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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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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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刘昕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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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的比较
目前国内外都在热议中国模式,但褒贬不一,意见分歧很大。
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模式,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从中国模式和苏联模式的比较研究中,认识苏联模式是怎样从成功走向失败,中国是怎样从学习苏联模式到突破苏联模式而形成自己的模式,实现纵向突破和横向超越。
中国模式取得巨大成功,但并不十全十美,需要在深化改革中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根本突破,前者与后者有诸多方面的不同,但前者并不是对后者的“彻底否定”,后者也并非“死路一条”。
在正确路线指引下,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可以改造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前者对后者是一种辩证的否定。
正确认识、科学分析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就要把它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根据它所处的社会环境来进行,要用唯物史观来科学评价,要避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
在社会主义史中最早提出“模式”一词的是柏林大学讲师杜林。
1953年,英国研究苏东问题学者休.塞顿-沃森所发表的《从列宁到马林科夫》一书导言中,首次提出了“苏联模式”一词。
苏联模式就是采用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它的关键要害在于树立个人崇拜。
它无情践踏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基本原则,以长官意志取代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集中制,形成了自下而上的金字塔式的个人崇拜,往后踞塔顶的则是斯大林及其接班人。
邓小平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社会主义模式科学内涵的基本内容有三。
一是制度。
这里说的制度就是社会制度,一个国家选择什么社会制度对该国的发展至关重要。
苏联的社会制度就是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
制度是体制的基础,是发展的依托。
二是体制。
制度就是基本制度,体制就是具体制度。
基本制度的优越性能否充分发挥,关键在于选择和实行什么体制。
体制是基本制度的体现。
三是道路,即发展道路。
发展是硬道理,任何国家最重要的是通过探索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快速发展道路。
发展道路包括为实现发展目标而实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
总起来说,发展模式是社会制度、体制和发展道路的统一。
发展模式包括发展道路,比发展道路宽泛。
马克思认为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发展,都表现为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合一,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在社会形态发展历史中的体现。
一、统一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相同之处)
在俄国,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本国实际情况之中,率领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这标志着俄国从此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苏联社会主义建立的理论依据,其主要内容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当时处在黑暗无助的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 1921 年,中国有志之士在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按照当时俄国政党原则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认真倾听老百姓的呼声与心声,解决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与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成为人民夺取国家独立民族自立革命实践的领导核心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在其周围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终使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富强的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
二、多样性:国情与实践的差异(不同之处)
恩格斯曾说过: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任何事物都是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马克思给我们提供的不是一劳永逸的现成答案我们运用某一理论不是一成不变或者根据某种既定模式来发展的,而是要把它与本国国情实践相结合,赋予它与时俱进的活力。
俄国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摧毁了沙皇独裁统治但革命的果实被俄国资产阶级所盗取,建立起俄国临时政府之后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推翻临时政府,创建苏维埃政权从此,俄国步入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中国则面临着一个内忧外患的国情广大人民不仅要反抗国内封建派和反动势力的压迫,而且又要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国情更为复杂革命任务更为艰巨而繁重。
同类社会形态的国家,由于不同国情与实践活动,在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在政治上,苏联格外强调必须是一党独裁,排斥其他党派;苏联模式在国家的本质属性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管理国家,但把民主和专政割裂和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专政和国家的镇压职能,轻视民主和法制建设,群众缺乏主人翁感;在党和国家的关系上,把党对国家的领导作用变成党对国家直接发号施令,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苏维埃这个国家权力机关被架空了;权力结构上,各种权力高度集中在各级党委书记手里,尤其是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手里。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体上既拒绝西方的资产阶级专政,也不照搬传统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体标志和体现政权具有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职能,不断扩大民主范畴,并避免无产阶级专政的滥用;政体,既不搞西方的议会制、总统制,也不照搬苏维埃,而是实行在革命战争年代创造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既不搞西方的多党制,也不搞传统社会主义的一党制,而是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他们之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出谋划策。
发展战略,坚持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保障人权,发展民主,从人走向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在经济上,苏联模式:所有制结构,实行纯粹的公有制,建立了全民和集体两种公有制形式,不允许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存在;经济结构,实行产品经济,排斥商品货币关系,试图超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阶段,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直接过渡到产品经济阶段;经济体制,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依靠行政指令办法管理国民经济,排斥市场调节,不要经济杠杆,把指令性计划当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惟一标志;分配制度,对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但这一分配原则在实践中并未得到很好贯彻执行,在广大干部和职工中实行低薪制,具有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后来对少数高级干部和部分科技人员实行高薪制,逐渐形成了一个高薪特权阶层,这些人享有特权,成为苏联模式的掘墓人;管理体制,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统一,认为国家直接管理企业才是社会主义公制,从而出现群众吃企业、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的局面,使企业缺乏活力;发展道路,为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既不搞西方的私有化,也不搞纯粹的公有制,而是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不再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绝对地对立起来;分配原则,既不搞西方的按资分配,也不搞单一的按劳分配,而是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带动全社会共同富裕;经济体制,既不搞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也不搞传统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而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和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发展道路,坚持以人为本的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
在文化方面,苏联模式:意识形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但对其他文化和社会思潮多持否定态度,缺少文化宽容和文化自由;干部教育,强调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共产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忽视个人利益,混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界限,坚持批判个人主义;学术领域,以权力干预学术,在各个领域开展对所谓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学术批判,扼杀学术自由;舆论宣传,强调舆论一致,不允许有和党中央不同意见,竭力宣扬对党和领袖的歌功颂德和个人崇拜,具有文化垄断和文化专制主义倾向;发展战略,通过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教育,培养了大批工农知识分子,在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要区别在于运用方式上,我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赋予其与时俱进的生命力,使其内容不断丰富从而在实际工作中,更加符合国情需要和人民期望;防止思想混乱、社会动荡,又要多元兼容并存,防止封闭僵化、一潭死水,提高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思想教育,既要坚持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又要关心和照顾个人利益,我们不提倡个人主义,但不一般地反对个人主义,而是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个方面利益,使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能得到充分发挥;学术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反对权力干预学术,强制推行一种风格和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和学派,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由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和实践去解决;文化战略,世界上的文化和文明是多样的,文化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年代所创造的主流文化为主体,纵向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横向借鉴和吸收世界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和对话,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对外关系上,苏联长期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援过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做过重大贡献,与此同时,又有大党大国主义倾向,对外扩张,战后又走上霸权主义道路,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严重损害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形象。
中国则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和核心利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中国绝不走“国强必霸”的路子。
苏联模式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但在具体实践中,没有很好地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本国国情相结合,机械教条,过于纯而又纯。
在新的形势下,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表示,中国模式给世界带来启迪,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和效仿。
正如邓小平在1987年时所指出的,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下个世纪中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一个是为第三世界国家走出了一条路,一个是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是必由之路,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当代价值。
总之,就社会制度而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两国建立的理论依据只是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广度和深度问题上的差异,使两国发展呈现出不同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