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的文化视角重点讲义资料

教育公平的文化视角高政（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育行政教研部)摘要：教育公平是教育理论与实践领域高度关注的主题之一，目前学术界对教育公平的研究主要运用哲学、政治学与管理学、经济学与社会学视角，这些视角为我们研究和实践教育公平提供了许多富有洞见的理论与价值的发现，但这些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教育的物质层面和本体层面上。

本研究尝试将文化的视角引入教育公平的研究中，介绍了伯恩斯坦的“符码”理论，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以及威利斯的“亚文化”理论，并分析了这些理论对教育公平研究与实践的启示。

本文认为，文化视角的引入为我们审视教育公平问题提供了富有洞察力的理论框架与分析工具，并为教育公平的实践提供了新的维度。

关键词：教育公平文化视角教育公平是现代社会发展所遵循的基本价值理念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来，教育公平更是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所有国家教育改革和政策制定所追求的基本目标。

可以说，没有公平的发展是一种不健康的发展，没有公平的现代化不是真正的现代化。

教育公平问题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的构建等许多教育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密切相关，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所关心的重要问题。

在新近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中，更是把“促进公平”作为基本指导方针提出。

可以说，无论是官方的国家政策文本还是行政话语，无论是科研机构的学术研究还是一线教师日常的教育实践，教育公平始终是一个不断追求的价值目标与研究主题。

一、教育公平的传统视角及其反思学术界目前关于教育公平的研究成果也是非常丰富的，纵观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研究视角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哲学的视角。

此类研究主要是关于教育公平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以及对西方公平、正义理论的介绍及其在教育领域的运用等，对教育公平、教育平等、教育机会均等、教育均衡等相关概念进行概念的澄清与内涵的界定。

在此基础上以西方教育公平理论为基础对我国的教育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进行理论上的分析。

二是政治学、管理学的视角。

目前，学术界对于教育不公平问题的改善和消除，主要是从伦理学、政治学、管理学和法学的视角来寻求解决之道。

其中，尤以教育政策方面的研究最为集中。

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直接影响教育公平的实现，教育公平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针对我国教育过程中存在的种种不平等现象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力图通过教育政策和教育决策水平的不断提高来解决教育不公平。

教育公平政策研究使我们认识到了教育政策对于解决教育公平问题的重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指出了教育政策发展的新方向。

三是社会学、经济学的视角。

20世纪50年代以前，教育研究中还很少有学者运用客观的标准和方法来进行实证研究，大部分研究是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和价值判断来阐明和论证观点。

20世纪50年代以后，教育研究的重心逐渐转向了实证研究。

20世纪70年代早期，作为对“宏大叙事”理论忽视互动的回应，一些理论家以符号互动论、人种志方法论和现象学为基础，提出要全面深刻的了解教育系统，采取另外的方法是必要的。

至此，实证研究出现并开始逐渐占据主流地位。

目前，我国对教育公平实证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太多，主要集中在教育经济学领域和教育社会学领域。

一般来说，是指学者们运用单个的测度指标或者系统的指标体系对某一种教育不平等现象进行测量和评估，并分析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改进建议。

教育经济学领域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运用标准差、极差、洛伦兹曲线、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等指标对我国教育资源的配置进行测度，以此来反映我国的教育公平程度，但是仅仅从教育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评价我国的教育公平状况，虽然能够为我们提供很多精确的数据与理论的启示，但显然还不够全面。

教育社会学领域对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运用西方教育社会学中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进行验证性的实证研究，分析我国教育中的城乡差异、阶层差异、性别差异等。

事实上，如何更为全面地分析社会阶层对于教育公平的影响，仍然是教育者研究者面临的一个课题。

以上三种视角的研究给了我们启发，对我们深化教育公平的理论认识、分析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是否指向教育公平、我国教育公平的实施现状与不足等方面均有很多学术上的启示和实践上的指导。

但是，上述研究的局限也是很明显的，即，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两个大的层面上：教育公平的物质层面与教育公平的本体论层面，缺乏对教育公平文化层面的审视以及对教育对象文化背景的系统考察与反思。

而且在这三种研究视角下总是难免陷入各具体“部门”研究的区隔，从而缺乏总体性的关怀。

文化作为一种总体性的存在，反映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教育公平的文化视角不仅仅是这三种视角的补充，而是只有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我们才能完整而全面的认识教育公平问题。

近年来，文化研究在学术界越来越受到重视，文化的视角和理论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和理论资源，因此，本文尝试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教育公平问题并引进西方理论界的相关理论资源，以期我们对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能够更加全面、深入。

二、教育公平的文化视角及其启示作为一种新兴的学术范式和知识领域，文化研究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文化研究注重讨论各种文化实践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即权力运作对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的影响与干涉作用。

文化研究并非只是纯粹的、具体文化类别的理论探讨, 它与社会关系、政治制度有密切的联系, 其使命就是分析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环境中文化是如何表现自身和受制于社会与政治制度的。

[1]文化研究的开放性、灵活性为其自身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方法、策略和场所, 由于文化自身的总体性特征，文化研究表现出了多学科视角的互相渗透与交融，这使得文化研究既具复杂性，又具有各学科间的碰撞带来的朝气与活力。

总之，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综合理论，有别于其它单一的理论诉求, 它不仅仅给我们提供文化批评的武器, 而且提供阐释分析社会生活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2]（一）巴兹尔·伯恩斯坦的“符码理论”及其对教育公平的启示巴兹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1924—2000）是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伯恩斯坦的理论在目前国内的课程研究领域已经引起相当的重视并出现一批运用伯恩斯坦理论的研究成果，但对于教育公平领域的研究而言，“符码”理论却并没有受到研究者足够的关注和运用。

伯恩斯坦的研究让我们看到，学生的语言能力与学业表现、师生互动、同学交往以及自我的身份认同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事实上，符码理论为我们从文化视角来研究教育公平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即学生的家庭文化背景与学业成就密切相关。

为了考察学生的家庭文化背景与他的学业成就之间关联，伯恩斯坦从中产阶级(每人每月收入≥3000美元)和工人阶级(每人每月收入≤500美元)两个不同阶层7岁至17岁的青少年中各选取10个代表，进行模糊抽样调查。

内容是请两个阶层的孩子来描述下面的4幅画：1、一群孩子在踢足球。

2、足球打在了足球场旁边的一住户家的玻璃上，玻璃碎了。

3、一位中年妇女抱着足球出来，张着嘴巴在说话。

4、孩子们抱着足球跑了。

结果是中产阶级的孩子在描述时经常这样说：“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们去踢球。

一不小心，我们把球踢到了邻居玻璃上，打碎了玻璃，我们赶紧上前去赔礼道歉并要求赔偿。

但是她不要。

我们把球抱回来又开始踢球了。

” 工人阶级的6个孩子经常这样说：“我们去踢球，一不小心，我们把球踢到了胖女人家的玻璃上了。

胖女人一出来就骂我们，我们也骂了她。

后来我们抱球偷跑了。

”另外4个工人阶级的孩子说：“我们踢球，踢到她的玻璃上了。

她出来之后让我们赔，我们2个人跟她说，另外2个人声东击西抱球偷跑了。

”[3]通过分析这一调查结果，伯恩斯坦得出结论：中产阶级孩子的语言中含有系统性、逻辑性、文学性和文化的修养性4个主要特征，称之为精密性符码，而工人阶级孩子的语言中则没有这些特征，称之为限制性符码。

所谓限制型符码，是指由许多字(words)所构成的一种很简单的句子形式（pure form），对说话者(speaker)和受话者(listener)来说，所表达的内容是可以预测的，较趋向固定与描述性的意义而非分析性的或抽象的，主要建立在两者互相认同的关系上，像这样的符码常出现在文化的控制及沟通方面，强调“我们”胜过“我”，通常是经由口语外(extra—verbal)的渠道来传达的，如手势、肢体摆动或脸部表情的改变等。

词汇与文法的选择属于较低的层次，个人的特殊意义容易被隐藏起来。

在伯恩斯坦看来，限定的符码是一种与说话者自身的文化背景相联系的言语类型。

工人阶级中的许多人生活在亲密的家庭或邻里文化中，在这种文化中，价值观和规范被看成是不需要通过语言表达的，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父母一般通过奖励或者惩罚直接对儿童的行为进行矫正以使儿童社会化。

在这种限定的符码中，人们所使用的语言更适合于有关实际经验的沟通，而不是讨论更加抽象的观念、过程或关系。

因而，限定的符码言语是在较低阶层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儿童以及同他们在一起玩耍的同伴群体的共同待点①。

因而，中产阶级的母亲在控制孩子的行为时，经常要对孩子解释自己的反应。

如一个工人阶级的母亲训导想吃糖果的孩子时，可能只是简单地说“哪还有那么多的糖果给你!”而一个中产阶级的母亲就可能会解释说，吃太多的糖果不利于一个人的健康和牙齿。

我国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有篇散文《父亲》，文中有这样的一个情节，主人公回忆自己父亲（工人）的时候，向别人倾诉说：“父亲和我说话一般不超过5个字：打醋、买烟、再喝一碗”。

[4]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表达都是祈使句、命令句和要挟句。

伯恩斯坦认为，中产阶层倾向于鼓励精致符码发展，学校里的语言环境也是一种精致符码；而劳工阶层家庭则采用限制符码。

对劳工阶层的儿童而言，从家庭到学校是一种改变，他们必须改变原来的沟通方式，以适应新环境，然而这种改变往往令劳工阶层的孩子们难以适应，进而产生对学校的排斥感或造成他们的自卑感，他认为这才是劳工阶层的孩子在学校里失败的主要原因。

对中产阶层的孩子而言，由家庭到学校，是精致符码的发展而不是符码的改变。

因此，与劳工阶层的孩子相比，中产阶层的孩子在教育中必然拥有更多成功机会。

伯恩斯坦由此得出结论：由于和精致性符码截然不同的限制性符码和学校的学术文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所以掌握了限定符码的工人阶级子弟更难适应正规的学校教育[5]。

符码理论从言语的社会化和学校文化之间关系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学校教育不平等及下层阶级子女入学难的文化原因，从而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来自较低社会经济背景的儿童在学校一般都是“差等生”、为什么在教师资源、硬件设施、课程设置等方面极大改进后劳工阶层子弟依然在学校教育中处于不利地位。

①吉登斯总结了使用限制型符码的工人阶级的儿童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儿童可能在家里已经习惯于对所问问题只作简略的回答，因而对于较广的世界，可能比掌握精密性符码的人知道得少并且缺乏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