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胡适新试革命的重要意义及其不足

他指斥“律诗真乃小道尔”，公开反对旧诗词的滥调套语和呆板生硬，反对用典对仗，主张废止格律，提倡用俗语俗字写今日社会的情状。

胡适所追求的，就是要在中国掀起一场“诗体的大解放”运动，而其目的就是要“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的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文学的可能性。

”可以说，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文学由白话文的推广普及以及新诗的创作的风行而呈现出勃勃生机，胡适的文学主张基本实现了，可是胡适的目标不仅在此，在《新青年》上论及“新思潮的意义时”，胡适把文化革新分解为四个步骤：1.“研究问题”、2.“输入学理”、3.“整理国故”、4.“再造文明”。

他希望构建一个传承发扬传统文化的良好机制，“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具体问题的研究开始，吸收西方科学理论以佐研究，在认真整理“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的基础上，“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误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15最后才能创造一个建立在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之上而又能兼收并蓄世界先进科学理论为我所用以完善自身的新文明。

这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为中国文化设计的发展道路，也是他这期间最主要的学术成就。

胡适发表的《谈新诗》，是我国现代文学中最早的一篇新诗理论方面的文章。

文章肯定了当时新诗的成绩，肯定了“诗体解放后诗的内容的进步”，对新旧诗的比较、新诗的音节、新诗的发展趋势，作了一些探讨，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

正因为是"尝试"，胡适的诗艺还不免幼稚，有明显的不足：一些作品还未脱旧诗的窠臼，甚至散发出"缠脚时代的血腥气"；缺乏想象力，浅入浅出，较少余香与回味；重理轻情，阐理有余而抒情不足；有些诗平铺直叙，节奏感不强，几近分行的散文。

胡适的"尝试"有勇，而创造无力，他的才情似不近诗，这就使他的新诗创作与他的诗论倡导不相平衡。

正是自由体诗歌形式的选择，新诗才葆有开放性的生命活力。

新诗在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生的深层探索中，以敏锐的感觉和精深的思想进行了繁复的诗学表达，其探险性和开放性构成新诗的传统。

诗体的选择和诗学精神的一致性，充分体现了新诗的现代性意识。

胡适的主张和他的贡献都在从不同的角度注释着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实证主义的主张，虽然在现实施行过程中遇到了层层阻力，许多设计直到他去世也未能实现，但他毕竟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有人评价他说：“他什么也没有完成，但是开创了一切。

”这话是公允的，中国的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无不是胡适和他的同仁们辛勤开拓的结果。

他追求自由的表达思想，他渴望学术和民族的独立，他期待一个崭新的中国文明蓬勃而出。

胡适、郭沫若对传统的旧诗格式的打破，对现代新诗格局的开创，即破旧立新，开创了一代诗风。

（白话诗）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胡适，中国新诗的第一人。

1917年2月在《新青年》率先发表《白话诗八首》，是最早尝试新诗创作、最有代表性的初期白话诗人。

1920年3月他的《尝试集》出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

他的贡献在于对新诗的引导，开辟新路，率先进行了尝试，用白话入诗，力图打破传统旧诗格式。

缺点是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不高，属于半新半旧，过渡性的诗歌，没有彻底完成对旧诗的改造。

简答：初期诗歌创作对中国诗歌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在语言上以白话写诗将中国诗歌从文言语体中解放出来，赋予中国诗歌更多的载体；二是创立了自由诗、无韵诗、散文诗等多种诗歌形式，将中国诗歌从旧诗词固定的体式中解放出来，赋予新诗鲜活的生命力。

初期白话诗的主要不足是：缺乏情感和想象力，语言散文化，缺少诗歌应有的韵律美和节奏感。

他认为，“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

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

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上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

他认为“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

1[⑦]他看到了诗体特征与诗的表现功能的关系。

在他看来，自由的诗体最适合表现精神的自由发展、丰富复杂的现代生活与现代人的思想情感，这一见解是异常深刻的。

近代文学变革，包括“诗界革命”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剥离了文学形式与文学表现功能的关系。

他们倡导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是以对旧的诗歌体式的认同，旧的风格的坚守为原则的。

结果是有了“新意境”，却没有产生新文学。

“五四”诗歌文体形式的转换，显示的正是“五四”文学革命变革传统文学现代性意义的新质，“五四”白话新诗运动作为文学革命的先导，体现了新诗对“五四”新文学启蒙运动本质属性的率先把握。

胡适倡导的文体解放，到了郭沫若《女神》的出现，才有了第一次富有现代性意义的成果。

郭沫若不拘一格的自由文体的选择与创造，开始赋予了中国诗歌超越陈腐、奔向现代的宏大气概与新锐品格，把中国诗歌带向了一个与外来现代思想和文化思潮呼应激荡的新时代。

可以说，“五四”诗歌革命的文体解放与“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互为因果、互相推动，极大地开阔与提升了中国诗歌的思想境界与审美品格。

现代白话诗歌运动发动的文体革命是一次诗歌本体意义的质的革命，不同于以往的几次文体演变。

它要彻底地突破音韵格律的束缚，而不是局部的突破与改造，要求的是实现形式自由化的全新的转换，以期适应现代人心灵的自由向度与精神的大解放。

白话新诗运动，也是西方19世纪下半叶（法国象征主义诗潮中的自由诗派）与20世纪初期（英美意象派诗人兴起的自由诗革命）现代自由诗运动影响的结果。

这种影响不仅是诗歌革命的态度、内容，还包括诗歌语言、体式特征等。

可以说，中国的白话诗歌运动是这场世界性的、反传统的、现代自由化的诗歌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并且，胡适是把语言工具的革命作为诗歌革命的关键问题来认识的。

新诗运动实际上是以白话代文言的白话诗歌运动，另一方面则是自由体代格律体的文体革命，这两者互为因果，诗歌语言是与诗歌文体有着内在一致性的。

白话语体与自由文体融合构成现代白话诗体。

散文化诗潮带来的诗歌语言的芜杂、诗体形式的混乱、诗歌节奏的弱化，诗思的散漫等，都是我们不可等闲视之的重要问题。

总体说来，胡适的诗体解放尝试大致采取了“反诗歌的散文化”与“反文言的白话化”两种方式。

“反诗歌的散文化”，即将文入诗，打破古典诗歌行文规范；“反文言的白话化”，即以当下鲜活的语言取代渐已僵死的陈言，使诗歌创作更能贴近普通民众尤其是日益变革的现实生活。

前者致力的打破古典规范，虽然还不能说是现代性自由意识的自觉，但无疑具有潜在的变革冲动，带有个性解放的萌芽；后者在身体力行白话入诗的过程中，则已开始有意识地彰显个人自由，其对“真正的白话”的重视，即是对个人生活本真状态的关注。

i[20]胡适后期《尝试集》中《关不住了》、《一颗星儿》、《威权》等14首被其自认为是“真正的白话诗”及其“成熟期”以后的许多诗作，虽然不过是早期“反诗歌的散文化”与“反文言的白话化”的延续并将之更好地统一起来而已，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在传统文言规范、古典诗歌规范具有强大权势的情况下，其自由白话诗的创作特别是对真正的白话的提倡，无疑是对传统规范的重大挑战，因而亦吻合了时代需求变革的特征，具有了现代性，从而在诗体解放方面取得了实绩。

这种看来似不拘音节形式的诗体大解放，实则仍是对句式和音节等形式因素的重视，这就使其诗作在打破旧体诗藩篱实现诗体解放的同时，不自觉地又将诗体再次束缚起来，进入了另一层拘囿。

由此，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胡适坚决反对音律的限制，要实现诗体的大解放，主张有甚说甚，怎么说就怎么做；另一方面他又孜孜于音节的琐碎辨析和种种试验，处处苛求自然之音，殊不知这样一来的“自然”已非真正的“自然”，而是个人化的自然，人性的尊重和个人的张扬才是其要点，但当时的胡适显然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因此，当他仅仅在诗意和诗音层把“天籁”等同于“白话”时，其所谓的诗体解放，也就只能是半解放了。

胡适诗歌中表现的这些矛盾，一方面既是其没有能从实际生活的角度将文学内容与形式矛盾统一起来，另一方面也是新诗发生期暧昧性的表现，表明了过渡时期的必然探索和矛盾状态。

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自由白话诗虽然是旧诗规范之外的一种发明，从语言方式到阅读方式，都改变了传统诗歌的表意模式，并又受制于既定的诗歌阅读和接受习惯，但另一方面，它显然更是那个变革时代的产物，是“人”的重新发现和“人”的抗争的产物，而胡适或者是不愿意看到这一点，或者是试图以自由主义或不争主义将之消融，这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其更大的成就，从而将诗歌语言再次局限于形式上的音意层。

诗自由体的匆匆登场, 决定了汉语诗歌的命运。

可以说, “五四”“诗体解放”并不属于自觉的文体革命。

但“诗国革命”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突破口, 却实现了文学思想的解放和转变。

先驱们致力于使诗和文学从森严壁垒、保守僵化的封建意识王国里突围, 回到人性复苏、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现代精神家园中来.可以说，“诗体的大解放”正是胡适新诗理论的灵魂：“我们做白话诗的大宗旨，在于提倡‘诗体的解放’。

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把从前一切束缚诗神的自由的枷锁镣铐，拢统****；这便是‘诗体的解放’”(注：胡适：《答朱经农》，见《胡适文存》卷一，第67页，黄山书社1996年版。

)。

在胡适看来，只要诗体解放了，新诗的其他问题诸如写作方法等便会相应解决。

如果说梁启超呼唤的“诗界革命”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是在保留旧形式的前提下倡导内容的革新，因而是一种不彻底的文学改良的话，那么胡适的“诗体的大解放”的主张，则鲜明地表现了一种诗体革命的意识，即把诗歌形式的革新作为新诗建设的核心。

因为比较而言，诗歌的内容要更活泼一些，不断地在流动与变化之中，而诗歌的形式则要稳定得多，其历史的惰性要更大，对诗歌形式的改造，要比在旧形式中填充新的内容艰难得多。

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等“新派诗”和“诗界革命”的鼓吹者，以新的知识、学理、名词入诗，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应该改变旧诗的形式。

而胡适的“诗体的大解放”则是向旧诗的最顽固的堡垒开炮，是啃的最硬的骨头。

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的建立正是从诗体的解放开始的。

胡适的“诗体大解放”的思想在新诗诞生的初期之所以被当时的新诗人广泛接受，并成为新诗运动的指导纲领，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内在矛盾运动。

作为形式范畴的诗体，尽管有其稳定性，但是也一直在缓慢的变化过程中。

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方可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变革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