了冲在最前头的传统。我们的指挥员冲锋陷阵时，喊的不是“弟兄们给我冲！”而是“同志们跟我来！”越是战况凶险，指挥员越是靠前指挥，也就离流血牺牲越近。在这里我想补充一点，我参加革命时进入的部队，前身就是红军长征中夺取大渡河上泸定桥的红四团，中央红军长征的开路先锋，也是后来诞生了“狼牙山五壮士”的部队，一支英雄的部队、一支王牌部队。那么什么是英雄部队、王牌部队？就是战必胜、攻必取，声名显赫、威震敌胆的部队。在装备和兵力都长期处于劣势的革命战争中，能够取得这样的战果和荣誉，除了战略战术正确、指挥有方，主要就是靠广大官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牺牲精神。

毛主席有一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国力蒸蒸日上，社会繁荣安定的新时代。希望我们大家永远不要忘记，这种来之不易的“新天”，是千千万万有名有姓的先烈和千千万万无名英雄用牺牲换来的。我们一定要珍惜！

其次，我想讲讲到底是什么东西支撑着这些英雄，让他们不怕牺牲，用血肉之躯铸成中国革命的万里长城。这个东西就是信念。就是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一支怀有崇高理想信念的军队，是战无不胜的。

记得刚入伍时，我的连长吴法武、指导员郑三生每次在队列前讲话时，都要先说一句“同志们”。大家只要一听到这三个字，马上立正，挺胸收腹，正视前方，十分威武。我看到后觉得很新鲜，不知道“同志们”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就悄悄请教了我们连里最有学问的文书。他读过几年私塾，想了想对我说：“同志，就是志同道合的意思，比如，我们革命战士，吃的是一个锅里饭，睡的是一个大通铺，想的都是一个大问题——打鬼子、救中国，将来过上好日子！也就是说，大家的理想和追求是一样的。”文书的话，像是给我打开了一扇窗，豁然开朗。一下子，我就对“同志们”亲近起来，直到现在，一听到“同志们”这三个字，仍然很激动。同志，就是有共同信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