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的基本类型

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的基本类型作者：郑俊晖来源：《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 2011年第4期[内容提要]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的基本类型大致包括二十六史中的乐志、律志和艺文志，《十通》中的音乐文献，会要会典中的音乐文献，类书中的音乐文献，音乐专著与篇章等，每一类都有其自身的文献特点和规律。

[关键词]音乐文献学／文献种类中图分类号：J6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736(2011)04- 0099-4作为一个具有文献记载传统的民族，我们的先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累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般的音乐文献。

它们记录着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音乐文化发展轨迹，其数量之巨，内容之丰富，为世界其他国家所罕见。

这就要求对其进行合理的分类，使之兼顾历史的原貌和现实的使用。

目前学术界较多根据音乐文献的内容进行分类，如《中国音乐书谱志（增订本）》将中国古代音乐文献分为音乐理论和历史、歌曲音乐、舞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器乐曲、宗教音乐和典礼音乐，综合等8大类。

其中大类之下设小目，如音乐理论和历史下设乐论、律吕，乐志和音乐典制、音乐家传记资料、西洋音乐理论、乐器考、纪事杂论等。

这种分类方法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但笔者近5年在执行主编《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的过程中，经常发现：历史文献编纂的内容总是和文献种类息息相关，若能在分类中兼顾文献内容和文献种类，使其互补互见、互为参校，则不无裨益。

笔者现据文献种类，将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的主要类型依次论述如下：一、二十六史中的乐志、律志和艺文志二十六史指清乾隆年间钦定的二十四部“正史”加上民国时期编修的《新元史》和《清史稿》。

这26部史书虽然都采用纪传体写作，但并不是所有的史书都具有完整的纪、传、志（书）、表。

兹统计其中的乐志、律（历）志、艺文志情况列表如下：表1二十六史中的乐志、律志和艺文志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其大多数编修者如司马迁、班固、沈约、欧阳修、万斯同等人博览群书，才识俱佳。

此外，官修史书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料保证，故其史料来源相当广泛，包括起居注、奏议、诏令、国史、音乐论著等，是我们了解古代历朝乐事、乐制、乐书的重要依据。

如蔡元定《燕乐原辨》早佚，但《宋史·乐志》转引百余字，堪称珍贵。

为前朝修史，是我国古代约定俗成的传统，故而二十六史中对历朝乐事的记载得以绵延不绝。

虽然并非所有的史书均设志（书），但由于乐志、律志的写作有追溯前代的惯例，故亦可弥补前代史书所阙。

如《三国志》中并无乐志和律志，但《宋书》和《晋书》中的乐志和律历志均追述魏晋期间之乐事更革。

《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南史》、《北史》中无乐、律志，但《隋书·音乐志》3卷却记载了南朝梁、陈、北周、北齐、隋五朝的音乐史事。

艺文志（经籍志）亦有类似情况。

从汉到宋，各史艺文志书目的主要来源是政府藏书，故兼收前代遗书，其中如《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等更是总论、大序、小序齐备，尤其便于查考音乐图书的源流和学术演变。

当然，由于“正史”史观的局限，二十六史中的音乐文献更多地聚焦宫廷乐事及“英雄”人物的事迹，如乐志多哀辑以歌功颂德内容为主的宫廷曲辞、太常乐章，律志多限于宫廷乐律沿革，且常常带有如“埋管候气”、“以指距定黄钟律管”等不同程度的神秘主义色彩。

二、《十通》中的音乐文献《十通》分《通典》、《通志》、《文献通考》3个系统，共计700余卷。

唐代杜佑《通典》开《十通》之首，继而有南宋郑樵撰《通志》，元初马端临撰《文献通考》。

清乾隆时设立三通馆，先后续编《续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合为《九通》。

后刘锦藻以一人之力，将乾隆五十一年至清末的材料搜集整理，编成《清朝续文献通考》，遂使《九通》增为《十通》。

《十通》中，《通典》系统有“乐典”，《通志》系统有“乐略”，《文献通考》系统有“乐考”。

笔者现统计其中的乐典（乐略、乐考）情况列表如下：表2作为研究典章制度的大型专门书籍，《十通》规模宏大，内容广博，凡历代乐制、律制、乐器、乐种沿革等，都做了分门别类的记载，用力甚劬。

作为不同的系列，乐典、乐略、乐考编著体例不尽相同。

以前《三通》为例，《通典·乐典》7卷，可厘为历代沿革2卷、十二律1卷、权量1卷、歌舞1卷、清乐1卷、郊庙宫悬备舞议1卷。

《通志·乐略》2卷，卷1主要记录历代乐府歌曲、琴曲；卷2载律吕、八音等。

《文献通考·乐考》21卷，可厘为历代乐制3卷、历代制造律吕1卷、律吕制度1卷、度量衡1卷、金石土革丝匏竹木之属6卷、乐悬1卷、乐歌3卷、乐舞2卷、俗部乐1卷、散乐百戏鼓吹1卷、夷部乐彻乐1卷。

三者相较之下，“乐略”系列的内容最为简略，如《通志o乐略二》具体内容几乎全部摘录《通典》乐三、乐四的相关部分，其价值自然大打折扣。

而“乐考”系列在音乐分类、编写顺序上虽多借鉴沿袭《通典·乐典》的体例，但后出转精，其分类细致，更胜一筹。

民国时期的刘锦藻的《清续文献通考》还增加了反映近代西学东渐，东西音乐文化交融的材料。

刘氏只续《通考》，而不续《通典》、《通志》，正是其学术眼光所在。

《十通》写作过程中，参考资料比较广泛，仅杜佑《通典》一书征引和参考的书目就达200余种，详而不烦，简而有要。

郑樵《通志》中的二十略更是其独创，采摭浩博，议论精辟。

马端临《文献通考》条分缕析，于有宋一代之乐制尤为详备。

但需要指出的是，《十通》中有部分内容主要取材于史志、实录、奏疏等，已属第二手文献转引，使用时应注意与原始材料相研核实。

三、会要会典中的音乐文献会要会典的编修始于中唐，《唐会要》和《五代会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两部较为完备的会要著作。

此后，会要体史书日益受到重视。

宋代专门设立了会要所，其纂修的部分内容后汇辑为《宋会要辑稿》。

元代以降，《经世大典》、《明会典》、《大清会典》、《大清会要事例》等陆续修罄。

与此同时，《七国考》、《秦会要》、《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三国会要》、《晋会要》、《南朝宋齐梁陈会要》等前代会要也陆续补齐。

历代会要基本上都设有”乐”门，门下再分细目，记载一朝乐事。

笔者从历朝会要中择有代表性者列表如下：表3会要中的“乐”门是侧重于断代的典章制度专史，这是它和《十通》中的乐典（略、考）最大的区别。

如要查考历代乐制沿革，需要借助《十通》。

如果只查考一代乐制，利用会要、会典则比较方便。

如《宋会要辑稿》中的“乐”门8卷．专记宋代乐制，乐一至二为律吕，主要记述了北宋建隆至崇宁年间6次乐制改革；乐三详定乐律，记载乐器和人员配置、乐章撰制等；乐四至五主要记述乐器、乐舞及乐种；乐六至八辑录乐章歌词、乐章名称及典礼程序。

与会要有所不同，会典不以门类分隶材料，而主要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为纲，注重于章程法令和各种典礼。

如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将“乐”部文献系于“礼”部之下，其中关于清代乐部职官的记载，正是其他典章制度专史所缺或者语焉不详的。

据《大清会典事例》卷524载，乾隆七年（1742年）置乐部掌管大祭祀、大朝会演乐及审定乐器音律事务，下辖神乐署、和声署和什榜处。

神乐署源于顺治元年（1644年）所设神乐观，原隶属于太常寺，1742年起改隶乐部。

和声署源自教坊司，原隶礼部，后改名并转隶乐部管辖。

什榜处则掌管演奏“掇尔多密”（音律平和）乐曲。

会要体史书将分散在史志、实录、文集中的音乐文献相对集中，便于读者查考，其中如《唐会要》和《宋会要辑稿》等还保存了大量未经删减的原始资料，如诏令、奏议等，在考证史料正误方面有一定价值。

但因有不少会要是后人补修而成，其内容主要取材于第二手材料，如果要引用其结论或者资料，应注意和原始资料核实比勘。

四、类书中的音乐文献类书是从群书中辑录资料，按照事物门类或字、韵编排而成的一种工具书。

自三国时期魏文帝命王象、刘劭等编纂《皇览》以后，历代官方和私家相继仿效，依据皇家或者私人藏书纂修巨型类书。

这些类书中，辑录编排了不少跟音乐相关的文献。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北堂书抄》、《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事类集》、《太平御览》、《事类赋》、《事物纪原集类》、《册府元龟》、《唐宋白孔六帖》、《海录碎事》、《记纂渊海》、《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玉海》、《事林广记》、《明本大字应用碎金》、《事物绀珠》、《山堂肆考》、《新锲燕台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宝万卷星罗》、《三才图会》、《稗史汇编》、《天中记》、《渊鉴类函》、《子史精华》、《增补万宝全书》、《新锲万宝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

1962年，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选取26种类书，影印《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第一辑）出版，可供参考。

类书将分散资料按照专题集中编排的体例，为后人查考典故和事物的出处，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以《艺文类聚》卷44《乐部四》的“琴”条目为例，该目先辑录古琴产生的史料：“《礼记》日：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

”“桓谭《新论》日：神农氏继而王天下，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

”其次是琴之形制：“《广雅》日：神农氏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日宫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日少宫少商。

”再次是与琴相关的音乐史事，如《吕氏春秋》所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善听；《搜神记》载蔡邕制焦尾琴；《史记》载司马相如以琴挑卓文君；《说苑》载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

最后还完整摘录琴诗赋、赞铭，包括梁丘迟《题琴朴奉柳吴兴诗》、陈沈炯《为我弹鸣琴诗》、贺沏《为我弹鸣琴诗》、后汉傅毅《琴赋》、马融《琴赋》、蔡邕《琴赋》、晋嵇康《琴赋》、成公绥《琴赋》、殷仲堪《琴赞》、谢惠连《琴赞》、王询《琴赞》、后汉李尤《琴铭》等。

这种编排体例，使类书具有“一书在握、群书在览”之功能。

类书的另一大功能是可供辑佚和校勘之用。

由于类书中征引的不少书籍已经亡佚，许多古代佚书遗文赖其保存得以流传，如《北堂书抄》所引古书，除集部外，还有800余种，其中很多已经亡佚。

《艺文类聚》征引的唐以前古籍达到1400多种，流传至今的不足百余种。

《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言其所引书目近1700余种（古诗、赋、铭、箴、杂书还不包括在内），亡佚者已是十之七八。

从这个意义而言，类书堪称古代资料辑佚的渊薮。

如《魏书·乐志》自南宋以来即有缺页，清代校勘名家卢文昭据《通典》为其补得16字，即断言“无从考补”。

但1942年陈垣先生据《册府元龟》卷567辑补了《魏书·乐志》残缺的一页史文，其中包含太常卿刘芳上书言乐舞事和陈仲儒自江南归国事。

但是，类书存在着和《十通》、会要类似的缺点：征引材料时往往不够严谨，引用字句和原始出处常常有出入。

或与原书不同，或为今本所无，甚至会发生同引一书而前后不一致，书目与篇名相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