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

绪言：现代妇女写作的中国式发生

张莉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代女作家――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代女大学生，是本论文所关注的主角。

女学生与现代妇女写作发生的渊源，只有借助于梳理第一批女作家们的教育史、生活史及写作史，才有可能被充分阐明。为此，我想要借助的是“社会性别”这一历史范畴。只有当研究者进入历史情境，采取“共时”的讲述，“社会性别”才能成为一个有效的视角，研究也才会具有意义。换言之，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关注“中国环境下妇女写作的发生”，而不是时下妇女文学研究中通用的借“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解读“中国妇女写作”。

导论将勾勒出本论文的主旨，并阐释社会性别与女作家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我的结论是，通过重视社会性别及妇女写作实践，中国妇女写作的独特性将得到呈现，进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中国妇女写作之间的关系将获得反思。有关现代妇女写作发生的研究，会为我们业已熟知的“女性写作”带来某种修正和调整，进而丰富我们对现代文学发生史的理解。

现代妇女写作发生的历史条件

1898年到1925年，有关妇女的一切价值判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妇女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她们的身体被凝视、讨论、批评，也被试图进行改造，她们从来没有这样地被举国重视。在这之前，中国妇女们普遍都生活在家内，遵从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女授受不亲”的行为规则。但是，在1840年后，情况逐渐发生改变――妇女们逐渐被知识分子发现，妇女问题被认为是国家衰弱的原因之一。正是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开启了晚清民初以来有关妇女乃至整个民族国家的变革。

事实上，“妇女问题”经过自晚清以来近百年的使用，早已被常识化、本质化了。妇女为什么会被讲述为问题、如何被讲述是值得关注的，但同时，“妇女作为问题”这个事件本身就值得关注。它提示我们，要求妇女走出家庭，其动机是把妇女作为“问题”看待和解决的。

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使她们放足、进入学堂读书――双足的解放为妇女们生育出健康、强壮的后代提供身体保证，进女校读书则使她们自食其力，以免成为男人的负担，另外，这样的经历也为将来的国民成长提供一位知书识理的母亲。女学生的出现，其实是民族国家运动“福荫”的产物，换言之，借由民族国家的

想象，中国历史上的新一代妇女开始诞生。

只有充分了解妇女被发现的历史背景，女学生之于妇女史及现代史的意义才可以被理解。

中国历史上现代意义的女学生――不是请私塾先生进入家庭，也不是名士文人在家中收的女弟子，出现在晚清。最早，她们出现在外国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女校中。有资料可查的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校出现在1898年。之后，女学生（即从女子学校中培养出来的青年女性）越来越多，随着1907年清政府《学部奏定女子小学章程》26条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9条的颁布，女学堂在中国合法化，同时，日益壮大的女学生群体也渐渐成为妇女中的文化精英阶层。

那么，女学生身份对于现代女作家的出现，意味着什么？首先，女学生是中国第一群以合法的名义离开家庭进入学堂读书的女性。这使几千年只能在家内生活的良家妇女进入了公共领域。其次，她们开始接受“家外”的、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如何成为国民，为国家（而不只是为家庭）分担责任。这些责任包括生育健康的后代、教育孩子为国效力、帮助丈夫处理社会事务、以及在成家之前可以自食其力等等。在学校，她们获得了阅读大量报刊的机会：她们不必每天被家长要求刺绣、学习家务；她们不再只阅读与传统妇女行为有关的书籍；她们将有更多的渠道阅读晚清民初不断出现的报刊，这些报刊和书籍为她们提供林译小说以及新鲜的资讯；她们还将在课堂上被要求写作，作文内容通常包括如何看待国民身份、探讨女学生形象、妇女将来的义务、对旅行和家事的理解等等。如果遇到一位开明的老师或校长，她们的文字及心得体会将以女学生某某某或某某女校学生的署名拿到报刊上发表，以显示当时女学教育的学绩。

妇女生活中出现的诸多新变化：走出家庭、进女校读书、与同龄女性交流、出外旅行、参与社会活动、与男性交往……都是现代妇女写作发生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应该被视作妇女写作时必不可少的那张“安静的书桌”。这里的书桌并不是实指，它象喻的是生存环境，不愉快的心情与环境将大大降低她们的写作热情。传统社会中的妇女在家内安静写作的可能性远远低于那些女校中的写作者。家内的妇女时常会被要求做饭、做家事、刺绣、带孩子，即使父母、丈夫允许她们写作，这件事也常常会被家务工作打断。在女校，上述情况则不会发生――读书、习作不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尤其是在她们的国文课堂上。当然，“安静的书桌”还隐喻了安静思索、自由选择情感归宿的可能。在1898至1925年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中国妇女获得了比她们前辈更多的生活自由，毫无疑问，她们所经历的外面的世界，远大于其母亲。

作为新的社会形象，“女学生”不只代表着新的社会群体，还意味着新的女性审美标准的形成：她们有文化、引领时尚潮流、对情感及未来有非同一般的认

识。女学生群体的出现，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女性文化的开始。妇女们的文字获得更多的关注――出版商和报纸编辑们喜欢刊登女学生们的文字、照片。这一时期妇女们的文字际遇，与她们的前辈相比也要幸运得多。对于后者而言，指望出版商大量出版著作是困难的，她们的文字只会在亲戚朋友的信笺以及与丈夫的两地鸿雁传书中出现，受众显然要少得多。从女学生身份出现开始，尽管刊登的目的各不相同，杂志们对于女学生文字的青睐就没有停止过。1919年后的新文学期刊也加入了乐意发表女作者作品的行列。事实上，“一个社会采用什么样的艺术生产方式――是成千本印刷，还是在风雅圈子里流传手稿――对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也决定作品文学形式本身。”1――传播方式的变换意味着现代女作家即将出现。

到1919年，中国的初等小学女学生是190882人，高小女生则达24744人，2这个数字远远大于十年前女学生数量。官办的师范学堂由官方出资，为女学生提供学习费用，现代女作家庐隐、冯沅君、苏雪林、石评梅、丁玲等，都曾经以师范女校学生身份获得过资助。1922年－1923年间，中国还有了两所女子高等学校――北京女高师和燕京女大。政府也开始资助青年女性出国留学，她们在日本、美国、英国学习医学、师范、艺术史、文学等。这些进入高等学府就读的青年女性，比普通的家内女性或中等师范的女校学生获得了更多的阅读、写作、发表文字、进入社会领域的机会。了解这一教育史背景，则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女作家都来自当时的女子高等学校和国外留学归来的女大学生群体这种现象，便不那么令人惊奇了。

现代妇女写作者的产生

把妇女们从家内“解放”到学校，就能产生真正的现代妇女吗？

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便没有中国现代妇女写作真正意义上的完成。

需要辨析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不缠足”、“兴女学”运动与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有本质区别。康梁号召妇女放足进入学校，是为了培养健康的国民。他们看重的是妇女的生产功能。换句话说，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们看重的是妇女的生产力，其实质就是“妇女的生物性再生产（生育）被等同为民族的生物性再生产（繁殖）。”3即：健康的妇女生育健康的国民，有学识的

1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3月，73页

2引处所引数字并不包括教会学校学生数。数字引自俞庆棠：《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女子教育》。庄俞等编：《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190页

3陈顺馨：《导言一：女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介入》，陈顺馨、戴锦华编：《妇女、民族与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