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 话

土话作者：柏夫选自柏夫散文集《山庄记忆》在中国，有一个与官话相对的概念——土话。

土话其实就是方言，但土话比方言的范围小，也比方言层次低。

因为方言由于某种政治因素完全可能上升为官话，方言也完全可能上升成为普通话，而土话则没有这种幸运。

土话，是每一个人最先学会的话，也是每一个步入官场的人最先需要忘记的话，同时也是每一个人一生中最后最爱说的话。

唐代大诗人贺知章有这么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这首诗很直白，可以说是以白话入诗了，却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可能就是由于诗人少小离家、老方大回、乡音未改的情怀拨动了人们心灵最柔软的地方，因而也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佳作。

有多少地域文化的传承者融入了泥土，有多少承载着地域文化的珍贵文物湮没不存，有多少显示着地域文化特征的建筑破损坍塌了，但如果有土话在，这种地域文化就没有灭绝，这种地域文化的根就深深地扎在那乡情浓郁的土话中。

无论浪迹天涯海角，还是身为游子迁客，只要操起一口土话，就会有人凭着乡音来认乡亲，把酒言欢，用土话着着实实地谝一会闲传，叙叙乡情，那也是人生不可多得的享受。

不然，有人怎么会把“他乡遇故知”也列入人生四大乐事呢？有些世纪伟人，功业盖世，世人视若神明，但使人真正感受到他们人格魅力和亲切的地方，往往不是他们的那些所谓丰功伟绩，而是那一口浓浓的土话，因为正是那浓浓的乡音，使他成为一个血肉丰满、充满泥土气息的真人。

由于中国革命如某位伟人所说，是一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

所以，在革命队伍里便集中了许多操一口浓浓土话的人。

中国革命便在这些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南腔北调的各种会议中争论，当形形色色的土话全成一个统一的意志时，中国革命便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也最终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土话是每个人最初的真正的母语，普通话和官话只能是土话的后代。

人们之间的隔膜，常常不是由于地位、贫富而形成的，而是语言沟通上的障碍造成的。

人们可以翻山越岭突破许多天然屏障，但语言的隔膜常常令我们望而兴叹。

地道的上海土话，虽然也属于汉语，但对于一个不懂北京人而言，可能还要比英语难懂。

同是一个语系的人，有两个人用土话交谈，其他听的人可能一点都听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而他们用土话交流达到的那种默契，那种内心的熨帖和舒坦，也可能是其他任何人所难以感受的。

前一段王海生用天水土话演绎了一个小品《村长剪彩》，把天水土话运用得惟妙惟肖，生动地道，妙趣横生，看得一些当地人前仰后合，捧腹大笑，可一些说普通话的人却看得一头雾水，觉得莫名其妙，只有跟着大家傻笑。

一个地方的土话中，常常会保留下许多当地文化发展的印记。

比如，我们当地一个普通的老大娘，看到天热，便会对孙子说，“快到廊檐下去凉快一下！”这时候，许多外地人便会不知所云。

这“廊檐”一词，对她来说，其实现在指的就是房檐，可你还别小看，这老太太为什么不把房檐叫房檐，却偏偏要叫什么“廊檐”呢？当然，这个乡村老太太一定是不知究竟的，但就从广大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土话中，你稍一留心，就会找到我们祖先曾经阔过的痕迹。

试想，一个普通的农家就几间茅舍而已，那还会有什么“廊”？更不会有什么“廊檐”？因为但凡有“廊檐”相连的房屋，一定就是高堂大舍，曲檐回廊，而能有这样建筑的人家，如果不是贵族之家，也一定是富豪门第。

因而，这“土话”中留下来的蛛丝马迹，不就成了我们祖先“曾经阔过”的有力证据吗？再比如，我们当地人也把吃叫die，就是“口”字旁加一个“至”字。

普通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上查不到的字，五笔字库里也没有的字，一个乡村老头子却常常脱口而出。

后来，看《周易》，《履卦第十》中说，“履虎尾，不die人，亨。

”试想，这老头口头上讲的竟是连孔夫子都认为很艰深的《周易》中才有的字，你说我们当地土话蕴含着多深的文化底蕴？而这些自认为世世代代是社会底层的人，究竟又何以口耳习传着如此艰深古老的文字？这里面又有多少文化信息和传奇故事呢？土话不只是比普通话古老，而且曾一度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全国胜利之初，在北京、上海和一些省会级的大城市里，声音最高的不是操京腔的京撇子，也不是操普通话的白面书生，而是操着浓浓乡音土话的大老粗。

曾几何时，不知不觉间，一些大字不识，能力不强，也没有什么特长的人一个个进入了政治圈子，有的甚至进入了权力中心，究其原因，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由于他在说着和主政一方的长官一样的土话，因而被乡土情结很浓的老领导认了同乡，引为乡党，结为亲信，视为心腹。

而在这些乡土观念很重的土生土长的老干部眼里，讲土话就是老实巴交，就是不摆花架子，就是朴实无华，就是品行优秀，因而也靠得住。

在当时许多人眼里，如果一个从乡里来的人讲普通话，就会被人们认为是“扁言子”，认为是忘本，而忘本在那个到处套用“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的时代，就等同于忘恩负义，因而，讲普通话，尤其是乡下人讲普通话竟然上升到与道德评价挂钩的地步，使许多想讲普通话的人望而却步。

尽管一些个操着土话的领导在大会上大力倡导要讲普通话，但普通话的推广还是步履维艰。

记得，老家曾经有个土孩子上学到了城市，找了城市媳妇，回到家里，老父亲坐在土炕上，儿子看炕上不太干净，生怕委屈了城里媳妇，就用普通话说，你坐到被子上吧！老父亲一听一言不发走了，村里人问，你儿媳妇回来了你咋不在家里，跑到外面干什么？老人说，我儿子太不像话，要叫他媳妇坐到我背子上。

“被子”和“背子”在城市里人是一个读音，可乡里人都管“被子”读bi zi，“被子”“背子”，读音各异，泾渭分明，结果给儿子拿普通话一搅和，老子难免又把城里的“被子”当作自己的“背子”，也难怪老人要生气。

土话曾经一度大行其道，甚至成为一个地域的政治语言。

在西北某一省会城市，曾一度大家以说某地的土话为荣，以说省会的方言为贱，以说普通话为呆。

因为某地属于老区，在那里走出来了许多革命前辈，这些身在高层操着土话的人，实际操纵着一个省份的大权。

而这些人最容易听懂的话就是某地土话。

许多干部用普通话汇报老半天也讲不清楚的事，用这种土话可以三言两语解决问题，而且常常听得老领导哈哈大笑，从而改善下级汇报工作时的森严气氛，达到普通话难以达到的成效。

从这个意义上讲，土话的圈子已经上升为一种政治生态，而土话已然成为一种政治词汇。

就是在北京，曾一度是湖南话声音很高，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都说湖南话，由于他们的政治影响，湖南话自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自然也就波及全国，以致现在拍摄的有领袖出场的影视剧，完成了全国观众对湖南话的启蒙，许多人就是在影视剧里学会了听湖南话。

按理说，老一代领导人在北京生活那么多年，应该有一口纯正的京腔。

可1949年当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用他那带着浓浓湖南口音的土话，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时，那种带着金属穿透力的湖南土话霎时便响彻了世界，彰显了土话的某种极致。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时刻，一些伟人的土话，可以比官话更有力，比普通话更流行，比文言文更蕴含丰富，比诗歌更朗朗上口中，甚至可以把土话说成普通话，讲成世界语。

改革开放后，广东等一些沿海地区先富起来了，由于经济发达，影响相应扩大，以致富甲一方的土话——粤语盛行一时，甚至比普通话更吃香。

人们一听粤语便如闻仙乐，眼前一亮，导致个别操一口蹩脚粤语的骗子也人五人六，到处行骗，吃香喝辣，最后，当大家发现是一场闹剧时，骗子已经卷资而逃。

总结经验教训时才发现，这骗子行骗成功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因为当时人家说一口粤语，大家都把他当作广东富商，弄了许多茶余饭后的笑谈。

后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干部交流成为大趋势。

一些个外地去的干部到一个新地方，首先要融入当地干部当中，当然就也学说土话。

甚至，在后来的一些正式文件中，也毫不隐讳地明确地强调，干部不但要讲好“普通话”还要讲好“地方话”，不但要会讲“官话”，而且要会讲“土话”，当然，这些加了引号的“话”已经被赋予全新的政治含义，但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土话对政治文化的影响力之大，也可以看出土话对人生社会影响之广之深。

尽管土话如此之深地影响了古往今来的多少代人，但是文化的融合是一种大趋势，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语言交流是最重要的交流工具。

甚至一些新拍摄的影视剧让领袖人物也说“普通话”了，大家也都欣然接受了。

这应该是大势所趋，可是也有例外，当赵本山、小沈阳在春节晚会一炮走红，东北话随着全国巡演的节目而在各大影视传媒流行，一些个末流演员，也随着“明星”转起来，大家转得晕晕乎乎，到处是一些个粗俗土气，你忽悠我，我忽悠你，女声女气，“嚎嚎”不断，大有“欢笑声里说春晚，听取嚎声一片”的尴尬。

因为这种低俗的地方文化既缺乏品位，又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只是一种一反常规的反常的炒作，因而还是令人十分反胃的。

在全民接受教育的今天，在普通话全面推广的大趋势下，随着我们的孩子进入大学，进入大城市，任何一个穷乡僻壤，任何一个山包的皱褶里，都响起了京韵十足的普通话。

当然，也有普通话和土话的对白，我们很清楚，那一定是在北京上大学的孙子在与大山里生活了一辈子的爷爷进行对话。

这种对话的格局是如此之明朗，那中气饱满、包含着许多现代词汇的普通话，代表的是新一代、是知识、是科技、是朝气、是未来，而那夹杂着咳嗽带着嘶哑的土话，虽然令人牵心，然而已经在古朴之中含着落寞、落后、落伍。

不管土话中含着多少宝贵的传统和文明，土话不可逆转将随着老一代的行将就木而归之于泥土。

我们的新一代不可能硬扛着土话加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尽管我们非常留恋那种带着浓浓乡情的土话，尽管我们特别醉心于带着旱烟草味的乡土话讲述的故事，尽管我们十分沉迷于老奶奶韵味十足的土话所吟唱的童谣，但，城市的儿媳妇会果断地制止老奶奶的童谣，因为它太土了，在十分注重胎教的时代，那受过现代和西方文化熏陶的城市儿媳妇能够让这种土得掉渣的童谣充塞孩子的耳朵吗？也真怪了，就是在襁褓中的小宝宝显然也已经更加习惯于在舒伯特《摇篮曲》优雅安谧的旋律里安睡，一听那土话哼唱的童谣便会哇哇抗议。

当然，究竟是模仿还是抗议谁都说不清，但取舍和决定都已经由不得老奶奶了！不同的语言，传承着相应的文明。

普通话里能够吸收去网络词汇，普通话里也能够加进去各种外语新词，但很难容得下土话，土话不可避免地将被夹带着许多洋词汇的普通话所取代。

虽然，眼下我们作为居于中间的中年人，常常在爷爷与孙子的对话中，尴尬地担负着翻译的义务，小心翼翼地实现着一个屋檐下三代人的艰难沟通。

我们甚至天真地期待着能够把土话所蕴涵的文明以普通话的形式保存下来，期待着土话所承载的古朴传统能与现代文明相通相融，期望着土话和普通话的兼容，但就是在这个“思想解放、兼容并包”的时代，这，也只能是一种奢望和梦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