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成要件理论的违法·有责行为类型说

【内容提要】日本刑法学中有关构成要件理论的违法·有责行为类型说是由小野清一郎在二战前提出的，二战后经过团藤重光定型说的阐发而成为一段时期内日本刑法学中的通说观点。但是这个学说受到了行为类型说、违法行为类型说的挑战，在刑法学中的影响已是大不如前。现在有学者，认为不同的学说都是以不同的机能期待为前提，学说之间并无优劣、高低之分。【关键词】构成要件构成要件理论违法、有责类型机能的考察

一、违法·有责行为类型说的提出日本刑法学家小野清一郎主要是在学习德国贝林（beling）、迈尔（mayer）的构成要件论的同时，展开了构成要件是违法·有责的行为类型的独自的理论。对此小野博士是这样论述的，“所谓构成要件，是指将违法并有道义责任的行为予以类型化的观念形象（定型），是作为刑罚法规中科刑根据的概念性规定。”[1]由此，“我主张构成要件既是违法性的类型化，同时也是道义责任的类型化，构成要件是违法并且有道义责任的行为类型化。”[1] 与构成要件理论的违法行为类型说的最大不同在于，小野博士认为在犯罪论体系的构成要件、违法性、有责性三个层次中有责性是根本，也就是说，他是以独特的道义责任论作为犯罪论体系构建的基础，同时，道义责任论也影响到他有关构成要件的认识。基于这样的理解，博士认为“在贝林、迈尔的理论中将构成要件、违法性、道义的责任三个要素看作是并列的，这是遵循在诉讼程序中认识的顺序……具有所谓的作为诉讼法的思考的意义，但是这就免不了成了分割的思考。如果考虑其实体的法理的话，它们其实是立体的重合的三个概念，由浅及深推进的话就是构成要件、违法性、道义的责任的顺序，但是形而上学的最根本的内容是道义的责任，违法性是它部分的表现，构成要件更是它部分的表现。另外主要是存在一个把握犯罪的本质的三个概念的机会，通过它们的综合统一而成立犯罪的具体的概念。”[2]这样，小野博士的构成要件论的基础就是：犯罪的本质是道义违反，由于道义的责任是犯罪的根本要素，因此构成要件就不能被认为是脱离责任的类型化的存在，相对于犯罪分析的考察来说是将综合统一的考察置于重点。“构成要件”的“实体”是“伦理的非行，即反道义的行为，被认为是值得社会处罚的（当罚的）行为，作为国家的道义政策所不允许的行为。”[3]“构成要件是一个具有全体意味的概念，充满伦理的、道义的意味的法律上的观念形象”。[2] 对于小野博士来说，在把构成要件理解为是违法·有责行为以外，认为构成要件中“存在规范的以及主观的要素是当然的”。构成要件是“不但全面的包含规范的意味，而且还可以说是全面的包含主观的内部的要素。”[2]博士认为虽然将主观的要素看作是违法的要素是有限制的，但是从作为道义的责任的类型化的方面来说，故意和过失作为主观的要素从一开始就是构成要件的要素。[2] 需要注意的是，小野博士提出违法·有责行为类型说并非基于罪刑法定原则而提出的，他将构成要件论引入日本时认为“即便是完全否定了罪刑法定主义的原则”，犯罪的成立中除了违法、有责、因果关系这些“普遍的思想”以外，“行为也必须该当一定特殊的法律构成的概念”，这就是的导入构成要件论的根底的“法理的要求”。因此他主张构成要件论是基于法理原则的要求而独立于罪刑法定主义的存在。[2] 如果从构成要件的机能这一点上来看的话，小野博士的这个构成要件论认为故意犯与过失犯的构成要件是不同的，是一个将构成要件的犯罪个别化机能贯彻到底的理论。再者，构成要件是有责的行为类型，因此构成要件不仅有违法推定机能，而且还有责任推定机能。但是，由于将主观的要素、规范的要素都当然的作为构成要件要素，因此他的构成要件不重视罪刑法定主义的机能。另外，将故意和过失作为要素的构成要件，由于故意不能成为认识的对象而使构成要件不具有故意规制的机能。[4]

二、违法·有责行为类型说的展开（定型说）战后随着强调基本人权的现行宪法的制定，即便是在法学的世界也开始呼吁一种裁判官的判断应该受制于制订法的法实证主义的思想，构成要件论当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5]其中最引入关注的是由团藤重光提出的“定型说”，从形式上来看，定型说与小野博士的观点并无太大区别，但是从思想前提上来看，团藤博士却是严格地站在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立场上。团藤认为定型是构成要件的核心特征，

“原本受到社会伦理的非难被看作是值得处罚的行为，前法律的来看，几乎有无数的类型。这些都是，所谓的刑事学的犯罪类型。立法者对其加以取舍选择而（将其）规定为法的犯罪定型。刑事学的当罚的行为类型，由此而被提升为法的可罚行为的定型。这时，刑事学的犯罪类型就和法的犯罪定型相互分离。……这样的犯罪定型就是犯罪的特别构成要件，或者简单的被称为是构成要件（tatbestand）。……构成要件是列举那些从定型来看是违法的、而且从定型来看是适合对行为人进行非难的行为（根据场合包含结果在内的广义上的行为）的法的特征的存在，是违法类型的同时也是有责行为类型。总之，违法·有责的行为的法的类型就是构成要件。充足了这个构成要件，就是犯罪成立的第一要件。”[6] “根据贝林的观点构成要件不仅是各种各样的犯罪定型的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共通的支配的指导形象，而且还是明示共通的犯罪定型的特征的指导形象。虽然他从一开始就将构成要件概念中装满了具体的内容，即便是这样，后来，构成要件还是成了一个被极为抽象地理解的存在。这样，最终就导致了丧失重视犯罪的定型性的立场。必须说小野博士支持贝林早期的观点而排斥其后期的观点是恰当的。梅兹格（mezger）试图结合违法性与构成要件，强调作为不法类型的构成要件，可以将构成要件理解为是装满了实质意义的内容的存在。但是，他将构成要件与违法性直接结合在一起，在各种意义上是不恰当的。第一，将具体的·非类型的观念违法性与类型的（抽象的）观念构成要件并列放置在理论上是不恰当的。第二，一定因为单单将构成要件理解为违法类型而受到批判。第三，犯罪定型的第一次的重要性并没有在这个观点中被表现出来。虽然，梅兹格的观点与迈尔和贝林的观点相对被称为是新构成要件论，但是对于以上所述的优劣必须要注意。”[6] “我们必须要将构成要件、构成要件该当事实、构成要件该当性（tatbestandsmabigkeit）的评价区别开来。”“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也可以被叫做构成要件的评价，是一种规范的价值评价（至少是一种与价值相关的事实判断）。与违法·有责的判断是具体的判断相对，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是基于抽象得·定型的基准的判断。某社会事象，在接受构成要件该当的判断时，才开始出现在刑法的意义的世界里。虽然该当定型的·抽象的构成要件的行为未必就是具体违法·有责的，但是反过来说，不该当定型的·抽象的构成要件的行为，就根本不存在（讨论）它是否具有违法·有责问题的余地。”

[6] 团藤认为对于构成要素来说，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可以分为记述的要素与规范的要素、主观的要素与客观的要素等等。为了方便起见，将构成要件要素分为作为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要素与作为有责类型的构成要件要素。对于作为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要素来说包括：行为的主体、行为的客体（handlunggs objekt）、行为的状况、行为、结果、主观的违法要素（故意、过失以及目的犯的目的、倾向犯的倾向、表现犯的心理过程）；对于作为有责类型的构成要件要素来说包括：故意、过失。[6] 对于构成要件的机能而言，有刑法理论的机能与社会的机能。所谓刑法理论的机能，是指构成要件应该发挥作为犯罪论中理论支柱的机能。把构成要件理解为违法性和责任的类型时，以构成要件为核心，就能构筑各犯罪构成要素密切关联的、一贯的刑法理论体系。构成要件该当性作为犯罪成立的第一要件，先行于违法性和责任的要件，只要不承认构成要件该当性，就没有进而把违法性和责任作为问题来对待的余地。而且，符合构成要件时，就推定违法性和责任的存在，称其为构成要件的征表性机能。另外，针对未遂犯和共犯的规定，应该理解为是构成要件的修正形式，而罪数也是由构成要件来指导的，因此，构成要件具有作为犯罪论支柱的意义。所谓构成要件的社会机能，是指保障自由的机能和维持秩序的机能。

三、违法·有责行为类型说的新发展（一）西田典之的构成要件论西田认为“什么是构成要件，想要对其进行严密地定义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从刑法规定出发来看，构成要件就是刑罚法规中除了法的效果（法定刑）以外的部分。……进而，什么是构成要件，常常是必须要通过解释来确定的。……这样，构成要件就是由各种各样的要素所构成的。于是，构成要件是可罚的行为类型，此外，构成要件的要素还是和行为的违法性、有责性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