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诗歌的几个理论和现实问题

有关诗歌的几个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作协诗歌理论研讨会研讨议题□郁葱2010年7月25日，我到北戴河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

会议提前发来了几个研讨主题。

两天的研讨很紧凑，已经很久没有召开过全国性的“诗歌理论研讨会”了，因此大家的发言很热烈。

我是编辑和写作者，对理论问题始终敬而远之，但会前还是按照要求对几个问题分别写下了自己的看法。

许多观点是我一直坚持的，而且已经在其他场合说过多次了，没有新意但一以贯之，持之以恒。

每位发言者限时十分钟，于是从中选择了一点儿我最想说的话，用了大概八、九分钟的时间，当时一位朋友评价说“口吻缓和但观点鲜明。

”回来后，将当时的发言稿重新看了一遍，觉得依然有可取之处。

观点是否准确不敢肯定，关键是认真的。

愿大家快乐。

一、诗歌与时代。

诗歌如何处理好大我与小我的关系？由地震诗歌现象看灾难面前诗歌的突出表现与功用：我反复说过，我不是理论家，甚至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诗人，我的职业是编辑，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去做一个单纯的诗人。

我一直觉得写诗、编诗的人应该简单些，理想主义一些，应该与这个社会部分脱节，我一直没有理论的深奥、规范和复杂。

一些理论问题让我敬畏、让我茫然、让我感到自己的肤浅，比如我们这次会议原来发给我的一个研讨题目：…诗歌与时代，诗歌如何处理好大我与小我的关系‟。

到会后我发现这个…大我‟…小我‟被去掉了，我觉得去掉得非常好。

我以为…大我‟与…小我‟是被时代认同了的怪异概念，这两个概念把我们引进了一个永远走不出来的怪圈。

…我‟就是…我‟，…我‟的另一个词意是…自己‟，我的创作中不存在什么…大我‟和…小我‟的矛盾，或者说不存在什么…大自己‟、…小自己‟的矛盾，如果我们认定了…我‟应该是个性的，自由的，变化的概念，如果我们认定了每一个…我‟都是完全不同的自己，如果我们认定了独特的风格，想像力和创造力是一个好诗人的标志，如果我们艺术多元化的局面真正形成了，那么关于…大我‟…小我‟的争论就早该成为历史，这场毫无意义的延续到现在的争论也早就应该终结。

当然，每一位诗人几乎都有政治情结，但…大我‟在某一段时间成为了…大众‟的代名词，…大众‟与…人民‟一样，是个虚拟的概念，很容易被人滥用。

全民读诗、写诗的年代是不正常的年代，而且那是政治的力量而不是诗歌本身的力量。

我们这次会议所发的问卷上还提到了好诗的标准，我还是重申我的观点：我理解中的好诗的标准是：1、诗人的创造力、影响力。

2、作品的价值和个性。

3、持续的作品生命力与恒久感。

4、诗中展示的诗人的境界、品位和尊严。

5、作品的先锋精神和探索精神。

6、语言魅力。

如果用一句话回答，那就是：深邃的思考、松弛的表达。

关于地震诗歌。

2008年的汶川地震之后，诗歌似乎重新回到了公众视野，在那样一种特殊的氛围中，诗歌成为迅捷的表达感情的感性语言形式，符合国人对灾难与“不幸”的一种情感共鸣。

地震诗歌现象，其实就是由灾难这一事件引发的诗人或非诗人们最初的最直接的不由自主的情感表达。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诗歌成为了一种人们表达悲情、抒写伤感的出口。

应该说，这是诗歌运用公众情绪的一次范例。

或者说，这是公众情绪利用诗歌的一次范例。

四川地震发生后，2008年5月29日，《河北日报》记者向我提出了“四川地震，诗人何为”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准确的也很及时的问题。

记者问：您认为这次四川地震，诗人的表现如何？他们发出的声音您满意吗？我当时回答说：“应该说，真正好的诗人都有很浓郁的政治情结和社会责任感，诗人天生敏锐、敏感，诗歌又是我们中国人表达感情的传统方式，是融进国人生活中和骨子里的一种文化。

因此，遇到一些大的社会事件和自然灾害，借助诗歌自身的魅力，应该演绎出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的诗歌作品。

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定有用诗歌纪录的他的民族的苦难史、生存史和心灵史，我们近年来也有过一些社会题材的诗歌作品，但显得拼凑、表面、肤浅，大而无当，缺少感情和激情，缺少震撼力，让人感觉煽情而不动情，与我们期待中的作品质量还有相当的距离。

当然，这次的抗击震灾诗歌创作，使得这种状态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因在于这次灾难本身触及了诗人内心的痛点和动情点，使诗人的艺术积淀在瞬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那一段时间浏览诗歌博客和诗歌论坛，几乎每一位诗人（包括我自己）都在用心、用自己的所有真挚的情感和良知为抗击震灾创作诗歌，而且表达的不仅仅是一般的…公众情绪‟，他们的文字各自具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深度，使作品充满了人性、人道和人格的魅力，内心的良善和才智发挥到了极至，实际上成为一次没有组织的、新时期以来最大规模的…同题材创作‟，其作品的深邃和内涵甚至超出了任何一类其它文体抗震题材的创作。

而且诗人们对事件的反应是迅捷的，在震灾发生仅仅两个小时之后，当地的诗人就写作出了诗歌作品并发到了网络上。

”我注意到，这次抗击震灾诗人们的创作的大部分诗歌作品，既遵循了诗歌艺术的创作规律，也是对抗击震灾场景的深层表达，同时也为诗歌本身创造了又一次辉煌。

诗歌发出了坚实的声音。

而且，由于抗震救灾中网络、电视和平面媒体对诗歌的关注，使得诗歌的受众面大大增加，我想，这既是对诗歌艺术的一次良性推动，也会使真正的诗人们得到一些内在的启示，会使得他们重新审视自己今后的诗歌创作，这显然是我们所期待的。

但同时，我也有另外几点感受。

其一，诗人在灾难面前不应该再有语言的“表演欲”，在创作灾难题材的诗歌作品时，首先要想到的是经历着这场灾难的人们的感受，用自己真实的真切的感受去写诗。

再一点，不是说有了激情就一定能够写出好诗，也不是“全民创作”就一定会出好诗。

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人们用一些分行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是值得赞赏的，但那里面的口号式的语言和非诗的因素实际上与诗歌的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话多诗少，直白浅陋。

我想这是个值得探讨的艺术问题，我们还是要对诗歌艺术有一种理性的尊重。

并不是谁都能写诗——这句话可能会让一些人听着刺耳，但却是事实和真话。

还有一个让人感到非常忧虑的现象是，其实我们对灾难的理解和抗争的诗歌创作还没有真正深入进去，仅仅停留在发生的现象本身和人本能的最初情感本身。

短期内大量的诗集纷纷重复编辑出版，几乎来不及沉淀和筛选。

当时单是我接到的约稿邮件、电话就已经很多。

我收到的同样题材的诗集就有20多本，我所在的城市就出版了两部。

让我兴奋的同时我也真的不想看到，面对这样一个必将留在国家历史上的沉重话题，用一些肤浅外在的诗歌文字来诠释，我愿意看到有一部真正的诗选集，当多年之后人们再读起来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中国诗歌面对灾难时整体的精神力量和艺术高度。

我还注意到，在这类诗歌创作上，一个专业意义上的诗人不见得会比普通民众写得要好，所以，网络上出现的那么多被广泛引用与转载的作品，艺术粗糙但情感浓烈（请注意情感这个词），却很少出自专业诗人之手。

原因很简单，面对灾难，普通人不会比诗人更缺乏感同身受的共鸣。

相反，在对地震灾难进行反思和内省的诗作里，专业诗人就显出了他们的优势，尤其是那些带有强烈思想思辨色彩的诗歌，更能突出批判的性质和思想的功用。

最近我参与了一个“地震诗歌墙”作品的筛选，当我重新再读那些抗震诗歌时，我的确更多地感到了失望。

这样的作品不仅仅需要的是表面的倾诉，重要的是，它应该具有一种清醒的超越感，超越个人悲痛的阶段，而进入对人与社会、自然反思的层面，这样就提升了现代诗的思想性，从而获得了经典的价值。

很遗憾，我很少看到。

因此，表象的地震诗歌，只是让边缘化的诗歌在短期内有了一个突出的地位，但这种地位随着灾难的逐渐被淡忘，也会渐渐淡去；只有那些进入了反思层面的地震诗歌，或许才真正显出了它独特的文学与社会价值。

我注意到，再后来的玉树地震和舟曲泥石流灾难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四川地震时的诗歌现象，因此我说，四川地震诗歌，是诗歌利用公众情绪的一次典型范例。

二、诗歌与传承。

从旧体诗和现代诗的发展状况，看诗歌的继承与创新：五四时期一批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正是在打破旧体诗的前提下，才推出了白话新诗。

之后，新诗又在一批留学欧美的诗人那里，获得了一种泊来的现代感，最终形成了具有启蒙色彩的现代汉语诗歌。

这是对新诗由来的一个简要概括。

在很多人看来，新诗正是在与旧体诗断裂中获得自身的发展的，它无所谓继承，因为它们之间本身就没什么关系。

然而，我们都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卓有成就的现代诗人，对于古典诗词大都很精通，他们是建立在对旧体诗词进行比较、过滤的前提下来进行诗歌革命的，他们提倡现代诗，写现代诗，表现出的就是一个叛逆和反抗的姿态。

我们还会发现一个现象，新诗对于他们来说，只是青春期的产物。

很多诗人后来又不写新诗，而改写旧体诗词，甚至是以研究旧体诗词作为自己的学术目标，并且终身坚守。

这一现象，近些年来，也逐渐被一些学者所研究。

我们现在提起诗歌，通常意义上指的就是新诗，但可悲的是，直到今天，我们教孩子学习诗歌，也基本是在古典诗词的范畴内，孩子们所背诵的，无不是押韵并富有节奏感的经典古诗词。

在普通的社会大众那里，古典诗词有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据我了解，喜欢诗歌的人，绝大多数是对古典诗词情有独钟。

在诗人的诗歌写作上，少有通过对古典诗词的学习而开始写新诗的，也没有多少青年诗人有着非常深厚的古典诗词功底。

古典诗词与新诗，虽然形式上不同，但诗人们在写诗时的情感与气质，可以是相通的。

新诗相较于工整的古典诗词，显然更富有现代感，因此也更能承载思想的含量。

从当下一些诗人的写作中，我们也看到，他们对于古典的重新发现，正在影响他们的诗歌写作，像柏桦、杨键等，他们对古典诗词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或多或少会影响他们的创作。

借鉴和吸收古典诗词中的灵性和境界，是能够影响诗人们在诗歌创作中的气象与节奏的。

还有就是，一些古代诗人在诗作中所倾注的情感和气息，也会对现代诗人形成涵盖，像李白的豪放、杜甫的深沉、王维的空灵惮意、李商隐的幽怨悲悯，都会对现代诗人的写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而且，我曾经表述过，中国新诗目前基本没有规范，这起码说明中国诗歌缺乏建设，既缺乏艺术建设，也缺乏理论建设。

作为一门艺术，必要的艺术规范还是要有的。

这种“规范”不是要限制这门艺术的发展，也不是要制造什么“诗歌写法”之类的东西，但是一门从语言、形式到内容完全没有规范的艺术形式，本身就是缺憾。

没有规则，这可能是诗歌这门艺术的特质，提起“新诗”，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说法。

当然审美越多元化越好，一旦有了可以制作的“规范”，这门艺术的生命力可能就开始枯竭了，比如唐诗，比如宋词。

如果我们认定了中国新诗目前基本没有规范，于是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诗歌其实是一门“感知”、“感受”的艺术，写诗、读诗、对诗歌的理解，一般靠每个人的感受能力，而恰恰在感受能力这一点上，差异是相当大的。

诗歌多元化是诗歌繁荣的标志和前提，也是诗歌艺术发展的趋势，但由此形成的对作品判断上的多样性和“不可操作性”，也是新诗的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