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人和西方人在管理学方面的分歧——兼评三户公的《管理学与现代社会》

转载自“清华管理评论”管理学不比经济学，它会因人所处的文化氛围的不同，被人们描述出不同的内涵来。相对比，经济学则因其描述的行为效益的最大化，而在任何社会环境中表现出同一的结果来。只是如果环境条件不存在，则经济规律隐匿不现身（如垄断和行政干预等），此时经济学则无用处。而管理学则是在研究已然存在于发生过程中的事物，在传统管理学学者看来，则是既存的组织的存在方式，决策以及协调等。现在的管理学以基督教文化圈为其发生地，处处体现出他们的生活理念，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直到行为科学的引入和生硬地引入源于东方的“企业文化”。其发展轨迹虽清晰，但他们（西方人）始终不以为自己已为某种思维定势所左右，以至管理学的学科建立一百年来的发展大大落后于别的学科。由于管理总是离不开一个排除不掉的行为人——管理者，而这个管理者与研究者又同属一个文化氛围，就使得他们看不到自己已经被约束在一个理性天地中。这种不觉知，使得他们未能从管理的源由来看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已在一个既定存在的系统（或组织）中。如一说到科学管理，就已有了个流水线，有了工序和节拍，有了工艺流程……。我们东方人如果从此处跻身进来，像是一个插班生。流水线在哪？线上的工人怎么在我们身边找不到？从这一点开始，东方人也就糊里糊涂地呆望着西方管理学学者的指手划脚，似懂不懂时又插不上嘴，怕让人看出我们不懂而不敢质疑。管理不是从企业管理进入到科学管理之后才发生，而是从此时开始，管理进入了科学化阶段。就是在市场的巨大压力下，企业内部的各种有效的行为实行了标准化和定量化，压缩了无效（操作）动作，给各种操作方法定出了合规的和违规的，把人的动作融入流水线的节拍。在此以前，则是管理者只看操作者的效果，验收只在事后进行，当管理行为发生时，操作者还有些自主性——自主决定怎样操作。其实从14世纪以后，地中海沿岸的商贸发展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原来的行会走向分化，在威尼斯、热诺阿（热那亚）、比萨等地开始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企业雏型。1378年佛罗伦萨爆发的数以万计的梳毛工人起义证实当时的羊毛粗加工小作坊已被成规模的毛条厂所取代。从那时起，企业已存在了500多年，它的合理性是什么？西方人不会想到这一点，而东方学者在没有企业时不应当先想到跟在西方人身后去唱管理的几个阶段，而应当思考一下管理行为为何而发生，或换个角度讲，在东方条件下管理理念应当是个什么东西；更白一点讲，没有企业哪里有企业的管理，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企业，也就没有缘于西方社会环境的那种管理理论的存在基础。我们不是因为没有纯粹西方意义的企业而要否定西方管理学，而是应当老老实实地从西方人认为不需要费精力说明问题的地方补起，这就是上面所说的，需要研究管理行为因何而发生。这样一溯源，就抓到一个机会：西方管理学从半道

上研究管理——从所谓“科学管理”阶段开始，才使得现在的管理学没有了纲领，至使近百年来管理学陷入困境。其间的发展变化无一不是在实践的胁迫下发生的，如霍桑实验的理论和行为科学的渗入没有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这显然是理论本身有问题。包括现在的mba教学，也是在事后找补，没有理论深度和广泛涵盖实践的气魄。如果一个东方人（没有西方文化背景又有一定思维深度的“另类人”）在认真聆听泰勒讲科学管理时能执著地问一句（不是如所有东方人一样那样不懂装懂）：“泰勒先生，你的管理行为发生的基础是什么？”泰勒可能会有几种反映，其中一种是“废话！还用问吗？当然要有一个现成的企业才行。”如果那个学生还不怕老师发怒继续问道：“您说的那种企业我们东方没有怎么办？”泰勒先生可能又有两种反映：其一：“我是研究管理，教授管理学的，你们那里有没有企业关我什么事？”——这是一个不耐烦的泰勒，他太忙了，面对来自东方的这个学生不愿多花时间。其二：（面对所有拜倒在自己面前的学生）“嗯，对，这个东方学生向我传递一个信息，他在提醒我，暗示我的理论是个半道叉出来的一串不完全的理论，我们的理论太实用化了，能给企业造成了利润就以为达到了目标。其实作为企业，管理者的经营目标是达到了，用‘泰勒制’使利润实现最大化就算达到了管理的目的。但是作为学者，则应当把研究对象——‘管理’研究完整了。谢谢你，东方的小机灵鬼儿！”——这是一个学者型的思维缜密并善于抓住疑点的泰勒。那个学者型的泰勒可能在这一启发下，进入新的时间隧道，看看仅仅发生于基督教文明圈

的“企业”是怎样生出来的，是从哪里派生出来的，它怎样为泰勒所培养出的（科学）管理提供了出生的土壤的。我原以为我产生这种思考方式是个独创，别人不会有这种钻牛角尖的想法，因而也就对自己的这个怪异的想法将信将疑，也为此而发愁没有时间和底蕴在这一新天地里有所作为。最近读到一位日本朋友的新书《管理学与现代社会》发现他也有些同种类型的思维方式。这使我想到：大概是东方人的文化背景使然。日本中京大学资深教授三户公从事管理学研究五十年，几个月前来到中国，向我提出帮助出版他的这本书的中文版。日前书的译稿已成，我在编辑的同时也在学习，很有兴味。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克服了以往西方人（和某些模仿西方人的东方人，类似鲁迅所说的那种“假洋鬼子”）那种著述方式，将“组织社会”放到了最前面，这就把在管理出台前的背景环境有所交待了，虽然这部分的内容还显得太少，但无疑他已经发现了作为整体的管理学体系的这个缺陷。依我设想，所谓“组织社会”应当花费大气力说清楚，因为在西方，这部分内容已在人们学习管理理论的以前都已取得共识，而东方人就没有这个知识准备。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多种方法可以标志，其中有一种就是社会组织形态的多样

化。只允许一种组织存在的社会肯定是野蛮的，那就是氏族组织，它融家庭以及社会权力机构为一体。社会进步的一个阶梯就是容许“家庭”产生和存在。这一步进展可能最早发生在中国，中国先人们早就以孝悌为道德基准，这标志着专制君主对家庭的存在是予以尊重的。东周时期，人们向君主举报父亲谋反通敌，最终要被定为死罪的，原因是他破坏了家庭存在的原则。后来从西汉开始，朝廷取仕也都是以孝为先。但是中国在以后长时间的专制时期，一直就在取得这个进步后停滞不前了，一切社会行为都在家庭或宗教的生存原则下被允许存在，包括国家统治行为和经商。也就是说，在中国，只有家庭（家族）才被承认为唯一合法的组织。宗教组织在中国没有稳固的地位也是这个原因。因此，在中国，在东方，完全以经济利益为纽带，以契约为行为准则，并且为最高统治者承认有合法存在地位的“企业”，根本就不存在。那么，在这个企业里所产生的管理理论，在东方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土壤。东方社会产生不出企业这些社会中间组织是东方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也是其结果。没有企业时的所谓管理，本质上都是一种统制。因为它不讲经济原则，不能完全引入管理所必需的近代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在中国，一些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的管理行为应当被称为“权术”，因为用得最多的不是激励、策划之类的现代语言，而是个人魅力、威严以及祖宗训言及典故。相反，企业的存在则使得社会中的人们可以自觉自愿地以计量的方式决定自己融入社会的程度，人们对社会活动有了选择权利，也就对社会发展方向有了一定程度的决定权。也只有在这时，“管理”才有产生的理由和意义。中国习惯于训诂的学者可以举出管仲和范蠡等人的业绩用以证明“管理”在中国的源远流长，实在没有任何科学的意义。那种管理相对于我们现在所论的管理，就相当于方士炼丹术之对应现代化学理论和化学工程实践。那些西方管理学家当然不会为我们这些插班生开办“学前补习班”，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这些“化外之民族”的社会运作方式。但是如果西方管理学家有建造宏大管理理论体系的气魄和能力，他们会造出能供我们东方人从头修起的管理理论来的，这就像我们东方人在学习理论物理学时从物质结构开始，而不是从比重比热和热功当量开始。但是上世纪初的美国人不具备这种气魄和能力。三户公教授在“管理学的发展演变”一章中指出，那种产生于美国的理论（三户先生称之为“美国管理学”），“不能脱离利润追求学，即企业服务学的本质。正如韦伯指出的那样，它以一种幼稚或一本正经的态度，在奴役人类的“器皿”——经营体的内部和外部，努力从事着为把人们禁锢在这种体系之内的理性探索。”我们至少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得出结论：第一，如果我们要学习“美国管理学”，就要先钻进泰勒等管理学家为我们建造好的“奴役人类的‘器皿’”中，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