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心理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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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心理与教育
中山大学教育学院古南永撰
概括地看,影响人格形成的因素有两大方面:一是先天禀赋与潜能,二是后天环境的教化、感染、学习与修养。有人侧重外在环境的影响,认为“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有人偏重主体内在的禀赋,认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一、中国传统人性论与教育观
《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循道之谓教”。
明代学者薛瑄(公元1398~1464):“论性是学问大本原,知此则天下之理可明矣”(薛瑄《读书续录》卷六),“圣人之所以教,贤者之所以学,性而已”。(薛瑄《读书录》卷三)“教本于道,道本于性,性本于命,命者天道之流行,而赋予物者也。”(薛瑄《读书录》卷一)
1、孔子的多面论述
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
2、孟子的性善论与存心养性说
孟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
“存其心,养其性”,(《孟子•尽心上》)
《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3、荀子的性恶论与化性起伪说
荀子:“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性之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
4、告子等的性无善恶论与环境决定论
告子:“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东西也”。(《孟子•告子上》)
苏轼“夫善恶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苏轼文集》卷四《杨雄论》)
5、董仲舒、朱熹等的性二元论与扬善抑恶论
汉代杨雄(BC53~AD18):“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杨雄《法言•修身》)
董仲舒认为人性具有贪仁两性:“人之诚,有贪有仁。贪仁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朱熹用“理”取代了董仲舒的“天”,以之为万物本源。“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者,又各得之以为性”(《朱文公文集•读大纪》)。理
是一种法则,是万物本源,而具体构成万物的质料是“气”,这就是所谓“理气二元论”。关于人性,一方面它源于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朱文公文集•答陈卫道》),“性即理也,在心唤作性,在事唤作理”(《近思录集论》卷一),因此“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朱熹《孟子集注》卷十三)。这是从人性的渊源而言,它源于理。而就人性的具体构成而言,因其所禀之气不同,而有了一本万殊的差异。因为“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朱熹《孟子集注》卷八),天地间其理只有一个,气却是具体多样的,“天地之性,太极本然之妙,万殊之一本也;气质之性,二气交运而生,一本而万殊也,”(《近思录集注》卷二)亦即“人物性本同,只气禀异。……同者,其理也;异者,其气也”(《朱子语类》卷四)。人性正是由体现“理”的“天命之性”和体现“气”的“气质之性”两者构成,两者缺一则不成其为人:“有气质之性,无天命之性,亦做人不得;有天命之性,无气质之性,亦做人不得”(《朱子语类》卷四)。在这两者中,“天命之性”体现天理性命,是无不善的;“气质之性”则因所禀之气有清浊明昏,有人欲之私,故有善恶之分。“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朱子语类》卷四),“人心者,气质之心也,可为善,可为不善”(《朱子语类》卷七十八)。因为人性同具体现天理的善与体现人的欲的恶,教化与学习修养的目的是去恶存善,改变人性中善恶二元的状况,即是“存天理,灭人欲”:“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从性善论到存心养性,从性恶论到化性起伪,从性二元论到扬善抑恶,从性无善恶论到环境教化定善恶,在对教化修养重视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二、近现代教育学观点
关于教育能多大程度地塑造人、影响人的观念,教育应怎样进行,有两大主流思潮:一以洛克为代表,认为人天生近乎一张白纸,近乎纯真,因此一切都由教育决定,教育从理论上说是万能的;另一思潮以卢梭、斐斯泰洛齐为代表,主张尊重人的天性与潜能,教育不是也不应是万能的,而要顺应人的天性,激发潜能。
洛克认为,精神上,人天生只是一块白板,是“没有任何特征的一页白纸”,他们“之所以或好或坏,或有用或无用,十分之九是他们所受教育决定的”。因此,教育的环境、内容、方式等,对人的观念、素质的养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洛克主张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绅士,而“绅士需要的是事业家的知识,合乎地位的举止,同时要能按自己的身份,使自己成为国内著名的和有益国家的一个人物”,他们必须具备“德行、智慧、礼仪与学问”,而德行是首要的。
卢梭(1712—1778)被认为曾“在教育界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大革命。”他把受教育者放在教育过程的中心,认为人天生是善的,有一种潜在的发展可能,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保护这种先天善的本性,发展儿童的潜能。教师必须仔细研究儿童的本性、优缺点和发展的可能性,认真考虑如何创造环境以便使他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天性和潜能。对此,有两种实现的途径:创造一个能维护人类先天善性的优良环境,或者努力保护和教育儿童使其不至被恶劣环境所扭曲。卢梭认为,在一个理想的国家里,儿童将接受公共教育,生活于其中的儿童将会自然地从善,因为他发现周围的环境时刻在鼓励自己向上。父母和其他人都应在家中或儿童的直接环境中提供这种鼓励因素。私人教师与公共学校则应继续保持良好的督促影响。这样,儿童从出生直到成年始终处于良好环境中,他的先天善性有着充分的发展机会和动力,就会成长为一个优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