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读后杂感

《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读后杂感
《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读后杂感
近一两年中，不知是王崧舟老师的哪一次讲座中提到了孙绍振先生《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一书，印象中只感觉王老师对此书非常推崇。

于是，一定要读这本书就成了我心中的一份牵挂。

记得09年春假期间去文史书店淘宝，被告知这本书业已售罄，就买了一本《名作导读》怏怏而归。

暑假里在博库书城偶见这本书，并如获至宝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待付完钱才发觉是修订版，书的封面包装、价钱都和传说中的不一样。

疑疑惑惑的翻开书看了孙先生写的几页，知道是新版，就定下心来了。

到工作室后，发现傅老师所发的是旧版，和我买的《名作导读》是配套的书，封面红红的，很有阅读“召唤力”，就要了一本。

比较新旧两版，感觉新版装帧更精致，内容更精心，删节了一些，增补了每章的前言：夏天为什么缺乏诗意经典（第一章大自然）；刹那心灵颤动的审美价值（第二章作家心灵）；不能拘泥于情趣（第三章崇高的趣味）；贴近混沌初开的心灵的精彩（第四章童心童趣）；在非诗意的亲子之爱面前睁开眼睛（第五章亲子之爱的诗意与卑微）；生命的价值不限于人类（第六章最后一片叶子、动物）；情节就是把人物打出常轨（第七章小说艺术）。

不过，旧版阅读时拿在手中轻便。

我的《名作细读》阅读是先旧版，然后
是新版中补充内容这样展开的。

读罢，忽然想到了一句话：也许，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一个人的心灵史。

先从我颇有触动的《荷塘月色》文论纷争说起。

1927年7月，朱自清先生在清华园写下《荷塘月色》。

尔后，不仅大陆上将之选入了中学课本，台湾也选入了中学课本。

因为该文写作这一年的4月，正好是“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于是上世纪90年代前后对于朱自清先生开篇中“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的解读，基本上就只有一种思路，就是社会学的政治功利价值：他的苦闷反映了当时既不能投靠国民党，又不能奔向井冈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彷徨。

大抵是受当时文论界这种主流话语的影响，中学语文教参上写道，“全文反映了作者对当时蒋介石白色恐怖的严酷现实的不满，以及他苦闷彷徨，希望在一个幽静的环境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而又无法解脱的矛盾心情。

”
但是，却如何解释台湾也将该文选入中学课本呢？台湾的国文教师是怎样向学生解读《荷塘月色》的呢？一直成为我心中的一个疑团。

孙绍振先生在《名作细读》一书的第二章，以《超出平常的自己和伦理的自由一一〈荷塘月色〉解读》一文，从家庭生活伦理的角度，分析了文本中关于“自由”与“不自由”的内涵，得出“强调的是离开了妻子和孩子获得的一种心灵的解脱”这一结论。

较之社会政治功利说，孙先生的观
点很新鲜，提出了更多的实证，推理更合理些，尤其他所讲述的朱自清当时正处于家庭伦理的惶惑无计中，举证切近而有力。

不过，我自己倒不太赞同孙先生的这一观点。

我更倾向于孙先生书中所提及的《荷塘，一一一代知识分子的“桃花源”》一文中，姚敏勇在阐释荷塘宁静、雅洁、情趣、自由的意蕴之后，联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提出“荷塘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世界”这一观点。

所以我觉得，细读文本，其实是我们在寻觅自己心目中的一个“荷塘”。

如王崧舟老师所言，“从根本上来说，文本细读读的不是那个文本，而是你自己。

心中有的，眼中才有；心中没有的，眼中始终没有。

文本是你自己美丽的倒影。

”我也始终觉得，孙绍振先生的《名作细读》，亦是带着审美的情感在寻觅心中的“荷塘”。

首先我感觉，孙先生是基于中学语文课堂残荷雨声不忍卒听而重建文本微观细读方法论的。

试看孙先生书中秉持的观点很新鲜，很多的个案分析对以往中学语文教参上的作品分析应是一种全然的颠覆。

由于教参上的文本分析更新周期长，很多的观点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时期的研究成果上。

用孙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新时期以来对西方文论的引进声势浩大，流派更迭过速，以至于前卫的理论日新月异，尖兵已经到达西方文论的前哨，而文本分析却停滞不前，微观阐释和分析始终是极薄弱的环节。

因此，导致文本分析的话语是
空话、套话、大话、胡话乃至黑话充斥，所谓的文本分析不过是空洞无物、不着边际的谥美之辞，或者是把经典的诗歌翻译成散文再加上任意性的拔高。

有效的分析非常稀缺，无效信息被空洞的赞叹、华丽的渲染所掩盖。

比如，中学教参所引的原北大教授袁行霈先生对贺知章《咏柳》一诗的赏析，指出本诗的好在“第一，万千柳丝表现了‘柳树的特征’，不但写了柳树而且歌颂了春天。

第二，从‘二月春风似剪刀’中，看到了诗人歌颂了‘创造性的劳动’。

其实就是当时国内文论界主流话语——马列文论的观点。

在孙先生看来，前一句把写出对象的特征当作好诗的标准，这是将真当作美；后一句则把马列文论的价值观硬套在一千多年前的诗作上，这是将善当作美。

这样的阐释既是无效的，也是扭曲的。

其二，我觉得非常可贵的是，孙先生给一线语文教师提供了“寻觅心中的荷塘”很好的利器：还原法和比较法。

孙先生建议，对于单篇作品的分析，最基本的方法是还原法。

所谓还原，就是根据艺术形象提供的线索，把未经加工的原生形态想象出来，找出艺术形象和原生形态之间的差异，分析其间的矛盾，体味作品在艺术上的特点。

比如上文提到的《咏柳》一诗，二月春风本来是柔和的、温暖的，诗人偏偏要把它比喻成锋利的剪刀，一则为了与上句的“裁”字相呼应，二则表达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惊叹与赞美，甚至
还是一种男性趣味、男性话语霸权的表现。

这样一还原，便分析出了诗人对汉语潜在功能的成功探索，对自然之美的惊叹之情等艺术价值。

这还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想象还原。

还有更高层次的还原，如人物心灵或情感的还原：通过考据李白的政治遭遇，还原出他作《下江陵》一诗时欣喜若狂的心情，从而分析出该诗通过变异的感觉来抒发强烈的情感的艺术特点；再如历史的还原，还原诗作《再别康桥》在艺术史上的传承地位，说明该新诗在情感表达方面的里程碑意义；又如语义的还原或关键词的还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找出“乐园”、“趣味”等关键词，将它们的本义与该语境下的具体语义加以比较，从中看出鲁迅先生对汉语语义的创造性探索和蕴涵的人文性；等等。

当然，孙先生的“还原”旨在回归，即通过还原客观生活真实回归到作者主观真实，以把握作家情感表达的诉求。

还原法对于单篇作品的分析是有效的，但对于经典作品来说，其权威性会对读者造成一定的蒙蔽：似乎这样描写是最好的，除此以外再没有可媲美的。

要突破这种蒙蔽，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一系列文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其实，还原法在对象的原生形态与艺术形态之间进行比较，找出二者的差异和矛盾，已涉及到比较法。

比较法的关键是寻求差异和矛盾，为文学作品提供一个参照物，设置一个坐标系，
以便更加看清它的真面目。

比较法有不同的层次，比较简单的是同类作品的比较，如题材同类的作品。

异中求同也是较为低级的层次，同中求异才是更为高级的层次。

例如朱自清的《背影》和冰心的《笑》，一篇描写父爱，一篇描写母爱，在表现亲情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但面容、笑是比较容易美化的，而背影却是不容易美化的；通常写母爱的多如牛毛，而写父爱的却异常罕见。

可见，朱先生的难度比较大，因而其取得成功的程度、经典性就超过了《笑》。

孙先生将比较法区分出这么多细致的层次，并佐以实例浅易地说明，给了语文老师很好的指引。

其三，孙先生传递给我们细读文本应拥有的一种行走姿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曾试图去解开孙先生《名作细读》的理论密码，便查阅了《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20世纪西方文论
流派综述》和《艺术审美解读的意味空间——接受美学与阐释学述论》等文献，感觉似乎孙先生的理论基础是中西方文论的杂糅而卓然自成一家。

正如一位学者评述：机械反映论和功利价值话语把文本分析变成了政治学、社会学的附庸，孙先生重建文本分析学科，无论研究对象、研究角度，还是分析话语均具有独特的属性。

而我们，长期言说着别人的话语，以至忘记了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

寻觅心中的“荷塘”，我们必须拾起自己的话语权力。

孙先生也慨叹作品分析之难，他说是因为人的本性、人的心理结构，总有一些天生的局限。

确乎如此，由于现有的心理图式太狭隘，太封闭，面对一部作品时，便会导致两种自我遮蔽情况的产生：一是，明明作品里有的，却往往视而不见；二是，作品中没有的东西，却神乎其乎地看到了。

其实，看到的只是自己心目中固有的东西。

比如提及写景的诗歌，便会想到“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思想感情”，然而这并非诗人创作诗歌文本的真实旨意。

所以，要提高文本分析能力，必须从哲学上、美学上、文化上、文学上等多方面获得滋养，以不断丰富自己已有的图式，我们才能寻觅到心中的“荷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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