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理论的现代意义与实践

“诗教”理论的现代意义与实践

一、绪言《礼记·经解》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①彰焯地阐明了以诗为教，可以培养温柔敦厚情操的道理。至于“温柔敦厚”的意旨究竟如何，唐孔颖达《正义》云：“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恉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裴普贤先生申言之曰：“大家读了诗经，可以提高人品，养成温柔敦厚的性情。因为诗歌是感情的流露，诗教即本于性情，注重于纯真情思的表达，所以增进文学修养，就有陶冶性情的功能。”同时更进一步地指出：“这‘温柔敦厚’四字，也可说是《论语·八佾》篇‘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及《为政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两章综合的发展。”②徐复观先生在《释诗的温柔敦厚》一文中，则从根本指出，所谓的“温”，就是“不太冷，也不太热”。所谓的“柔”，

指的是“有弹性，有吸引力，容易使人亲近的柔和感情”。至于“敦厚”则是“富于深度、富有远意的感情。也可以说是有多层次，乃至无限层次的感情”③。我们都知道，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学者对于诗文意旨的说解，也有所不同，虽说作者与读者并非处于相同时空，作者抒发情绪的力量无法发挥及时的效应，读者无法领悟或掌握作者在表现语言行为时的情感、态度与思想，于是以自身的体悟与感受，重新赋予文学作品新的生命，使得读者之意不能与作者之意完全契合，于是出现了所谓“诗无达诂”的现象。④然而，尽管我们无法统一规范诗篇的意旨，但是每一首诗所呈现的都是“不太冷也不太热，有弹性、有吸引力，容易使人亲近的柔和感情”，是“本于性情，注重于纯真情思的表达”，是一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无邪”的感情。而这种感情的流露与呈现，正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在典籍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推崇《诗经》、强调学习《诗经》必要性的言论，比如在《论语·阳货》篇里，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云：“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在《季氏》篇里，他说：“不学诗，无以言。”又如《为政》篇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子路》篇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礼记·经解》篇的“温柔敦厚，诗教也”

当然也是孔子的见解。然而，由于时代背景等因素的移易，许多在孔子时代里相当重要的作用与价值，譬如：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事父事君、授政出使等，已经失去效用或不切实际了。因此便有学者以纯文学作品或历史遗迹的态度来研读《诗经》、赏析《诗经》。但是从徐复观先生《释诗的温柔敦厚》文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诗经》所呈现的既然是一种不太冷也不太热，有弹性、有吸引力，容易使人亲近而且富于深度、富有远意，多层次，乃至无限层次的柔和感情。当然它自身也必须具备有适度的、多层次的，易于为人所接受等特质。因此，编纂者、作序者或者援引诗篇作为教学素材者，因应当时的情势与需求，为诗篇作最为适切的说解，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因此，如果我们纯然以今人未尽深切的认识，对孔子推崇《诗经》、以《诗经》作教材等为不合时宜而进行批判，恐怕才是真正的未尽合宜。窃以为只有让“温柔敦厚”的诗篇，再度因着现今的时势背景与环境，重新绽放富于深意的多层次生命，才是客观、公允而且适切的做法。因此，或许我们可以顺着孔子的诗教理念，检讨并发扬孔子诗教理论的现代意义。同时探讨在21世纪的今日，有关诗教理论的实践问题。二、诗序的撰著与意义

在讨论孔子的诗教理论之前，不能不先论述有关诗序问题。了解学者各本己说对诗篇作出不同说解之后，学者大抵都可以体会董仲舒“诗无达诂”⑤的理念，应是有感而发的，因为

即使是意旨较为明确的赋体，在说解上都可以出现很大的差异，透过比、兴形式所呈现出来的诗旨更是言人人殊；当然就诗文本身而言，究竟是赋，是比，还是兴？各家的说法也非一致。《汉书·艺文志》云：“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礼记·王制》云：“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于太师，比其音律，以闻天子。”《左传·襄公十四年》则云：“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以采诗；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采诗之官所以采诗的目的，明晰简直，那些被采以献闻于天子的诗歌，有所兴寄，可以反映社会情状，生民苦乐以及民心向背等作用，更是理所当然。《虞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荀子·儒效》云：“言是其志也。”《庄子·天下》云：“诗以道志。”而《说文·言部》云：“诗，志也。从言寺声。訨，古文诗，省。”段注：“左从古文言，右从之，省寸。”《释名·释典艺》曰：“诗，之也，志之所之也。”由典籍的论述，可以得知所谓“诗”，必与心志之表现、向往，密切关联，所以《诗·大序》以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不仅指出诗歌、音乐与舞蹈的三位一体，更说明了诗歌言志与抒情的特性。其实所谓“情”、“志”，二而一也，如《左传》

昭公二十五年“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孔颖达《正义》云：“民有六志，其志无限，故人君为政审法，时之所宜，事之所类，以至民之六志，使之不过节也。……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所从言之异也。”至于诗的形成，则如朱熹《诗经集传·序》所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矣。此诗之所以作也。”依情而发，由言而现，始而永歌韵律，终于手舞足蹈，诗歌就在情感自然流露下，创作完成。诗歌的创作与形成，既然为“志”，为“志之所之”，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篇当中自然必须呈现作者所以创作诗歌的原意；而这情志的产生，当然就是有感于外在事物的结果了。生活苦乐的感触、儿女私情的悸动、社会情状的变化、国家政事的兴革，都能让诗人有所感而发言为诗；或毁或誉，或隐或显，在在皆足供施政者用以察考政事施行中失、风土民情良窳，因而诗篇之中当然存在政治与道德性质。孔子以《诗经》作为教材之后，《诗经》的地位除了更具实用性质之外，也由原先包含政治、道德的内涵，转变为政治、道德批判的标准与依据。而使得《诗经》具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便是“诗序”了。有关诗序的作者到底是谁，至今仍是一个无法求得确诂的问题。虽然卫宏作序之说见于《后汉书·儒林传》，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