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古罗马军事制度与古希腊军事制度l

财产安全只是一个方面，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共同体不仅针对安全问题，同时更应该考虑过共同的优良生活。因此，从希腊罗马到近现代的英美国家，对于国家或共同体这种社会组织，经常使用的是这一个词：commonwealth，即共同的福利和幸福。亚里士多德说，主奴管理的方式并不意味着主人就不重视奴隶的利益，相反，主人一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奴隶的利益，而且，当奴隶死亡时，主人就会丧失最重要的利益。虽然奴仆关心自己的利益，但奴仆绝对不会如主人那样关心共同体的利益。主人与奴隶地位不平等，两者无法构成城邦；在由“主人”或主体性的公民所组成的城邦中，公民不仅希望获得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安全保证，他还对共同的福利和幸福有着确定的利益。主人对稳定的共同体较奴仆具有更深刻的利益，具有这种深刻的利益的“主人”在国家中的比重与这个国家的稳定性成正比。当“主人”的共同体与国家重合时，它就产生出一种具有稳定性的共同优良生活，commonwealth。可见，共同体的宪政与主体性的公民之间具有这样功利关系，即当共同体的目的是保护“主人”的共同体成员的利益的时候，共同体本身就具有了来自每一个成员的支持、拥戴和捍卫，就具有了坚固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因为它的存在，与每一个成员的利益息息相关。
在财产—公民资格之间，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军事需要。公民身份与战士身份是一致的，公民共和国同时也是战士共和国。古典城邦实行公民兵制度，没有常备军。公民们平时务农、经商、做工，战时应征从军。公民作战所需马匹、甲胄、剑盾等武器，干粮给养、随从的奴隶等，都需自己准备，平时作好这些准备是公民义务的一部分。外邦人和奴隶在战争中承担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冲锋陷阵的总是公民。行军中奴隶为主人背负武器干粮，伺候主人起居，但战时是主人披挂上阵。希腊方阵的士兵多是由希腊的自由民组成，美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保有武器的权利。国家是由组成它的成员保卫的；城邦的主人同时是城邦的保卫者。
从古希腊开始，西方认为：一个人要想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就不能在财产上依附于他人，就必须拥有财产。拥有一定量的财产是公民独立性的基础，有财产的人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财产是保证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利的必要前提，财产权是公民自由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
民主，无论是从古希腊罗马的早期实验，还是从近代欧洲的复兴来看，都与财产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古罗马军事制度与古希腊军事制度所想到的(如有和谐部分就请拉拉编辑)
由古罗马军事制度与古希腊军事制度所想到的
蓝天12
古罗马的公民参加作战，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古罗马把全体居民按财产的多少分为六个等级作为服兵役和任军队职位的高低的标准，贫民为最低级。以财产多寡为的标准，最初主要是因为置办武器装备的物质能力，例如一个重装骑兵的装备，就不是一般人能负担的。可见，将财产作为公民资格或被选举权的条件，其理由很明确，就是为共同体服务的能力。随着城邦财富的增加和平民在战争中对国家的贡献，以财富作为公民资格和被选举权的条件逐渐被抛弃。在罗马政治衰败的过程中，很多自由民破产，他们没有财产，他们怎么生活呢？这就是领导军队的军官，利用自己的财力，来招募他们参加作战。那么军队就慢慢掌握在执掌军队的领导手中，军队就私人化了，这是导致罗马共和衰败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们一直指责财产权政体是一种资（中）产阶级的政体，是少数人的天堂！其实，这是误解。亚里士多德指出：过于穷困的人对于服务于城邦国家没有太多的激情，他们可能会更加热衷于增加自己的财富而不是为共同体服务；而一个城邦国家要想获得长治久安，就必须有一个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这样的社会是最自由、最平等、最正义的理想社会。中产阶级占绝大多数，也就意味着社会财富分散在大多数人手里，而不是两极分化的专制社会。
在西方历史上，私有财产一直与公民身份或公民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的共同体制度，就是建立在拥有财产的“主人”的集合上。只有这些“主人”才有能力和义务参与、建构、捍卫其所在的共同体。在古典城邦时代，当官是公民的义务，往往没有报酬；有的官员还要自己出资举办公共事业。公民的政治权利与财产的多少相联系，朝廷的一些重要职位只能由拥有较多财产的人担任。按照梭伦立法的规定，所有职官（和主要武器装备）都来自于小康以上的家庭，即“五百斛”级或“双牛”级或“骑士”级的阶层，第四级是没有被选举权的。恩格斯评价梭伦改革时说：“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按照他们的地产的多寡来规定的”，这为西方社会民主共和的模式播下了种子。赤贫的人被认为是和女人、外邦人、奴隶、儿童等一样，无法行使公民权利、承担公民的责任，因为公民的首要职责是保卫国家，而赤贫的人连武器都无法装备，连自己都保卫不了，何论保卫国家。
温泉关战役意味着，只有国家的主人才会愿意拿生命去捍卫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共同体；奴隶或者奴仆一无所有，是不会拿生命来保卫他人的东西的。正如黑格尔说：“主人为了尊严（自由）而战，而奴隶却为了自己的口粮而妥协”。所以，希腊公民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一般说来，当军队以骑兵为主时，政治上相当昂贵的，只有少数贵族才养得起马，充当骑兵；当军制改为以密集型重装步兵为主体后，富裕平民就跻身于军队主力，城邦政治权力的基础也相应地扩大，贵族制便让位于温和的民主制；在海军成为城邦主要军事力量的时候，大量下层平民在海军中充当水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政治地位也相应提高，这导致平民民主政体的建立；最后，在城邦衰落的时代，轻装步兵出现在战场，受到专门训练的职业军人取代了公民兵。公民不再服兵役，同时也失去了政治权利。于是，帝制取代了民主共和制度。这就是政体循环。
战争史上保家卫国的最经典的战例是希腊的温泉关战役。公元前480年，波斯王薛西斯继承先王大流士的遗志，为报10年前的马拉松失败之仇，亲率陆军约50万，海军15万，战舰千余艘，沿第一次进攻线侵入希腊。据说，大军渡赫勒斯滂海峡时，在674艘战船搭成的浮桥上行军7天7夜，军队到希腊北部时，无论在哪里吃两餐，供应的城市就会整个枯竭。希腊最初的防卫线定在希腊中部的山地关口温泉关。该关隘位于雅典西北方140公里处，面海靠山，山势险峻，道路狭窄，易守难攻。斯巴达再次因为太阳神节无法派出军队，仅由国王李奥尼达亲率本国精兵300人，加上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4千人据守此关。李奥尼达及其勇士们与数十倍的波斯陆军撕杀得天昏地暗，波斯军轮番进攻两天不得前进一步，死伤惨重。第三天，在一个希腊叛徒的引导下，波斯王遣精兵绕人迹罕至的山道抄李奥尼达后路，李奥尼达下令让四千伯罗奔尼撒半岛军撤出了战场，自己带着三百斯巴达勇士死守温泉关，毫无畏惧，前扑后继直到全体阵亡。另外请求留下和斯巴达人并肩战斗的还有400底比斯人和700特斯皮亚人，他们也都英勇牺牲。斯巴达人为记念这些勇士的事迹，在温泉关为之立碑：“陌生的过客啊，请告诉斯巴达的人民，为祖国献身的勇士们，遵照他们的法律，在这里长眠”（希腊人认为法律如此重要以至于必须用战争来捍卫他们的法律信仰，他们把战争女神雅典娜也奉为法律与秩序的保护神）。波斯军在此战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共损失2万人，波斯王薛西斯的两个兄弟都在此役丧生。同年9月，300多艘雅典战船在萨拉米斯海峡全歼波斯海军。波斯军逃回本国。公元前479年，波斯军再次侵入希腊，结果又被击败。以雅典为首的希腊海军越过爱琴海攻入小亚细亚，小亚细亚诸国纷纷响应，从波斯暴政中独立。公元前449年，希波缔结和约，希波战争正式结束。
土地私有制是英国代议制的基础。由于土地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 所以，国王必须求财产所有人交税。这样，收税就一直是个艰难的事。1214年9月，英王约翰不经纳税人同意就悍然开征盾牌钱，引起了主要纳税人——贵族的坚决抵制甚至军事反叛。1215年颁布的《大宪章》是一份限制王权、保障被统治者权利和自由的法律文件，构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契约，并宣示了法律高于王权的原则，第一次在制度上确立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原则和先同意后纳税的原则。《大宪章》中最精髓的两条原则是以法律保障了臣民财产及人身安全，以及臣民与君主的契约关系中臣民对君主的反抗权；由25名大贵族组成一个委员会，监督大宪章的执行，国王如有违反，可采取一切（包括武力）手段予以制裁等。这两条原则对后来英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保障个人财产，激发个人创业的动力；人民拥有反抗权，这使革命具有合法性，并最终改变了不合理的制度。
古代最主要的财产是地产，它是政治权力的直接来源。早期的斯巴达是由一小批团结一致的显贵公民所统治。贵族统治者对土地和权力的绝对垄断导致社会下层为争取权益而进行的斗争，从而引发了社会大变革。公元前825～800年进行的莱库古的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平等份地的分配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他说服国人把他们所有的土地放在一起重新分配，份地是通过抽签的形式把土地和农奴平分给平民，能得到份地的平民就成了城邦公民，斯巴达人分得的份地全部由希洛人耕种；这种土地和农奴可以传给后代，但不准出卖和转让。并规定，所有60岁以下的成年男性公民都有随时服兵役的义务。这种公民军事化的制度同份地制密不可分，所有公民，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都是城邦的职业士兵。公民每年从耕种份地的农奴希洛人那里收取70个梅德尼（约相当于105蒲式耳）的粮食，并为他的妻子收取十二个梅德尼，还有一定数量的酒和果品，此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农奴的。莱库古取消了金和银的流通，规定只用铁钱；这造成了货币的贬值，外商、游医、银匠等人都离开了，只剩下一些生产必需品的匠人；打击了奢侈，很多不义罪恶都从斯巴达驱除了。他们终身参加军事训练，从军作战，不参加农业劳动或任何经营活动，也不能积累财富。实行公民共餐制，包括国王在内的所有男性公民都要集体就餐。这使私人财富成了多余，穷人和富人因此没什么差别。为了维持这种集体就餐的制度，每个公民每年必须向城邦交纳一定量的粮食，如果无法交纳规定量的粮食，他就会丧失公民权。通过这种方式，斯巴达人内部建立起了平等关系。贵族与平民的区分虽然没有被完全抹平，但也失去了主要的意义。由于在享有公民权、份地和奴隶方面的平等以及实际生活水平的平等，斯巴达人认为他们都是“平等者”。斯巴达城邦即为“平等者公社”。通过这种僵硬的平等制度，斯巴达人内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避免了贫富分化和党争，共同对付希洛人和国外对手。在城邦形成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是：必须先打破以贵族集团对土地垄断为基础的贵族政治，而代之以土地财产为基础的公民政治。在斯巴达，成其为公民的先决条件是拥有份地，也就是说，对公民权的定义首先就是确立公民的土地所有权。在古希腊城邦中，只有公民才有权拥有土地，土地所有权成了公民权利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