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的简帛发现与简帛学的发展(一)
新世纪以来中国简帛研究的基本1
• 这些均系秦代洞庭郡迁陵县地方行政文书档案。 《文物》和《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选 释了其中的几件行政文书。2007年，湖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编着的《里耶发掘报告》一书中，又 新公布了秦代户籍文书若干新资料。2012年，《 里耶秦简【壹】》，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公布了 第五、六、八层出土的简牍。
甘 肃 省 永 昌 县 水 泉 子 村 简 牍
（二）上个世纪发现的简牍材料经过专家 的精心整理逐渐刊布于世
• 1972至1974年在肩水金关遗址发掘出土的肩水金 关汉简，历时38年，《肩水金关汉简》第一卷（ 上、中、下三册），于2011年由中西书局出版。
肩 水 金 关 汉 简
• 1972年在山东临沂发掘的银雀山汉墓竹简的部分 内容，历时38后，201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银雀 山汉墓竹简· 贰》，刊登了图版、释文和注释。内 容包括论政论兵，阴阳、时令、占候，文学、杂 技类等。
（一）经科学发掘或抢救性发掘整理的简帛资料公布加快
• 2000年，湖北随州孔家坡Ｍ8号墓抢救性发掘出 土约属于西汉前期的简牍780余枚，主要内容为 日书、历日和告地书。 • 200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随州市考古队编纂的 《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 》一书，公布了全部图版、释文和注释。
湖 南 郴 州 苏 仙 与 桥 晋 古 简 井 群 出 土 吴 简
• 2003年，长沙走马楼发掘清理万余枚西汉武帝时 的竹简，经专家初步考证，“这些简牍是汉武帝 时期的行政文书，其性质大部分属于司法文书， 涉及到汉代的诉讼制度、法制改革、统计制度、 交通邮驿制度及汉长沙国的历史、法律、职官、 郡县、疆域等诸多方面。”
随 州 孔 家 坡 汉 墓 简 牍
• 2002年，山东日照汉代海曲故城抢救性发掘出土 属于武帝时期的木牍4枚、竹简39枚，木牍内容 为遣策，竹简主要为“视日”。2003年文物出版 社出版的《2002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对文物 简牍做了介绍；《文物》2010年第1期公布了Ｍ 106号墓的发掘简报；刘绍刚、郑同修《日照海 曲简〈汉武帝后元二年视日〉研究》一文，公布 了视日简的全部释文及部分照片。
第三节 简帛文献
讲义二第三节简帛文献在纸质文献通行以前，从时代来说，大致是隋唐以前，竹、木所制的简牍和缣帛是文献的主要载体。
人们很长一段时间使用这些材料来书写文字。
我们所说的简帛文献，是对简牍文献和缣帛文献的概括。
一、简帛文献的起源简是用竹或木制成的长条。
从出土的简来看，一般宽1厘米左右。
记载不同的内容则选用不同长度的简。
举例来说，皇帝的诏书用的是一尺一寸的简，法律条文、《春秋》一类记载大道的经典用二尺四寸，等等。
由于新的竹子水分比较多，容易生虫或折断，在制造竹简的时候，还要经过火烤这道工序。
称之为“杀青”。
后来文章写好了也叫作“杀青”。
一条简一般只写一行字。
如果写两行字，就需要加宽。
要写多行字，就超出了竹子这种原材料所能提供的宽度，需要用更宽的木板来做。
很多不产竹子的地方，比如说西北敦煌、居延等地，出土的汉简多数也是木简。
木制的宽简称为牍，或称板牍。
写信也用板牍，一般一尺多长。
所以叫尺牍。
后来尺牍成为信的代称。
竹简和木简都可以用绳子编连起来，这样就可以书写更长篇的文字。
一般称之为编、策或册。
基本上，简多数只能容纳一行字，板牍更宽，可以容得下几行字。
更长的书，就需要将简编连成策了。
编好的简需要卷起来存放。
这是中国典籍早期的装订形式。
有关简牍文献最早起源于何时，目前并没有定论。
多数学者根据甲骨文的字形认为，简牍文献起源于商代。
证据主要有：《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
而甲骨文字形中“册”是个象形字，象用绳子将简编连在一起。
“典”则是一个会意字，像把编连在一起的“册”放在几上，表典藏之义。
有关简牍文献的书写方式，现在学术界也有争论。
主要集中在对“刀笔”一词的释义以及毛笔广泛使用的时间。
从古人的注解到今人的论著，对于刀笔的释义都是有争议的。
一派认为，在简牍开始作为主要书写材料的时期到秦朝以前，毛笔都还是不常用之物，简牍的主要书写方式是用刀刻文字，以刀为笔。
另一派认为，在简牍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主要书写材料的时代，毛笔就已经发明并广泛应用了。
中国帛书的发展及作品欣赏
中国帛书的发展及作品欣赏喜欢简帛书的我，这是个很不错的值得学习的文章！原文地址：中国帛书的发展及作品欣赏作者：简猫摘要：帛书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字载体，是一种写在光洁细薄丝绢上的文字遗存。
它以毛笔、墨、缣帛的产生为前提，以简牍无法满足人们要求的状况为条件而活动在历史舞台上，同样由于自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点，无疑给纸张的问世也就提供了机会。
虽然纸张比缣帛更适合作为文献的载体，虽然它的问世并没有完全取代缣帛，然而优胜劣汰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所以帛书的衰落也是必然的。
“帛书是我国古代特有的文字载体[1][②]”，是一种写在光洁细薄丝绢上的文字遗存。
帛书有着从战国到魏晋乃至宋、元、明、清的存在史，它对纸张的发明有直接的启示，帛书的形制也对后世的书籍制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于帛书几乎无人问津，笔者有鉴于此，撰成此文，以期抛砖引玉，就正于方家。
一、帛书的兴起帛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也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
首先是缣帛的出现为帛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其次毛笔和墨的发明又为帛书的产生创造了可能，最后，简牍作为文献载体的不适应性也为帛书的出现提供了现实的迫切需求，换句话说，帛书的出现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1．缣帛、笔、墨的出现帛书的出现和“我国最早发明养蚕织丝有关，[2][③]”我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早发明养蚕和丝织的国家，“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也发现了人工整治的蚕茧，纺织品残遗和石制或陶制的纺轮。
甲骨卜辞中也出现丝、蚕、帛、桑等字[3][④]。
到了商朝缣帛的质量就有了很大提高，这一点可以从出土的文物上看出，“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曾附有绢织物。
通过鉴定得知殷代已经生产出仅用纬线织成的单色绢。
[4][⑤]”到了春秋战国，纺织业可以说是迅猛发展。
“纺织品中已经有素、绅、缟、绫、纱、缯等不同织物。
如山东曲阜的薄绸——鲁缟，纤薄透明，轻盈如烟。
[5][⑥]”有专家根据出土的陶器上的花纹判断“毛笔在母系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西安半坡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陶器花纹就是用毛笔描绘的。
简帛文献及其研究价值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楚简《恆先》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楚简《凡物流形》（局部）
1993年在湖北荆门出土的楚简《太一生水》（道家著作）
20世纪80年代在湖北江陵出土的《算数书》（迄今所知最早的数学文献）Biblioteka 1989年在湖北龙岗出土的秦简
1993年在湖北荆州周家台出土的木牍
1972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汉简《孙膑兵法》
20世纪80年代在甘肃出土的法律文献《羌律》
20世纪80年代在甘肃出土的东汉简《死驹劾状》
20世纪80年代在甘肃出土的东汉简《死驹劾状》（局部放大）
20世纪70年代在甘肃出土的法律文献
20世纪70年代在甘肃出土的汉简
20世纪70年代在甘肃出土的法律文献《王杖十简》
下面先看看一些简帛照片：
1959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汉简《仪礼》
1959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汉简《仪礼》
20世纪30年代在甘肃居延出土的汉简
20世纪30年代在甘肃居延出土的汉简
20世纪80年代在甘肃敦煌出土的汉简
20世纪70年代在甘肃敦煌出土的汉简《 劳边使者过界中（用）费》
20世纪80年代在甘肃敦煌出土的汉简《传车簿》
金文的主体是商周金文，通常专指殷、周、秦、汉铜器上的文字。金文的内容主要是有关祭祀、战争、政治制度、册命、诰文、契约与律令、外交、经济、交通、音乐等。
金文拓片
金文拓片
以上这些甲骨文、金文都不是“装订成册的著作”，不是成本的著作，而是一件件单独的文书，所以显然不是书。
我国最早的古书是以简帛为载体的，也就是说，是简帛书籍。
3
2
1
4
“编”、“册”、“卷”的说法源于简帛
再看看简帛古书照片就清楚了：
简帛书法艺术鉴赏
简帛书法艺术鉴赏近百年来，地下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给中国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新材料，给现代书家提供了汉唐碑拓所不可比拟的原始墨迹和崭新范本。
在研究领域，对中国书法史的认识在不断更新。
在创作园地，简帛书法的艺术创作更是异军突起，空前活跃。
有鉴于此，我们试将中国历年出土的有代表性的简帛书法名篇按时代先后作一次粗线条的巡礼，以期对当今简帛艺术的研究和创作有所助益。
湖北曾侯乙墓楚简在中国书法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简帛书法是起源很早但发现和兴盛得很晚的一种特殊载体的书法。
它相对于甲骨文书法和金文书法来说，有其特殊的地域性差别。
尽管在甲骨、金文中就已经有由简册编连而会意的“典”、“册”等字，但迄今为止，尚没有在商、周遗址中发现过简帛的痕迹。
简帛书法的出现，一开始就跟崇尚浪漫、巫风昌盛的荆楚之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楚民族缘起于祝融部落集团，最早族居于淮水流域之荆（今湖北西部的荆山一带），周成王时封熊绎于楚，始有荆楚之名。
至楚穆王时（前625－前614年），楚人北上，方显示出不同凡响的进取精神和称雄中原的气概。
至楚庄王时，楚人问鼎中原，与齐、秦、晋争夺霸权，先后扩境江南，灭国六十一，拓疆五千里。
至楚康王十四年（前546年），在弭兵盟会中夺得霸主的地位，成为春秋时期最为强盛的富强之国。
随着楚国的发展和强盛，孕育于这块山川灵秀、巫风浓郁、夷夏杂糅的神奇土地上的楚文化更是以其神秘浪漫、自由奔放的色彩而形成一支足可以与中原文化相媲美的南方文化的代表。
而作为楚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楚系文字，更是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其独特的风格特征。
如现在所知最早的西周晚期的楚公家钟（前876－前842年）铭文，其形体虽与西周金文并无大异，但其构形风格则大异其趣，不仅粗犷恣肆，野气十足，而且洋溢着自由浪漫的气息，故清人吴大瀓《愙斋集古录》称：“字体奇肆，于此见荆楚雄风。
”自此而下，楚系文字从春秋至战国虽经历了从雄肆到秀丽再到圆浑的演变发展，但其中以结体工整修长、线条婉转灵动、富有装饰性的秀丽型风格一直是楚系金文的典型代表，如《王子午鼎铭》（前577－前552年）、《王子申盏》（前505－前489年）等。
2023年公务员(国考)之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经典例题
2023年公务员（国考）之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经典例题单选题（共60题）1、2012年第三季度全国100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中，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各类人员约643. 3万人，进入市场的求职者约610万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比上年同期上升了1%。
上年同期这100个城市中，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各类人员约577. 9万人。
A.高于上年同期B.低于上年同期C.与上年同期持平D.无法推出【答案】 A2、下列选项正确的是（）。
A.1950年到1965年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持续增加B.1966年到1985年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持续增加C.1986年到2003年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持续增加D.1950年到2003年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费持续增加【答案】 C3、近代以来，史学界发展出几种“专门之学”，即简帛学、敦煌学、徽学、黑城学等，主要对象是出土或传世的文书，包括简帛文书、敦煌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黑城文书，时间跨度从战国秦汉直至明清。
虽然这些研究的对象多是文书，中国却并没有自己的“古文书学”。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研究是随着出土或传世文书的不断发现而逐步扩大兴盛，却又各自为界。
所以，只有在文书数量足够多、研究足够丰富、积累足够厚重、交流足够频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建立“中国古文书学”。
A.重考据轻分析B.重发展轻交流C.重理论轻实践D.重传统轻创新【答案】 B4、某大学寝室有8个人，三个是广东人，一个是北京人，有两个是北方人，一个保送生，三个是贫困生。
假设上述介绍涉及该寝室的所有同学，则下列关于该寝室同学的判断与题干有矛盾的是（）。
A.保送的学生来自北方B.北京人既不是保送生也不是贫困生C.有两个贫困生是广东人D.没有一个来自黑龙江的学生【答案】 C5、随着债务置换计划的实施，地方债到期不能偿付的风险基本消弭，刚性兑付再一次得到确保。
简论简牍帛书的文献学价值
谓“ 文罪状十 四条 ， 孙 善后 办法 五条 ”要 Ｉ ， 题记 、 符号以及简 帛制度与后世古籍制度 ４ 周． 秘密 ｉ１ 方出 社， １ 修改 、 ｊ 平山 中国 社会 Ｍ． 东 版 ２ｎ ０ 陶成章集【】 Ｍ． 中华书局：４６ １８． 求撤销孙 中山的总理职务 。 此活动得到早 嘲陶成章传 ｑ 民出版社 ， Ｏ ． 的关系等 。 关于简 帛的形制 ， 古无定制 ， 也有人通 ． 人 ２ ９ Ｏ
三则为今之殷墟 甲骨文字 、 敦煌塞 容 用中简。对这些 问题进行研究 ， 以弄清 经过转 写转 刊的资料 。……中国的资料几 汲冢 书 ， 可 敦煌千佛洞之六 楚我国书籍制度的演变与发展的客观进程。 乎大都是后 时资料 ，它们 特别 成为语 言研 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
关于简 帛文献的类别 ， 目前还没有一套 究的障碍 。 ［ ”１ １ 而近代 以来出土的简牍 帛书， 朝及唐人写本书卷 、 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 目 我国出土简 帛文献最大的特点就 成熟的分类标准。若按照《 汉书 ・ 艺文志》 的 有不少是遗失了一两千年的珍贵资料 ， 这些 籍档册” 。 分类方法 ， 为六艺 、 可分 诸子 、 诗赋、 兵书、 数 资料弥补了只有古籍记载而无原物的缺憾 。 是它们长期掩埋于地下 ， 未经辗转 流传 ， 真 它们是考古发现的 术、 方技等 ； 按照古代 四部分类体系 ， 又可分 如在马王堆汉墓 帛书中 ，绝大多数都 为佚 实地保留着 当时的原貌 ，
简牍 帛书 ， 指简牍和帛书 ， 简称“ 并与同盟会南洋支部相对立 ， 相互争 是古代 的文献资料 ， 主要应用于纸张发明前的殷
一
些革命志士 ， 在东京设立东亚亡 国同盟 雄 。１１ 年 ２月， ９０ 陶成章和章太炎又在 日 商至汉魏时期 ， 国文字和书写条件成熟时期 是我
李学勤：简帛佚籍的发现与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
李学勤：简帛佚籍的发现与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中国有着总结学术发展的悠久和优良传统，向上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孔子。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业已经历了从原始时期到夏、商、西周三代之变。
对于错综复杂的远古文化，孔子从学术史的角度将其归结为“六经”。
《庄子·天运篇》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
’”孔子对于“六经”虽然做的主要是学术综合的工作，即“述而不作”，但这一开创性的学术总结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说：“中国学术具最大权威者凡二：一曰孔子；一曰'六经’。
孔子者，中国学术史上人格最高之标准，而'六经’则中国学术史上著述最高之标准也。
”[1](P2)春秋战国时期，学派蜂起，百家争鸣，学术文化得到了空前繁荣发展。
但由于后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经籍百家遭到严禁，致使学术为之一变。
汉惠帝时，下令废除《挟书律》，百家思想重新活跃起来，学术为此又起一变。
在中国学术史研究方面，汉初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西汉末期有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别录》，东汉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
学术史研究从此绵延不绝，各个朝代官修或私修史书，一般都有总结前代学术的专门章节，或曰《艺文志》，或曰《经籍志》，目的都是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一但是，由于秦代毁灭性的焚书，致使中国大量的古代书籍严重失传，以至后代出现了一些所谓续作的“伪书”，而且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传世的书面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总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歪曲和变化。
对此，历代学者不断对某些“伪书”进行甄别和审查，其工作具有一定的价值。
然而，从清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了风靡一时的“疑古思潮”。
崔述运用司马迁“考信于六艺”的方法，以经书中的某些记载驳斥诸子百家中所载之古史，写作了《考信录》，认为后世所传的古史大半是战国诸子所假造的，主张中国的信史应始于唐、虞时代。
简帛文字名词解释(一)
简帛文字名词解释(一)简帛文字名词解释简帛文字•简帛文字是一种古老的汉字书写形式，是在简牍（简）和蚕丝纸（帛）上刻写的文字。
•简帛文字最早出现于西周晚期，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人们进行书写和记录的主要方式之一。
简帛•简牍（简）：简牍是古代最早用来进行文字记录的一种工具，类似于木片或竹片，可以刻写文字后进行保存。
–例如：“上书楚曰，古人有言曰：天，地，社稷之主也。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蚕丝纸（帛）：蚕丝纸由蚕丝纤维制成，是一种质地轻薄而坚韧的纸张，适合用于书写。
–例如：“安其室，陈其形，书其名。
”（《史记·邹伯奢世家》）简帛文字的特点•简洁：简帛文字的形状简单，笔画较少。
–例如：“言以信为帛，织以言为纸。
”（《礼记·曲礼上》）•线条流畅：由于刻写在简牍或者蚕丝纸上，简帛文字的线条流畅，并且显示出一种特殊的书法风格。
–例如：“夫用笔者，利其寿。
”（《管子·平等》）•篇幅受限：由于简帛的大小受限，因此篇幅较短，无法进行长篇描述。
–例如：“其鸟能正乎，其羽能倍乎。
”（《礼记·禘阴》）简帛文字的应用领域•史书：古代历史记载中的许多重要事件和人物都是通过简帛文字进行记录的。
–例如《左传》、《史记》等•文学作品：古代一些文人学士也使用简帛文字进行文学创作。
–例如《诗经》、《楚辞》等•契约和法律文书：简帛文字可以用于记录契约和法律文件，作为法律证据。
–例如《楚简》中的契约和法律条文结束语以上是关于简帛文字的一些名词解释和例子。
简帛文字虽然已经逐渐被现代汉字所取代，但它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仍具有重要价值。
书法发展史汉代简牍帛书
简可以看出，居延汉简彻底洗尽篆意、泯除篆书不规则的空间构造，开场呈现出方扁峻折隶意的整饬化，这说明隶书空间构造的 完型已是指日可待。
第十七页，共36页。
诏书二字令人个汉隶时代的“绝 唱〞，远远超过了我们的 想象力。
居延少字数签
第十八页，共36页。
西汉汉简 小结
从严格意义上讲，西汉简帛书还够不上成熟的汉隶，而只是处于隶变过程中的不定型隶书形态。 从西汉隶书的开展来看，简帛书实际分化为两条演进线索:一为隶书的正化，一为隶书的草化。前一条演进线索在东汉早期简册趋
内容极其丰富，对研究汉代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法律、民族、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状况等，发挥着补史、证史 和史书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第十一页，共36页。
居延汉简的书风特点
为日常功用的书写，加之书手文化程度较低，因此书风粗暴朴实、不受拘谨。大部分文字形态变化很大，自由奔放，无造作之感。 有的假设篆假设草，浑然一体；有的波磔奇古，形意俱足；有的敦厚朴茂，风韵飘逸，形成了汉代书法艺术绮丽多姿的景象。
无论从实物资料看,还是从文字演变规律看，章草的产生都是在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因为成熟的隶书产生于西 汉早中期，规整的隶书出现于东汉中晚期。根据草化先于规整化的根本规律看，章草的出现也应该是在西汉末至 东汉早期之间。
第二十四页，共36页。
3 新莽、东汉代表作品 西汉时期的居延汉简-丞相御史令牍； 新莽时期的始建国木牍 东汉武威仪礼简 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２７年〕写成的居延误死马驹册 东汉早期的武威医药木牍 东汉居延永元7年〔95年〕兵器簿
中国发现的主要竹简帛书汇总：其出土文献足以改写古代历史
中国发现的主要竹简帛书汇总：其出土文献足以改写古代历史中国是一个有着丰富历史记载的国家，春秋战国以来，百家著书立说，写下了无数的经典作品。
然而经过了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焼咸阳宫、永嘉之乱、靖康之变等事件，导致中国很多古文献失传了。
不过十分幸运的是中国早期的许多文献都是以竹简的形式存在，能够在南方许多墓中保存很多年。
因此，我们能够通过战国、秦汉时代的竹简看到许多失传的文献。
小编就在此列举一些中国发现的非常重要的竹简和帛书，以供各位文化和历史爱好者参考。
郭店楚墓竹简：发现了最早的《老子》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郭店一号楚墓M1发掘出竹简，共804枚，为竹质墨迹。
其中有字简730枚，共计13000多个楚国文字。
郭店楚简包括十六篇先秦时期的文献。
其中道家典籍三篇，分别为《老子》（甲、乙、丙）、《太一生水》、《语丛四》（《说之道》》；儒家典籍为十二篇，分别为《缁衣》、《鲁穆公问子思》、《五行》、《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
这批典籍除《老子》、《缁衣》见诸传世本，《五行》见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外，其余皆为两千多年前的先秦佚籍。
郭店竹简《老子》银雀山竹简：《孙膑兵法》重见天日银雀山西汉墓，位于山东临沂市区南银雀山。
1972年发掘一、二号墓。
其中出土了竹简文献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墨子》等。
二号墓，出土《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竹简32枚。
每简长69厘米。
是西汉实用日历，也是迄今所知的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
《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竹简同时出土，这是我国、也是世界军事史上一件大事。
它使长期以来关于这两部书的一些疑案得以澄清解决。
《孙膑兵法》王家台秦简：发现了失传已久的《归藏》王家台秦简，1993年3月出土于湖北江陵荆州镇邱北村王家台15号秦墓，共计813枚。
战国简牍的发现与研究
第四节战国简帛的发现与研究简策作为先秦时期人们书著文字的最主要的形式，它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
汉晋两代，先秦简策主要有孔壁古文经与汲冢竹书的发现，后于南朝续有所获，而汉人木简于北宋徽宗朝也有出土，但原简均久已散佚。
尽管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汉晋简牍的发现使简牍研究迅速形成专学，然而对于先秦简牍的了解，却晚至20世纪50年代才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20世纪70年代后，大量战国简策的出土已不同于早期的零星发现，不仅数量浩繁，而且呈现出众多前所未见的竹书，从而为先秦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古典哲学、先秦思想史、古代文献学、简策制度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积累了丰富资料，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简帛资料概述（一）简牍目前所见战国简牍有楚简、曾简和秦简，先后共发现27批，其中以楚简和秦简为大宗。
1．楚简共发现19批，出土地点主要集中于两湖和河南地区。
湖南楚简前后出土6批。
新中国建立之初，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湖南长沙楚墓的考古发掘首先获取了楚简。
1951年，长沙五里牌406号墓出土竹简37枚，长沙仰天湖25号墓出土竹简43枚，内容均为遣策(1)；1954年，长沙杨家湾6号墓出土竹简72枚，其中书字简54枚(2)。
20世纪80年代后，湖南地区出土的楚简更趋丰富。
1980年，临澧九里楚墓出土100余枚残断的竹简，内容不详（3）。
1983年，常德德山夕阳坡2号墓出土竹简2枚，内容为纪年记事文书（4）。
1987年，慈利石板村36号墓出土残竹简4557片，约800-1000枚，内容为记事性古书，以记吴、越二国史事为主，如黄池之会、吴越争霸，似与《国语·吴语》、《越语》或《越绝书》有关（5），极为珍贵。
湖北楚简的发现集中在江陵和荆门地区，出土楚简数量最多，共有11批。
1965年，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竹简207枚，内容为卜筮祭祷记录（6）。
次年，望山2号墓又出竹简66枚，内容为遣策（7），涉及器物名称达320种之多，许多不见于文献记载，所记器物排列有序，与出土实物对观也基本符合，颇便考定随葬器物之名称。
简帛文献及其研究价值
的 楚 简年 《上 凡海 物博 流物 形馆 》从 （香 局港 部购 ）回
1993
《 太 一年 生在 水湖 》北 （荆 道门 家出 著土 作的 ）楚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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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木 牍
年 在 湖 北 荆 州 周 家 台 出 土 的
1972
《 孙 膑年 兵在 法山 》东
临 沂 出 土 的 汉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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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1996年从湖南省长沙市走马楼街三国吴井中发现的三国吴纪年简牍， 就达10多万枚，总字数逾300万字，相当於200部《论语》，或近100部 《孟子》： 吴简300万字÷《论语》15883字≈200部 吴简300万字÷《孟子》35402字≈ 100部
20世纪竹简的重大考古发现及意义
20世纪以来简牍的重大考古发现及意义回顾简牍发现出土的历史，可以说既是由来已久，又是近世新事。
说由来已久那就是永垂青史的两次重大发现，即西汉景帝末武帝初年，鲁恭王在孔子旧宅获得的“孔壁中经”：《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西晋武帝咸宁五年（２７９）在汲县战国晚期魏墓里出土的“汲冢竹书”：《穆天子传》、《纪年》、《师春》、《琐语》等。
这两次发现对后来的古文献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说近世新事，那就是从２０世纪初以来至世纪末，全国各地不断出土的简牍文物，不仅出土地域大大扩展、时代距离拉长，而且数量和内容都是远盛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发现，可以说二十世纪是简牍的大发现时代。
一、百年来简牍的发现，概括有以下五个特点（一）出土地域不断扩大最早以新疆尼雅、甘肃敦煌为起始，其次延伸至内蒙、甘肃额济纳河流域，从而扩展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到处都有简牍问世。
目前可知有新疆、甘肃、青海、内蒙、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四川、广西、江苏、安徽等１７个省市自治区。
其中甘肃、内蒙、湖南、湖北四省出土最多。
充分反映出汉文化覆盖面的广大和汉文化势力的强劲。
（二）简牍时代的延长过去出土简牍，以汉代为大宗，其次为战国。
而现在可知上至春秋晚期，经战国、秦、汉至三国两晋，其时代是连续的。
另外，就民族文字来看，还有汉晋 文、唐代吐蕃文和宋之西夏文木牍。
不仅反映了汉文简牍的存在时限，而且也可看到对其他文化的响。
（三）内容越来越丰富过去，墓葬出书籍，边塞遗址出屯戍文书。
以此形成了简牍的两个基本特征。
而现有资料，内容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不仅有传世文献中可找到的古书籍，也有早已佚失的古文献。
不仅有屯戍文档，而且还有法律、法规条文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书。
（四）数量不断增加过去出土简牍，一墓出土数十枚、遗址出土数百枚，已是极为稀有罕见了，而现在动辄数以千计万计，甚至以１０万计，不能不说是惊天动地。
粗略统计，用各种材料写成的文献、文书，总数已达２６万余枚（件）之多。
三大考古发现对现当代书学的影响
三大考古发现对现当代书学的影响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对清代书学的影响之巨可谓众所周知。
金石学不仅催生了碑学，更孕育出包世臣、康有为、邓石如、吴昌硕等彪炳书史的巨擘大家。
但20世纪以来，西学东渐，考古学在体系化、科学化之后对现当代书学的影响却鲜有人论及。
20世纪重要的考古学发现，按罗振玉的说法，主要有四件，“殷墟文字一也，西陲简册二也，石室遗书三也，大库史料四也。
”而与书法息息相关地就有三件。
现分述如下(一)殷墟甲骨1899年，王懿荣偶然发现龙骨上的锲刻文字，揭开了殷墟甲骨研究的大幕。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开始被考古界所重视。
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的发掘，1949年前有15次(中央研究院主持)，1949年后有12次。
据屈冀鹏统计：考古发掘所获，再加上散藏于各地的有字甲骨约有12万片之多。
可辨识之字，计正文1062字，重文75字，凡1704字。
合存疑与不可辨认者，总数约达3000之多。
足供书学研究和书法创作取资。
(二)简牍帛书简牍和帛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较长的文字载体。
简牍指竹简、木简与竹牍、木牍；帛则是指绢帛缯绸。
自19世纪末叶，汉、晋简牍就开始大量出土，1914年罗振玉、王国维刊行《流沙坠简》之后，又陆续刊行了《居延汉简甲、乙编》《武威汉简》《敦煌汉简》等，为简牍的研究导夫先路。
建国后，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简牍帛书更是屡有发现。
沈颂金说：“这100年简牍和帛书的出土，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内容也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可以说是简帛的‘大发现时代’。
”(三)敦煌遗书1900年，道士王圆策在清理莫高窟积沙时，发现了大量的敦煌遗书。
其时间跨度从西汉末期直至元代，达6个多世纪。
敦煌遗书绝大多数是写本。
它具体有多少卷，一直没人能弄清楚。
据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统记有32000件左右，如果再加上俄国藏的大约10000件和各种零碎散失的部分，总数应该不下50000件。
一、“三大考古发现”引发对书法史的重新认识历来新发现新材料必然引发新思考，形成新认识。
简帛文献及其研究价值
所谓书籍，是指成本的著作，故甲骨文、 金文不能算作书籍（下文将述及）。 我国书籍的整个历史发展，共经历了三个 阶段，即简帛时代、纸卷时代、印刷时代， 並续以今天的“电子数据时代”。 如上所述，“简帛时代”所经历的时间， 至少上起三代商周，下迄三国西晋，长达 2000来年。
继“简帛时代”而起的“纸卷时代”，文 字载体材料是纸张，书籍形式是卷子抄本， 如吐鲁番出土文书、敦煌卷子等。这一阶 段的时间不长，其广泛运用时期在东晋至 唐代，只有700来年的时间，故在中国书籍 形态史上，这一阶段只能算作是由“简帛 时代”嚮“印刷时代”发展的过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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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土 早的 世 的《 纪 数算 学数 年 文书 代 献》 在 ）（ 湖 迄北 今江 所陵 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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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在 湖 北 龙 岗 出 土 的 秦 简
木 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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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在 湖 北 荆 州 周 家 台 出 土 的
《 孙 膑年 兵在 法山 》东 临 沂 出 土 的 汉 简 1972
文 献世 《纪 羌 律年 》代 在 甘 肃 出 土 的 法 律 20 80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
简帛文献及其价值
出土简帛概况
一个世纪以来，陆续发现了大量战国秦汉魏 晋时期的简牍帛书文献，据我们初步统计， 20世纪初至今这百年以来出土的简帛总共达 22万枚（件）左右，总字数约700万，故出 土简帛的数量是十分惊人的，是原来完全想 象不到的，简直就是为我们开启了一座美不 胜收的“地下图书馆”。并且，近些年来又 不断有新的发现，还往往都是重大发现，这 种愈演愈烈的局面，预示着简帛将不光进一 步与传世的先秦汉魏文献相互妍美，而且还 有在数量上与之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之势。
金 文 拓 片
金 文 拓 片
出土简帛文献简介
出土简帛文献简介一．简帛的发现与整理简牍和帛书的发现，是近百年来我国文物考古重大发现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谓简帛，是指我国古代使用墨笔书写的有文字的竹、木简牍和绢帛的总称，因各种复杂的自然环境因素而流传至今。
简帛发现的历史渊遠流长，据记载，在西汉武帝时期就有古代简帛的问世。
此后，西晋武帝太康年间，汲郡人盗掘战国时的魏襄王墓，出土了竹简书籍数十车，这是我国古代大批发现简牍的最早一次记载，这就是著名的《汲冢书》。
这两次发现所留下的古文《尚书》、《论语》、《礼记》、《孝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重要典籍，对于古代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此后历代还有不少次的零星发现。
上个世纪的简帛发掘从时间上大体可划分为两个时期，约从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到１９４９年为止是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一些外国考察队首先相继进入我国西北边陲，也就是汉代的河西与西域地区，开始了考古调查和所谓的探险活动，揭开了西北简牍大发现的序幕。
其代表人物有瑞典人斯文赫定、贝格曼，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日本的大谷光瑞、桔瑞超等。
２０世纪初西北简帛的发现，立即引起了当时国际东方学界、考古学界、语言学界的轰动。
此后，我国科学家或与外国合作，或独立发掘，使古代简帛逐步被世人所认识。
２０世纪上半叶简帛的发现，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举其要者有敦煌汉简，居延汉简，罗布淖尔汉简等。
建国以后，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更不断有惊人的简帛发现。
重要的竹、木简发现有云梦秦简，龙岗秦简，武威汉简，银雀山汉简，甘谷汉简，马王堆汉墓竹简，定县汉简，江陵凤凰山、张家山汉简，居延新简，阜阳汉简，大通汉简，马圈湾汉简，郭店楚简，悬泉置汉简，尹湾汉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等等。
帛书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几件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墓发现的“楚缯书”、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帛书1件、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10件等。
下面仅就东汉以前的出土简帛文献材料择其要者作扼要介绍敦煌汉简是指二十世纪初开始在河西疏勒河流域汉代边塞烽燧遗址中陆续出土的简牍。
７０年代以来的秦汉简帛文字研究
７０年代以来的秦汉简帛文字研究【内容提要】简牍学是继甲骨学、敦煌学之后兴起的一个专门学问。
简牍文字最初作为释读工具受人关注，在逐步掌握对不同文字采用不同的释读途径后，已经对行之有效的方法作了归纳。
秦汉简牍文字本体的研究，在文字形义关系、各种字体及形体演变、隶变等方面都获得初步成果。
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利用简牍文字来解决传本古籍的一些疑难问题。
丰富的原始资料推动了字编的编纂，至今已有多种不同类型的字编问世。
【关键词】秦汉/简牍/文字/考释/字形【正文】中图分类号：H0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 （2000）03－0121－04从战国后期秦至东汉时期的竹木简牍帛书，我们称之为秦汉简帛书。
现今，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特别在史学方面，而本文只就文字学方面介绍70年代以来的研究情况。
自上世纪初，在新疆罗布泊发现汉晋简以来，几批汉简的发现地均在西部地区。
从70年代起，新疆、甘肃、内蒙古、青海、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四川、广西等地都有秦汉简帛书发现。
到1998年上半年为止，公开发表的秦汉简帛书出土及整理情况如下：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竹简，有《编年纪》、《为吏之道》、《语书》、《秦律十八种》等刑法文书，并有《日书》2种。
睡虎地4号墓有家书等木牍。
四川青川郝家坪发现战国秦木牍2件，其中1件为田律内容。
甘肃天水放马堆1号战国秦墓有《日书》2种及《墓主纪》。
湖北云梦龙岗6号秦墓有法律文书的竹简和乞鞫免罪内容的木牍。
湖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遣册竹简。
3号墓发现大批帛书，有《老子》甲、乙本，《六十四卦》、《经法》、《十大经》、《战国纵横家书》、《春秋语事》、《天文气象杂占》、《五十二病方》、《养生方》、《合阴阳》、《十问》、《阴阳十一脉灸经》、《导引图》等及古地图2种。
并有类似《黄帝内经》竹简及遣册木牍。
湖北江陵凤凰10号墓有刍藁帐等竹简和遣册，9号墓有“安陆守丞”牍，168号汉墓有《江陵丞相告地下丞》竹牍，8号汉墓、167 号汉墓、168号汉墓均出土遣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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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的简帛发现与简帛学的发展(一)
历经百年沧桑，通过几代学人的艰苦努力，简帛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并蔚为国际显学，受到世界学人的瞩目。
简帛发现层出不穷
据文献记载，我国简帛的发现、整理和研究，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西汉景帝（前156—141年）末年的孔子故宅壁中经，但采用近代考古的科学方法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地发掘、整理和研究，则开端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迄今将近一个世纪。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简帛的发现可谓层出不穷，共出现了两次大发现的高潮：一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
出土简帛的年代涵盖战国、秦、汉、三国及魏晋。
战国简包括五里牌楚简37枚、仰天湖楚简43枚、杨家湾楚简72枚、长台关楚简229枚、望山楚简22枚、藤店楚简24枚、天星观楚简70枚、九店楚简344枚、随县楚简240多枚、临澧楚简数十枚、包山楚简448枚、秦家咀楚简41枚、石板村楚简4371片、郭店楚简804枚、新蔡楚简1300余枚等。
秦简包括云梦秦简1155枚（另有80枚残片）、天水秦简460枚、龙岗秦简283枚、木牍1方、杨家山秦简75枚、关沮秦汉简500枚、王家台秦简800余枚、周家台秦简389枚、木牍1枚、青川秦牍1枚等。
汉简包括敦煌汉简708枚（或云702枚、704枚）、居延汉简3500余枚、罗布淖尔汉简71枚、武威汉简600余枚、甘谷汉简23枚、银雀山汉简4974枚、武威医简78枚、木牍14方、马王堆汉简900余枚、木枚、定县汉简一批、凤凰山汉简428枚、木牍9方、居延新简近两万枚、罗泊湾汉简十余枚、木牍5枚、阜阳汉简一批、大通汉简400枚、张家山汉简2787枚、胥浦汉简17枚、木牍2方、清水沟汉简一册（27枚）、散简14枚、悬泉置汉简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帛书10件、纸文书10件、墙壁题记1件、尹湾汉简133枚、木椟24方、虎溪山汉简1000余枚、孔家坡汉简785枚等。
三国两晋简包括尼雅、楼兰简牍400余枚、纸文书728件、吐鲁番阿斯塔那晋木简1枚、南昌永外正街晋墓出土木刺5枚、木牍1枚、南昌阳明路三国吴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牍2枚、鄂城出土三国吴木刺6枚、马鞍山出土三国木刺14枚、木枚、武威旱滩坡出土东晋木牍5枚、高台晋墓出土木牍1枚、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10万多枚等。
帛书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几件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墓发现的“楚缯书”、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帛书1件、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10件等。
简帛的整理与研究硕果累累
随着大宗简帛的相继出土和陆续公布，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
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经过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已发表有关简帛研究的论着数千种。
这些论着大体上可分为简帛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
所谓基础研究主要包括发掘报告、图版、释文、注释、语译、索引、字编、参考文献和论着目录等。
而应用研究主要是应用新发现的简帛资料（包括简帛文字记载、实物以及器物、遗址、墓葬等），结合传世典籍研究当时的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乃至科技、民族关系、中外关系、语言、文字、书法等各个方面。
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归宿，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正如张政
先生为《简帛研究》题词所云：“辨析字形，理解文义，玑珠重联，审系篇题，终成图籍，补史之逸。
”简帛的整理和研究，大体上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进行的。
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
首批敦煌汉简虽然首先由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进行整理和考释，但作出最大贡献的应该首推我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
二人于1914年合着的《流沙坠简》一书以及王国维后来发表的系列论文，不仅对每枚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而且应用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撰写出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尤其重视把敦煌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尽可能恢复汉代烽燧组织系统的原貌。
《流沙坠简》一书的精辟考释和王国维研究敦煌汉简的系列论文，不仅为当时的东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为近代简帛学的奠基之作。
和敦煌汉简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汉简的整理和考释，一开始便是由中国学者负责的。
起初参加的学者有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和劳干等人，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整理工作中辍。
后由劳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释，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
与此同时，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
《释文之部》在变通《流沙坠简》一书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杂类等六大类。
《考证之部》和研究论文则沿用王国维所创立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居延汉简和汉代历史研究两个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9年以前，重要的论着还有《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罗布淖尔考古记》、《新获之敦煌汉简》、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彩箧冢》、贺昌群《〈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盘《汉晋遗简偶述》、《汉晋遗简偶述续稿》和劳干《敦煌汉简校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