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研究中古典文献的作用与思考

民族音乐研究中古典文献的作用与思

考

宋以勇

一、古典文献的古今发展

古典文献上所附带的，由前人整理的知识信息为后世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极大

地参考和借鉴意义。正是因为其重要的价值，在古时对古典文献的补充、校勘等

研究就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在今日对古典文献的研究已成为一门完整的学科，即古典文献学，其中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传注学、辑佚学和辨伪学。

目录学围绕书籍建立知识的分类，通过这种分类为学术服务。版本学是研究同一

本书的不同版本的学术活动和成果。校勘学则是用比较版本的方法订正古籍，对

古本内容真实性进行研究。辩伪学是对伪书伪说加以辩证，包括古籍辩伪与古史

辩伪。

中国的古典文献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优势，在中国自古读书

人就有着“著书立说“的习惯，即从事写作，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学说，并且中国

历史文化悠久且并未断绝，因此中国的古典文献极其丰富。对于历朝历代的古典

文献古人也有着自己的分类方式，根据书籍内容进行区分，为经史子集。其中的“经”为儒家经典，后世学者对其进行多次的注解、校勘。对于其他类型的文献

书籍，古代读书人也热衷于对其进行校勘、辑佚，因此对古典文献的研究，不仅

要对其原文进行研究，历代学者的版本也是研究对象之一。

对于古代的音乐类著述，在我国也有着相关研究专业为中国音乐史学。相关

学者将古代的音乐著述分为，一类为私家音乐史著作，如《吕氏春秋》的“古乐篇”和“音初篇”、南朝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应劭《风俗通义·声音》、沈括《梦溪笔谈》、陈旸《乐书》、王灼《碧鸡漫志》、朱长文《琴史》等。一

类为正史“乐志”，在上古时期的史官纪事的书—《尚书》中就可以找到一些关

于音乐的记载。此后的《史记·乐书》、《宋书·乐志》、《隋书·音乐志》、《宋史·乐志》等。一类为音乐通史性质的著作，如杜佑《通典·乐》、郑樵

《通志·乐略》、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等。在编纂过程中它的音乐部分贯

穿古今，对其中音乐事项的来龙去脉、历史沿革进行详细的描述。上述类型的音

乐著作均为我国音乐文化的传承与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研究过程中，

除了对古代的古典文献进行查阅以外，对与研究对象有关的近现代学者的文献资

料也需要及时搜集整理。并且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国家带头进行了多次古典文

献的整理工作，同时组织了相关研究学者开展对音乐类的集成志书编写工作，取

得了卓越的成果。

二、民族音乐研究中的古典文献

随着古典文献在中国音乐研究中的价值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在音乐研究方

面也产生了音乐文献学这一由文献学和音乐学交叉、渗透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

在民族音乐研究中，因民族音乐研究本身的跨学科性质，在研究时除了音乐本体

的分析研究，还要关注到音乐研究对象的文化、经济、社会民俗、所处的地理环

境等因素。对于研究者而言，能够快速了解一个音乐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背景等

综合因素的有效方式就是对其相关文献的搜集与查阅。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与音乐

文献学产生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并且在资料性质上看，民族音乐研究所获得的资

料与古典文献中的资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部分文献资料也是古时学者、文人

墨客在游历时将自身的所见所闻加以整理，与目前民族音乐研究中的早期资料整

理相类似。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步骤大多为搜集、整理资料和分

析研究资料等。对于资料的搜集，民族音乐研究的学者更为倚重自身的田野考察。但对研究对象的田野考察中，所得到的成果更多的是其今时今日的，即具有“共

时性”的特点。而我们在研究时，除了共时性的资料，还要有历时性的思维，注

重搜集具有“历时性”特点的相关资料，但在田野考察中得到的包括“口述史”

在内的材料，因其采访的主体是“人”，所以所得的资料也具有了“主观性”和“非系统性”的特点。在我们看来研究对象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研究对象早

期的特征及其发展脉络的了解除了“口述史”资料的搜集，这时对“古典文献”

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除了在田野考察之前对研究对象做早期的了解和认识之

外，就古典文献本身而言，可能是不同学者所编写，也可能是不同时期学者的多次修订、传注、校勘，以此保留了音乐研究对象不同时期的特征。这就要求民族音乐研究的学者们除了掌握对现实对象的调查能力，也要有必要的古典文献的搜集和整理能力，将田野考察中所掌握的信息，与古典文献中信息相联系，二者相互验证以此推断研究对象的历时性发展脉络。

古典文献的价值和作用对于我们研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在整理的时候，也应正确去看待所获得的相关资料信息。如同上文所说，古人在面对古典文献时的态度也是采用辩证的方法，因此衍生出了校勘学、辩伪学。其中校勘学就是用比较版本的方法订正古籍，对古本内容真实性进行研究。因此我们对获得的年代久远的文献资料也应采取多角度、多层次的对比分析，不能只是一味地照单全收。在我们的民族音乐研究中这种方式同样适用。尤其是民族音乐研究的学者的田野考察时，田野考察时重要的组成部分该是被考察者，我们所获得的最直接的信息就是被考察者的口述。但以中国部分民间艺术传承人为例，多数传承人表现出年纪大、文化水平较低等特征，也导致部分研究者对口述史的真实性有所怀疑，正如臧艺兵老师在《我们也活过:以口述史为证——论口述史在音乐学领域的运用》一文中，就曾提到将一个人说的话记录下来整理成历史的文本，就称为历史，这样的历史是否可靠？所以对我们面对田野考察得到的“口述史”也可以采用对比的方式，可以选择多采访几位传承人，将所得口述史信息、前人学者的文献等多重比较、相互佐证。笔者认为这与古典文献学中比较版本的方法订正古籍，对古本内容真实性进行研究的校勘学有异曲同工之处，将这种方式看成田野资料“校勘”。

时至今日我们在对民族音乐进行研究时，应充分地、灵活地运用古典文献以及相关地研究成果。关注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在研究者确定研究对象的时候，通过这些成果了解研究现状；通过这些成果建立学术视野；通过这些成果找到资料线索。在确定研究对象早期，通过搜集相关研究成果，了解研究对象的研究现状，对研究者确定研究方向有着重要作用。如果研究方向选择的研究者较多或研究方向的研究性成果已经十分完备、详实，学者通过对资料的早期整理，确定自己新的研究方向。另外在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整理过程中，研究者也可以通过对其他研究成果的总结研究，来扩展自己的学术视野。在整理总结过程中，往往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