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与中国语言教育政策的对接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与中国语言教育政策的对接[作者简介]王烈琴( 1968—) ，女，陕西凤翔人，宝鸡文理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

于培文( 1969—) ，女，江苏连云港人，北京语言大学培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跨文化研究。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离不开语言辅路。

将汉语发展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交流的通用语是解决语言问题的需要，是共享语言资源的需要，也是实施语言权利的需要。

加强国内汉语教育，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汉语教学，是经济发展、合作的需要，也是汉语国际化的必由之路。

构建和实施多语种的外语教育政策是全球化外语教育发展的趋势，这将有力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速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

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属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也是近几年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与“一带一路”相关的语言问题与语言政策研究引起了有关专家学者的探讨兴趣。

2014年以来，中国知网讨论有关“一带一路”语言问题的期刊文章不断增多，内容涉及语言铺路的重要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语言状况、汉语教学的国际推广、地区交流中的文化冲突、语言人才培养、文化传播、文化认同等问题，但尚缺乏对“一带一路”语言教育政策的研究。

据此，本文从“一带一路”沿线通用语规划、汉语教育政策和外语教育政策等三个方面探讨面向“一带一路”的中国语言教育政策问题。

一、关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通用语问题多语环境的存在使得通用语成为人们进行彼此交流的必须品。

通用语，亦称“共同语”，是指一个村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内大多数成员共同使用的语言，如民族通用语、区域通用语、国际通用语等。

拉丁语，最初是意大利半岛中部西海岸拉丁部族的村落语言。

罗马帝国时期，拉丁语是罗马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也是当时帝国核心地区的通用语。

英语，最早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部落方言，后成为大不列颠岛上的国家通用语，现在则为世界通用语之一。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覆盖中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涉及包括东亚的蒙古、东盟10国、西亚18国、南亚8国、中亚5国、独联体7国和中东欧16国等在内的大约65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达44亿，占世界人口的63%，语言和方言数目众多，语言状况极为复杂。

“一带一路”沿线多语环境的存在，致使该区域通用语的规划势在必行。

任何社会活动的进行都离不开语言媒介，无论是书面语还是口头交流语。

2015年，中国政府成立了“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并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当前，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划体系制定和完善，依靠与有关国家的双边及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享优质产能，共商项目投资、共建基础设施、共享合作成果，实现包括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政策沟通和人心相通的“五通”，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总之，“一带一路”建设目标的实施与实现均需要语言服务的参与。

美国语言学家Ruiz把语言规划的价值取向划分为三种: 语言问题、语言权利和语言资源。

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属于多语环境，故语言问题无处不在。

语言属于基本人权，每个国家、民族、社团及公民都享有学习、使用和推广自己所喜欢语言的权利。

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源，外语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源投资，这种投资会给个人和国家带来一定程度的经济效益。

语言属于“软实力”资源，是国家综合实力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利用和充分发挥语言资源是每一个国家、民族、群体和个体的语言权利。

从这些意义上讲，“一带一路”沿线的每个国家都希望、也有权利把自己的官方语言推广为该地区的通用语。

中国也不例外。

与“一带一路”沿线50多种其他官方语言相比，汉语普通话更具备成为该区域通用语的潜力和优势。

第一，汉语使用人口最多，仅母语使用人数就超过10亿，其他任何官方语言都无法与之相比。

第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容忽视。

国家的强大需要语言与其匹配，中国要走向世界，汉语首先要走向世界。

第三，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需要中国的经济援助与合作，随着“一带一路”不断深入，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金和人力投入也越来越大，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贸易往来、交通建设、文化旅游繁荣等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013 年，中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和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达9955亿美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中国的经济援助，需要语言服务，更需要有中国的语言服务。

第四，中国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已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与认同。

这样，从语言生态来讲，在“一带一路”沿线上，汉语能够削弱英语霸权对其他弱势语言的冲击，对保护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和维护世界语言生态环境十分有利。

第五，“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的倡议，将汉语发展为区域通用语是中国人的共同心愿，这不仅有助于推动沿线国家的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化进程，同时有助于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和中国国际威望的极大提升，实为一项具有世界发展战略意义的重要举措。

二、增强语言意识，达成语言意识形态上的共识意识形态的英文为ideology，字面意思是关于思想、观念的学问。

意识形态反映和维护统治阶层的根本利益，属于上层建筑，其核心内容是价值观念，其本质指向性外化为政治功能或文化功能，包括导向、辩护、教化、凝聚、塑造、解释、整合、批判、调控、预测等功能。

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实践、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规划是构成语言政策的三大要素。

语言实践指对语言库中的各种变体所作的习惯性选择模式。

语言意识形态是关于语言、语言使用和语言功能的认识、态度、价值观等。

语言规划就是对语言本身及其使用进行干预、规划或管理，从而影响、改变语言实践。

语言意识形态是语言政策的思想基础，影响语言选择、语言使用与语言规划。

有什么样的语言意识形态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实践和语言政策，单语主义、双语主义和多语主义是较普遍的语言意识形态。

英语之所以从最初的一个部落方言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际语言，除了英国的殖民历史，英、美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全球英语教育以及互联网的推波助澜等因素外，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强烈的语言意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排他性”、“自褒性”和“唯我独尊”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语言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

英国殖民者在美洲大陆上推行英语教育，其目的就是要传播英语。

在意识形态上，他们自褒自己的语言是上帝的语言，贬低印第安人的语言是“野蛮人的语言”，采取英语同化教育迫使数以百计的印第安语濒临灭绝，有效抵制和化解了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欧洲其他白人语言的威胁，成功地在北美大陆上建起了一座“英语巴比伦塔”，奠定了美国单语主义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政策的基石。

罗伯特·菲利普森认为，英国海外扩张与宣传的目的就是支持英国外交政策，维护并加强英联邦和英帝国，促进本国贸易并保护海外投资，而实现这些目的的关键就是扩大英语的用途。

语言意识形态的功能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拥有数千年的文明史，汉语源远流长，母语使用人口全球数目最大，但主要在中国大陆上使用。

为什么中国的汉语没有英语那样被广泛使用，除了政治、经济和被殖民历史外，缺少强烈的民族语言保护和传播意识是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

中国政府发起“一带一路”倡议，但未就语言意识、语言服务、语言政策及汉语国际化等问题发表专题讲话，为此，我们首先必须达成语言意识形态上的共识: (1) “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语言辅路; (2) 将汉语发展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往来的通用语; (3) 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推广汉语应当成为今后语言教育工作的一个重点; (4) 实行多语种外语教育政策是全球外语教育的主流和发展趋势。

然而，语言意识形态上的共识不能慢慢等待国人的逐渐认知，更有必要作语言意识形态上的引导和培训。

提高国民的语言意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学术机构、大众传媒、各级学校以及国民个体等都应该成为宣传、强化国民语言意识形态的主体。

充分发挥互联网、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的传播功能，各级学校则可通过举办语言学习活动、学术讲座、课程设置等途径提高语言学习者的语言意识和语言敏感度，帮助形成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语言意识形态: 学习、推广使用和传播汉语是每个中国公民的神圣职责。

没有强烈的民族语言保护和发展意识，便谈不上正确认识和处理母语教育与外语教育的关系，母语教育和外语教育将成为一种低效、甚至无效投资，语言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则无法实现。

三、面向“一带一路”发展的汉语教育政策构想维护和推广本国强势语，是世界发达国家一贯的语言政策。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推广汉语为沿线国家和地区交往与合作发展的通用语，制定与时俱进的汉语教育政策，其意义十分重大。

第一，重视国内普通话普及和汉语语言文化教育。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形成了一种“重外语而轻汉语”的不正常现象，社会各界对外语教育的重视与投入远远超过了母语教育。

尽快改变这一现状，必须采取自上自下的语言教育政策改革措施，持之以恒地加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的汉语语言文化教育。

在基础教育阶段，普通话学习与考核必不可少; 在高等教育阶段，必须加强汉语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的学习。

目前，中国高校除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外，其他专业的汉语语言文学课程并未受到重视，学生的母语语言文学水平几乎停留在高考阶段。

为此，政府应当制定、出台有效的语言教育政策，各级学校按照上级的教育政策，改革和完善学校的课程设置，重视汉语语言文学的学习，加强汉语语言水平测试与考核，严把中考、高考及普通话考试关。

通过考试制度、用人政策的改革，从而在最大的程度上提高全社会的语言意识、母语保护意识和公民的汉语语言能力。

第二，高校要对高考学生及大学毕业生的双语能力提出较高要求。

以前，只要高考总成绩达标，一般就会被顺利录取。

但我们发现，有些进入大学的新生或大学毕业生的母语、外语水平都很不理想。

试想，一个大学生的母语水平都很差，其外语水平能有多高? 一个大学生毕业的语言能力都有问题，其阅读能力、表达能力、翻译能力、写作能力能有多强? 不管今后从事语言教育，还是从事笔译、口译、导游、科研等工作，专科、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的双语能力都非常重要，高校必须高度重视，加强考核，严格把关。

第三，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汉语教学。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已有66年的历史。

截至2007年，海外孔子学院已发展到210所，覆盖64个国家和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