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丹_国民幸福总值_看我国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

反思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我们发现，现在是有必要适当调整发展的战略方向和目标的时候了，也就是实现从以往过分注重速度而轻视质量的“又快又好”转变到重质量兼顾速度的“又好又快”的指导思想上来，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对于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参考和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源于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ＧＮＨ）就是这样一种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重要参考价值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一“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起源于３０多年前，由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ＪｉｇｍｅＳｉｎｇｙｅＷａｎｇｃｈｕｃｋ）首先提出。

他认为：“人生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国家政策的制定应当考虑“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不要失去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态和国民的幸福”。

在此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政府将“不允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作为基本国策之一，创造性地提出了由良好的政府、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方面内容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并以此作为衡量国民财富的新标准，这也是该国“九五计划”（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的核心所在。

此前的“八五计划”主要是寻求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自力更生，保持和提高不丹国独特的文化与传统价值观念，并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努力实现“全民幸福计划”，向全体国民提供免费医疗。

政府的最终目标是让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国民幸福总值的主要内容包括：（１）社会经济应强调以长期发展为目标，并且是可持续的、均衡的发展，以确保人们获得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

那种造成失业率上升、不能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经济增长，只会降低“国民幸福指数”（Ｇｅｎｅｒａｌ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Ａｃｃｏｕｎｔ）。

（２）保持良好的自然环境。

那种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是十分有害的，也会使“国民幸福指数”下降。

（３）国家应保护和推广自己的文化，特别是在那些文化多样性显著的国家，否则将损害人民的普遍幸福感。

各国人民应该在不丧失其民族特性的前提下融入“全球化”，而不是相反。

（４）只有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才是善治的政府，否则，无论在其他方面取得多大成就，都不是一个好政府，也不可能提高“国民幸福指数”。

显然，不丹政府以追求国民总体幸福感（Ｇｅｎｅｒａｌ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的最大化为目标，以重视人民的态度来对待经济发展，而不是只关心经济数据的增长。

到目前为止，它是世界上唯一用“国民幸福总值”（ＧＮＨ）代替“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来衡量国家发展成效的国家。

虽然不丹也希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却不想因此而改变这种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仍旧一直坚定不移地夏金华从不丹“国民幸福总值”看我国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摘要］面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地区不平衡的现实状况，根据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和日本及欧盟的发展经验，我们提出可以在沿海发达地区、内地轻度污染的城市和农村及西部地区分别采取不同的战略性调整措施，通过以市场调节为手段、以法律保障为前提的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再造绿色西部，从整体上改变我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趋势，实现人与人和睦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目标。

［关键词］国民幸福总值；又好又快；环境保护［中图分类号］Ｄ６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８２７３（２００７）０５－００６５－０４作者：夏金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致力于健康、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为了实现国民总体幸福感最大化的目标，不丹政府采取了有节制的发展措施。

他们没有利用自己国度的美丽以及丰富的寺院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而是竭力保护自己的藏传佛教文化传统，比如，所有的建筑都必须用传统方式建造；对外国旅游者每天征收１６５—２００美元的额外费用，以此来限制游客的数量；一般只接受团体旅游，所有寺院、宗教圣地均不对外开放等。

虽然他们因此而失去了巨额的外汇收入，但他们依然坚持这么做。

这对于我国有些地方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过度地开发旅游资源、透支旅游潜力的短视行为，不啻是一帖清凉药。

同样，正当某些发展中国家为追求经济发展高价出卖自己的自然资源以求得短期利益的时候，不丹几乎没有动用过自己丰富的木材和矿产资源，该国议会还专门立法规定国土的森林覆盖率。

目前，不丹整个国土面积的７４％为森林所覆盖，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联合国环境署将当年的“地球卫士”奖颁给了不丹。

如今许多到不丹的外国旅游者都表示，他们赞赏“国民幸福总值”这一标准，因为来到这里就好像回到了自己心灵的家园一般。

实践结果也证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不高的不丹①，人民的幸福感却令其他发达国家难以望其项背。

３０多年来，“国民幸福指数”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形成影响力。

据墨西哥《改革报》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６日恩克里・吉塔尼亚（ＥｎｒｉｋＪｉｔａｎｉｙａ）的《“国民幸福指数”的关键点》一文披露，有４３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２００５年６月在加拿大举行的“国民幸福指数”国际会议。

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也开始了对“幸福指数”的研究，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ＤａｎｉｅｌＫａｈｎｅｍａｎ）和经济学教授艾伦・克鲁格（ＡｌａｎＫｒｕｅｇｅｒ）也致力于建立“国民幸福指数”。

他们希望在多年之后，这个指数可以成为同ＧＤＰ一样重要的指标。

英国则在创设“国民发展指数”（ＭＤＰ）时，同样把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考虑进去；保守党将总体幸福感的观念作为一种评价国家进步程度的方法加以宣传；２００２年，英国首相布莱尔还邀请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理雅德（Ｌｅｙａｄｅｒ）给战略智囊们作“幸福政治”的讲座，并尝试建立一种与ＧＤＰ数据类似的统计体系。

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更强调文化因素的“国民幸福指数”。

事实证明，人们的幸福感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财富的增加，英国民意调查机构对６９个国家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经济相对落后的委内瑞拉、墨西哥、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国的“国民幸福指数”要高出西方发达国家十几个百分点，有５０％的国民认为自己非常幸福，而美国、法国、德国、瑞典这些国家分别只有３９％、３１％、２０％和３６％的国民感到自己很幸福。

尽管不丹并不是远离尘世的世外桃源，也同样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但是绝大多数不丹人依然非常传统，所有公民在公共场合都穿着民族服装，男人则穿宽松的长袍。

为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他们宁愿放弃金钱，过一种发展速度较慢、更人性化的生活，以至于在海外留学的多数不丹人都选择归国定居，虽然，他们回国后的经济收入还不到在西方发达国家所得的一半甚至只有几十分之一。

［１］当然，“国民幸福总值”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也曾引起学术界的广泛争议。

但它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的观点，树立了一种全新的幸福观念。

传统经济学认为，财富的增加是改善和提高人们幸福生活的最重要途径，因此经济学家们都将实现财富增加的最大化作为研究的主要目标。

然而，现代经济学研究也发现，财富在人的生活中并不占据中心位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人的几乎每一项体现社会福利的客观指数，如人均收入、“实际”收入水平、人均寿命、住房面积、小轿车的人均拥有量、每年拨打电话的次数、每年旅行的次数、所获得的最高学位、智商分数等都在提高，然而只有幸福除外。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否定财富在国民幸福感中的分量，而是说财富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意义。

国外的研究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个体的幸福感也会随之上升，但并非始终如此。

比如，从贫困到拥有自己的房子和稳定的收入，人们的幸福感最强烈。

一旦步入中产阶层之后，财富与幸福感的提升即没有了必然关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家艾德文・狄纳尔（ＡｄｗｉｎＤｉｎｅｒ）发现，位居《福布斯》４００首富的千万富翁，与中等收入的普通人相比，其生活满意度居然仅略高一点点，尽管他们很富有，但有些东西是金钱所无法买到的。

［２］这也能说明为什么前两年网络上的有关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乡村农民的幸福感高于城市居民的原因所在。

二“国民幸福总值”理念给我们的启示在于，财富是①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ＵＮＤＰ）２００３年发表的《全球人类发展报告》披露，当年不丹首次进入中等发展中国家行列，在１７５个国家中名列１３６位。

提升人们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但决非唯一的或决定性的因素。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的繁荣可能促使越来越多的人独自生活、工作和娱乐，也可以比以往更长寿，并享受财富和成就，但却正在失去更有价值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如爱情、友谊、尊重、家庭、乐趣等这些毋需经过市场流通的东西。

眼下许多人感叹，以前是有时间没钱消费和休闲，现在是有钱没时间消费和休闲。

的确，有价值的东西必须同时享有一定的时间才能实现。

所以，为了过上更符合人性化的生活，不妨像不丹人那样，适当放弃部分金钱而拥有相对多一点的休闲时间，这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既然一个国家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全体国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而不是好看的ＧＤＰ经济数据，那么，这种发展必须是“又好又快”，将注重质量和持续性（包括能源、环境等多种因素）放在首位，在此基础上，适当兼顾速度，而不是“又快又好”，走一条将速度摆在第一位、兼顾质量的发达国家的老路。

应该像不丹人那样为了“留得青山绿水在人间”，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宁可适当放慢经济发展的速度。

那种认为“污染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必然结果”的说法，只是根据日本和欧盟的有关发展经验得出的结论，并非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

根据“国民幸福指数”和日本及欧盟的发展经验，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况，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既定目标，我们可以采取三方面的战略性调整措施：第一，对于人均ＧＤＰ已达到较高水平、污染比较严重的东南沿海地区，因为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高度，已初步具备环境优先的必要条件，所以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手段解决环保问题，并配套采取严厉的奖惩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

有关方面的研究表明，环境与经济发展间存在先升后降的倒Ｕ字型规律。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资料，西方大部分发达国家在人均ＧＤＰ超过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美元时环境污染才出现下降的趋势；而具有后发优势的新兴工业国家人均ＧＤＰ达到２０００－５０００美元时环境质量出现改善的趋势。

因此，针对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扩张现状，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０日国家环保总局不得不祭起“区域限批”这个最后的“杀手锏”———这是环保总局成立３０年来的第一次。

正如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所说：“资源和环境是中华民族最后一道防线，是我们在动荡的‘全球化’世界上最后的战略储备。

”［３］倘若连最后的“老本”都没有了，还谈什么民族复兴？有人不认同这种“环保风暴”的做法，认为应当建立长效机制，虽然非常在理，但是，在目前环保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有“风暴”总比没有“风暴”好，因为这些“风暴”一旦刮起，多少总能解决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够提高国人的环保意识，为以后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