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一宫两院”的故事

1965年,“一宫两院”的故事

作者 :  李公明

无论北京还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故事都应该共同回响着86年前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时，清室善后委员会通报故宫博物院成立时向在场的人们说的那句话：“从今日起，这个地方属于每一个国民了。”

1925年10月10日下午2点，在原来的明清皇宫紫禁城的乾清宫内举行了一个被称为“故宫博物院”的文化机构的开幕典礼。从此“故宫”的形象发生了质的改变：皇宫的政权象征意义被民权、文化共享的意义所取代。其诞生之匆忙、筹办开馆之紧张― 9月29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才作出成立故宫博物院的决议，距开馆只有12天―原因是为了杜绝清室复辟的政治斗争需要。
人们甚至从名称的变化上也能体会到政治的意味。今天的中国人恐怕都知道故宫，但是讲“紫禁城”的恐怕就少了很多。故宫与紫禁城有什么区别？从紫禁城变为故宫博物院，这是时代转折的象征。但是至今在西方国家出版的旅游小册子里，时常还是称之为“紫禁城”（The Forbidden City），因为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他们更需要唤起的不是哪个政权的合法性意识，而是对一个文化他者的神奇想象。
美国学者塔玛拉?哈里希指出：“故宫博物院体现了现代国家历史建构的一个重要悖论：既需要切断当前（后帝国时代）与帝国过去的联系；又要保持与古代文化与文明的一种关联感和延续性，因为现代身份认同由此而来”。切断与延续，这的确是对中国政治与文化悖论非常准确的描述，我们对两个故宫（严格的说法是“一宫两院”）的故事的思考不妨就从这里延伸出来。

世界上有了两个故宫
1965年，中国农历乙巳年，蛇年。
这一年中国大陆发生了不少大事，如西藏自治区的建立、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夫人从海外抵达北京等。还有一件是首次人工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后来我们一直都没有明白其科学上的道理，只知道这是“伟大成就”。从宏观来看，这一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2235亿元，国民经济调整全面完成，据称是新政权建立后最好的年份。还有一件真正影响巨大的事件：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11月10日的上海《文汇报》发表，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是“文革”风暴的前奏。
这一年的11月12日，中国大陆似乎没有什么大事。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是关于办农村医院的报道，第六版刊登了一首后来我们都很熟悉的歌曲：《王杰的枪我们扛》。与台湾有关的是在第二版刊登的报道《民革中央委员会集会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九周年》，民革副主席程潜在讲话中“寄语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反对全体中国人民的死敌美帝国主义”，希望台湾军政人员“相率归来”。
整个中国大陆上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一天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意义：在这一天，台北故宫博物院成立；从这一天开始，世界上同时有了两个故宫博物院。
那一天在场见证了这个时刻的人很多，但是恐怕没人比满族人那志良先生的忆述更有意义，因为他从1924年加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之后，一直供职于故宫（前后两个故宫）；他亲历了故宫博物院成立、文物南迁、文物精品运台和成立台北故宫的各个时期，可以说他是最贴近故宫文物的守护者和见证人。关于1965年11月12日这一天，他说：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故宫博物院就选定了这一天举行开幕典礼。开幕的那一天，外双溪真是热闹极了，山上山下，停满了汽车。开幕典礼开始，由“行政院院长”严家淦主持剪彩仪式，故宫博物院主任委员王云五致开幕词，大意是说：这个新馆的成立，有赖于故“副总统”陈诚先生的大力支持；又蒙友邦的赞助，以援款协助建修新馆；又承“总统”指示，严“院长”之赞同，把这个新馆，作为国父永久之纪念，定名为中山博物院，在国父百年诞辰之日，中山博物馆正式落成意义更为重大。“行政院”严家淦“院长”的演说，强调这个馆名定名为中山博物院的恰当，他说：
严“院长”讲完，美国新闻处处长韩德森John Henderson代表美国政府致贺词，也是赞成把这个新馆，定名为中山博物院。剪彩仪式完毕，由孙科博士为国父铜像揭幕，他也有演说，他的讲词中，没有谈到博物院定名的问题，而注意在铜像……
这里不得不插进来说明的是，由于手头没有台湾版原书，这里的文字引自黄山书社2008年版那

志良的《我与故宫五十年》第224页。根据该版的“出版说明”，上引文字中的纪年和双引号，应该都是经过了“技术性调整”。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即便是在今天，文化符号（纪年、机构名号）使用中的“政治正确性”仍然在大行其道，这种阴影甚至在目前“两宫”高调交流的蜜月中仍然存在。例如，2009年2月台北故宫博物院访问团来北京访问交流，被媒体称作“文化破冰之旅”，但是加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之上的双引号处处可见。在这里由双引号所表达的那种特殊含义在我们的政治正确传统中无非就是“所谓的”的意思，即便说是亲兄弟，仍然是“所谓的”故宫博物院，在正统与非正统的问题上还是来不得半点含糊。
还是回到1965年那一天吧。
开幕这一天，大批的文物其实还没有从台中、北沟运来，只是运来了作开幕展览的文物。为什么众多要人在开幕词中都强调命名为中山博物院的正确性呢？这恰好又是彼时彼岸体现“政治正确性”的最好例子。据那志良说，最初在这里立馆址地界的时候，界桩石柱上写的是“故宫中央博物院地基”，但1962年6月18日举行奠基典礼的时候，奠基石上写的是“国立故宫博物院新馆奠基”的字样；到了1965年10月工程快完成时，蒋“总统”来此视察时因知道开幕日期定在孙中山诞辰之日就随意说了句“定名为中山博物院，岂不更有意思？”，得到了“行政院院长”严家淦等很多人的赞同，其理由之中就包含有等到将来“反攻”胜利，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分别重返北京和南京，这个“中山博物院”就转为正式机构。在这里传达出的意味是，故宫本不应出现在这台北郊外的西外双溪的小山下，目前只是暂栖身而已。当然，这个“中山博物院”虽然在政治上正确，但在文化上还是无法与“故宫”相比，后来还是改为“国立故宫博物院”。
但是，无论如何暂栖身，台北故宫博物院自成立之后就踏踏实实地继续安顿文物、扩充建筑、组织展览、举办学术活动、出版学术与普及刊物，一切都迅速走上了正轨。
这就是在切断之后的延续，从某种角度来看似乎是对1949年在北京故宫发生的“切断与延续”的另一种复制。

切断与延续
这两个故宫的的确确“本是同根生”，这条根就是清代宫廷：北京故宫的藏品有85%、台北故宫的藏品有92%都是来自清宫。当然，两个故宫在文化遗产的形态和价值上的最大区别在于，北京故宫首先是拥有世界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建筑群，堪称为中华民族规模最大的文化不动产，然后才是那些珍贵的藏品；而台北故宫的文化价值尽在其藏品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两者的不可比性就很明显。但是，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来看，两个故宫本来就是一个整体。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南北分隔，在漫长的岁月中曾经断绝了交往，但是文化上的血脉同根、理气同源是多长的时光都无法改变的。
然而，如果我们今天还仅是津津乐道于两个故宫博物院的辉煌而曲折的历史和那些人与事的回忆录，如果还仅仅是从“文化遗产”和“博物馆”的角度来研究故宫、研究1965年出现两个故宫的意义，恐怕我们会放过了许多起码是更值得揭示的意义：从宏观的方面说，如对确立国家政治形象的作用、对民族身份认同的价值、对形成历史想象共同体的作用等等。其实从古代的“问鼎”之说和“泗水捞鼎”的故事中，中国人早已把国宝典藏与政权合法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样的道理，在法国大革命的高潮中卢浮宫博物馆于1793年成功开放，“其意图是向国内的批评家和外国观察家表明革命政府的稳定性，它所具有的力量和足以有效地保护国家遗产的能力”。
而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两个故宫在机构组成、运作方式与政治网络的关系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导致了实现公民共享价值的差异。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三个故宫也是不无道理的：大陆民国时期的故宫、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其间的关系明显地呈现出切断与延续的性质。

故宫到底是谁的？
在1925年9月29日由善后委员会通过的《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等文件中，牢固地确立了一种以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以理事会为执行机构的组织运作形式，从一开始就体现了国民委托、社会各界学者名流共同裁定与监督和专业部门具体运作的模式，其最大特征就是国有文物资源的社会化监管。
1965年开馆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