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歌论文

缪斯来了——中国诗歌现代化的前后浅析【摘要】“文化救国”引发的的中国诗歌现代化，是在中西文化异质共生的关系中螺旋状朝向离散空间上升发展的。

由于中西方思维方式、审美文化心理和诗歌创作特色的不同，导致异质文化夹缝中的中国诗歌现代化一直“寻寻觅觅”，至今未形成系统化、稳定化的美学创作原则，文学论争间歇性发病。

当下，后现代主义随科技的高速发展逐渐“深入人心”，中国新诗迫切需要一场革命。

【关键词】异质共生审美文化心理后现代主义一、中国诗歌现代化的源起“中国诗歌现代化”是“中国文学现代化”整体概念中的一部分，而“中国文学现代化”又是在“现代中国”意义下生存的概念。

“现代中国”指1840年以后中国的中心任务转为反帝反封建。

“中国文学现代化”即产生于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它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的自然延续和发展，又是在外来文化冲击下不断寻求自身品格的文学。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首要是由于“文学救国”引发的。

现代中国的民族危机迫使中华民族通过自身的现代化来抵抗外来侵略。

经过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之后，中国人更加认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

于是“西学”通过西方直接输入和国人翻译介绍迅速扩散，中国文学现代化至此便从以“文学救国”为目的的“翻译介绍”开始了。

“文学救国”中的“文学”涵盖一切文化教育的观念。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使“文学革命”势在必行。

“文学革命”首先从“诗界革命”开始。

晚清，“以诗歌韦政通，以古人为范约束今人”的传统受到部分先觉者的不满，黄遵宪就是其中一个。

黄遵宪不仅提倡新思想，还最早提出了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

“五四”时期胡适先生提倡用白话文写诗，“诗界革命”于此一发不可收拾。

以“文学救国”为目的的“文学革命”有些激进：在引进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却未能及时对外来文化本身加以批判性吸收。

这便未至今未停歇的文化论争埋下了伏笔。

二、中国诗歌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国现代诗歌有诸多流派，异彩纷呈，但无一不是以西方文化的介入为前提的，其创作理论、手法等可谓一路学来而未能有所超越。

中国诗人至今认为能找回失掉已久的民族自信。

中国诗歌的现代化不是从中国自身内在经济、政治、社会的自然演变而来的，被西方“文化殖民”被迫现代化，未能考虑到中西方思维方式、审美文化心理、创作特色的不同。

所以，有必要对这种“被迫”深究一下。

（一）、中国传统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异质中国诗歌现代化是在异质共生的文化夹缝中发生的。

这种异质共生根源于中西方思维模式、审美文化心理的异质。

首先，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是导致中西文化异质的根本原因。

早在中西方先民创制文字时就表现出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中国汉字是表意文字，西方拉丁字母是表音文字。

由于中国人注重感性思维，注重对直观形象的感受，汉字在创制时即以刻画符号和原始图画的形式表现人对事物的感受。

西方人注重智性思维，注重逻辑推演，拉丁字母在创制时即以严格的逻辑分析精神规定了每个单词的语音、语义的准确性。

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同样导致语法上的差异。

由于感性思维方式和文字的表义性特征，是中国汉语语法有很大的灵活性与模糊性；二西方因其注重严格的逻辑推演和文字的表音特性，是西方语言语法逻辑严密、具体。

汉语人称代词、介词、表示比较的词和动词可以省略，没有时态的变化，虚词可以代替动词，这是汉语与拉丁语的语法不同之处，这些不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方诗歌表达方式的不同。

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上的差异还导致中西方对“诗”的认识上的差异——“诗”与“pome”的差异。

中国的“诗”是建立在感性直觉思维基础上的诗，起源于“诗言志”、“诗缘情”说的中国诗是用来表现感性心象的文本，其中的主观情感超验的、超文本的。

而西方的“pome”诗是智性思维方式下被制作出来再现先验逻辑的文本工具。

其次，审美文化心理的不同是文化异质的基本原因。

审美文化心理的不同是由于不同民族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不同认识而造成的。

审美文化心理的不同是基于中西方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的不同。

中国主张“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要求人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前提下与自然和谐共处。

中国诗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用自然意象表现诗人的心象，用“以物观物”的角度作诗。

西方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是“天人相对”的理念。

以“人文主义”为核心思想，极力追求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把人与自然“分析”为二元对立的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

在征服自然欲望的指引下，西方着重发展了以自然科学基础的理论科学哲学，而未能注意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关系。

于是西方诗歌通过再现客观物象以表达先验逻辑或“追求真理“的倾向明显。

审美文化心理的不同也因中西方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认识的不同造成。

中国文化重视“情”，在中国伦理道德中，情与理是可以共生的，有时理是可以为情让步的。

在中国人际关系中情即理，理即情，太讲理便是无情，无情便是无理。

在情与理的纠纷中，中国人发明了中庸之道，目的是使人伦关系更和谐，追求生活的艺术化。

在诗歌上，体现为“诗缘情”——诗因情而生，中国抒情诗的早熟与发达。

西方文化则崇尚“理”，理性是西方哲学的基石。

在人伦关系中，他们追求自由。

自由的概念分为先验意义上的自由和实践意义上的自由：先验意义上的自由排斥感性，实践意义上的自由虽部分牵涉到“自由感”（感性）但还是以纯粹理性为主体。

在日常生活中，西方人之间也讲求逻辑，体现为时间概念很强，注重事情的条理性。

西方的理性体现为他们强烈的个人和自我意识。

西方诗歌拥有个人主义的奔放激情和理性的自我解剖。

审美文化心理的不同，最终导致中西方艺术创作中的美学追求不同。

中国以善为美，西方则以真为美。

中国的哲学是“道”，是伦理制度的哲学；而西方哲学是“逻辑”，是理论科学的哲学。

不同的美学原则表现在诗歌上为：中国诗是“女性型”感性直觉抒情，西方诗是“男性型”理性逻辑叙事。

最后，创作理念与手法的不同是中西方诗歌文化异质的直接原因。

在思维方式与审美文化心理不同的基础上，创作理念与手法也必然不同。

中国然在追求“道”的理念下充分发挥汉语表意优势——语法灵活多变、指意模糊，以实现诗歌传达言外之意、韵外之旨的目的象征手法的运用使文本的意蕴超越了文本本身。

但展现结构韵律是表意文字的缺点，也正是之一点束缚了中国传统诗歌。

西方人在追求“真”的理念下利用严格逻辑推理得来的分析性、单指性的拉丁语追求在“再现”过程中的真。

由于表音文字在韵律上有优势，使得西方诗歌结构自由松散，这也是西方早期大量戏剧、小说等文学作品也可以成为“诗”的原因。

西方对词汇语法规定严格，使其不善于表现“意象的朦胧”，于是寻求用象征手法使自身突破这一阈限。

松散自由的尸体结构使西方诗歌善于叙事，这是西方有大量“史诗”的原因之一。

（二）、异质文化夹缝中的中国新诗由于西方的“文化殖民”，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诗人一直在异质文化夹缝中焦虑、犹疑、挣扎、徘徊、探索。

回顾二十世纪的中国诗坛，新诗发展以一种螺距不等的螺旋状形式不断上升发展：从历史宏观态势上看，中国新诗从原始生命意识形态——异质共生中的异化状态——新的生命意识形态（中国自身新美学原则的确立）；从结构韵律上看，经历了自由体——格律体——自由体的几次循环，汲取了西方结构上的优点；从主题上看，在人生与艺术之间也经历过徘徊，然后人生与艺术走向统一，再趋向分裂。

再者，中国新诗主题走向“离散空间”。

西方分析性哲学和自然科学给中国新诗注入了智性因素的同时也迫使中国新诗主题走向多元化。

在中国新诗中，很少有诗人追求中国传统诗式的言外之意、韵外之旨，很少有诗人以“以物观物”的境界作诗，很少有诗人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大都趋向个人主义情感的宣泄。

许多新诗引入了分析性、演绎性的元素，加入了人称代词、指示性时间词，使诗歌失去了朦胧美、意境美，得到的诗精细化的、多元化的、缺乏整体感的、主题离散的新诗。

中国诗歌现代化是从“五四”白话新诗运动开始的。

作为中国诗歌现代化开端的标志，白话诗派彻底否定了传统诗歌以文言文为诗歌书面语言的正统地位，使白话文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主要语言形式。

白话诗派以“诗体解放”的名义对传统诗歌的格律予以了彻底的否定。

这就为中国现代诗歌接纳西方诗歌和自由诗体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诗歌现代化中异质共生也由此开始。

继白话诗派之后，人生派与早期浪漫主义诗派相继出现。

“为人生”与“为艺术”的分歧自此纠缠上中国现代诗人们。

从浪漫诗派的郭沫若开始，中国现代诗歌审美观念有了深层次的革新。

以其《女神》为代表，对自我新人格的推崇与张扬具有鲜明时代色彩和革新意识，也以其宏大的气势为中国新诗现代化大了一针鸡血。

《女神》的自由体使中国新诗从形式上摆脱了传统诗歌的束缚。

但其自由体诗中尽唱的是“愤怒呀、热血呀、光明呀”，这种喊口号式的诗对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心理中的意象朦胧的观念是颠覆性的。

浪漫诗派在确立尸体自由的同时发现了诗歌的内在律，这是它的另一大贡献。

紧接着出现的是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派和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格律诗派，他们继续共同致力与异质共生文化下的中国现代诗歌探索。

象征诗派从法国“引进”象征主义，在新诗的形式上开始注意“音乐、节奏、色彩”的塑造。

格律诗派则自比较保守的英国引进“格律”，提出诗歌创作的“三美”原则。

象征主义的“引进”是对中国传统诗歌艺术成就的一次可谓大胆妄为的否定，这种否定是以其对中国传统诗歌艺术特色的无知为前提的。

周作人曾说《诗经》中的“兴”即是种象征手法，有人指出其言是牵强附会。

对于其言是否真是附会暂且不论，但《离骚》中的大量象征手法的运用莫非也是“附会”？中国传统诗歌以其含蓄、朦胧、象征的模糊意境缔造为特色优势，何故无端从外国“引进”象征主义？象征诗派的语序凌乱、诗风“怪异”只证明了其对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心理的不够深。

格律诗派在对待中国传统诗歌的态度上有了较大进步，主动汲取传统诗歌中的“营养”，可惜未能吸取传统诗歌善于“表现”的优势，却在西方浪漫主义、唯美主义为神韵的前提下汲取了中国传统诗歌最“封建”最束缚诗体的格律。

虽然两派在诗歌现代化进程中不无片面化缺陷，但象征诗派提出的“|纯诗化”和格律诗派提出的“三美”原则和追求唯美倾向有效的遏制了二三十年代诗坛混乱无序状态，是新诗继续在艰难的现代化之路上跋涉。

到三十年代现代诗派戴望舒、何其芳等诗人的出现，中国新诗现代化进入了“成熟期”。

现代诗派比较成功的将中国传统诗歌的和谐、优雅、含蓄、意境化的抒情艺术与西方象征主义注重多重暗示、朦胧隐晦、弯曲跳脱等意象化表现艺术相结合，较成功的调和了偶那个西方诗歌间的异质争战。

只可惜它仍未认识到：中国传统诗歌的意象的表象，意境的营造是高度和谐的高级象征手法，反而仍以西方诗歌为了弥补其渔阳固有的缺陷而从中国学去的象征手法作为西方的“原创”加以学习。

可谓师傅教出了徒弟，又向徒弟学习自己教给他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