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方人格观念的深层差异(一)

论中西方人格观念的深层差异(一)摘要]中西方人格观念的深层差异究竟何在？这是自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讨论中屡次触及的热点问题，引起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和研究兴趣，在80年代则成为中国文化讨论中的焦点之一。

在世纪之交，这一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本文不同意日本学者把中西方人格观念的差异归结为群体性与个体性，或“间——个人性”与“个人性”之间的差异，分别从共时态结构与历时态结构对中西方人格观念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中国古代人格观念在深层结构上突出和讲求个人性、个体性——一种以神性为中心的人格，而在表层结构上突出和强调集体性或间——个人性——一种伦理——政治关系的应答性的角色，人格与角色的统一不二，构成了一种有机的人格观念结构。

西方古代的人格观念则不然。

其个人性与群体性、或人格与角色大抵是分离的，难以调和与有机的统一起来，是一种思辩——分析的人格观念。

中西方人格观念的差异包蕴于中西方两种自成系统的文化传统之中，是中西方文化传统中最深层的价值本性和思维方式不同的映现。

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中西方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的人格观念。

中国的人格观念和西方的人格观念究竟有无不同？这是在二十世纪中西方比较哲学，中西方比较文化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

无疑，在中西方的人格观念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中西方的人格观念在深层上的差异构成了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的前提,使中西方人格观念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

严格地说，人格或人格观念都是指个或个人性而言的。

虽然不同的个人或个人性在内涵上可以千差万别，但它们必须且必然是为个人或个人性这一本质所规定的，中西人格或人格观念也概莫能外。

因此，对中西人格观念进行比较研究，必须把它们置于个人或个人性这一水平线之下，而且在这一水平线即前提之下，还须为它们配备一套适合于它们的理论框架。

唯其如此，中西方人格观念的深层差异的比较研究的可比性才足以得到保证。

笔者拟就“中西方的人格观念的差异究竟何在”这一问题略陈管见，商之于时贤，以求教正。

一在中国古代汉语中没有出现人格一词,但是早已有了人格的观念1]。

人格Persona，其原意是假面或颜面。

英文中的Personality一词，意思为“面具”，源出自拉丁语中的Persona。

Persona 有戴着“假面”或“面具”表演的个人的涵义，Personality指人的个性，它们虽然在词源上不同，却都被用来指“假面”（源自古意大利语Phersu2]）或“面具”（源出于拉丁语Perona）。

就其最初的意义来看，“假面”或“面具”皆颇具有表演性的意味。

所谓“人格”（PersonaorPersonality），在语表上，就是指这种具有表演性（意味）的“假面”或“面具”。

然而，更深一层地追究，“人格”实质上指的是被“假面”或“面具”遮盖了的个人，抑或说戴着“假面”或“面具”表演的个人，这才是“人格”的本来意义。

无论Persona或Personality，在西方文化中都强调个人的自我存在状态，或人的个体性的内在精神的东西，即人的个体内在精神气质或精神品质。

在中国的汉语中，“人格”一般被理解或解释为人的个体的才性、气质、品质、德性、能力等内在特征的规定性，是对这些规定性的总概或总称。

它比之于西方的人格观念，并不严格区分个人性与人的道德品质，因而“人格”一语也常常作为一个道德术语被泛用。

不过，时至今日，人们也更多地在个人性的、私人性的，独一无二性的意义上去谈论“人格”了。

所以，在实际上，现代汉语的人格与欧美文化对人格的看法已无太大的不同，甚至在时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了。

然而，追本溯源，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格观念与西方古代文化中的人格观念却有很大的不同。

这种不同究竟何在呢？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的学者都已作出过一定的探索和论述，中国学者曲炜认为中西人格观念3]在其精神内涵上的一个极其明显的差异是群体性与个体性的差异4]；日本学者今道有信也认为中西方人格观念的差异是“间个人性”（inter-individualite）与“个人性”（individualit之间的差异5]。

显然，“间——个人性”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为了有别于“集体性”的，也的确要比简单的“集体性”看法深刻一些。

但是，“间——个人性”是否真的就是中国古代的人格观念的基本特征？中国古代的人格观念是否就不讲究个人性或个体性呢？恐怕首先得打上个问号。

笼统地说，这两种有些相近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历史事实的层面上，就实有人格来说，中西人格的确是表现出一定的“间——个人性”与“个人性”、群体性与个体性的差异的特征。

但是必须看到，这种看法不免笼统，有以偏概全之嫌，并且是相当表层的现象描述和归纳。

如果从中国古代人格观念的深层结构形态上来说，上述的观点就难以使人认同了。

西方古代的人格和人格观念具有个人性，这是没有疑问的。

问题在于参照于西方人格观念的个人性特征，中国古代的人格观念的基本特征是不是所谓的“群体性”或“间——个人性”呢？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

道家的人格观念的“群体性”或“间——个人性”不显著不必多说，而就“群体性”或“间一个人性”特征较之道家或其它诸家都算突出的在中国人格史上居于主流和支配地位的人格观念，即儒家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来看，亦并非如此。

因此，笔者不同意把“群体性”、或“间一个人性”说成是中国的人格或人格观念所具有的、与西方的人格或人格观念所具有的个人性特征的差异之所在。

那么，与西方古代的人格观念的个人性特征相对照，中国古代的人格观念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笔者认为，回答这一问题要从个人与应答（response）的关系入手，个人在一定应答关系中表现为人格或角色。

人格和角色都是通过在社会中活动着的人的个体来表现的，但是人格与角色在一种互相对立的关系中处于分立的状态，从而二者的区别就昭然显示出来了。

人格是保持着自我的人的个体，具有独立的个人或个性；角色是没有自我的人的个体，没有独立的个人性或个性。

在行为上，具有人格的个人顺从自我并受制于自我，具有角色的个人顺从他者且受制于他者；显见人格的个人与他相即、与众相即而不失自我，展现角色的个人从他即溶于他，从众即溶于众。

自然啦，他者即非自我。

就角色看，角色所顺从的他者，或制约着角色的他者即是角色的自我。

诚然，角色的自我是非自我。

无疑，个人与应答紧密地联系着，角色和人格一样自然被置诸个人与应答相即的关系之中，个人在应答中变成了角色，如果非自我不是对自我的否定，那么就是自我对非自我的否定、或者对他者的否定。

人格观念和角色观念都是对应着一定的应答且与之相即的个人在人类历史的观念文化层面上的一种表现形式。

分析比较中西人格观念的差异。

就需要把它们放回到中西社会历史的个人与应答的特定关系中去。

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中西人格观念的历史时态中看到其共时态的结构形态，在其共时态的结构形态中看出其历时态的演化过程。

这既是历史的分析方法，也是系统的分析方法，有别于字源学的分析与诠释的方法，但注重从比较哲学和结构诠释的方法论角度来研究问题，力求作多元的透视与分析，不执着单一的方法论视角而蔽于一孔。

二在一定的社会中活动着的个人是我们考察问题的出发点。

从这个出发点来看，古代西方和中国的人格观念都是以个人为基础的。

个人经过应答关系这一中介，即个人被置于一定的应答关系中，则构成人格或角色。

不过，在古代的西方或中国，人格与角色并未能严格区别开来。

今道有信使用了“应答”（response）这一概念，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但是，它并不是东方社会的特产。

应该看到，人类至迟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就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应答关系。

换言之，文明社会正是以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应答关系为基础的。

毫无疑问，应答关系在实际上是社会关系。

人格或角色虽然以个人为基础，但它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或应答关系而孤立存在。

社会关系不同，处于其中的个人的人格或他所充当的角色也就不会一样。

人格作为人的内在精神品质，并且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人，它本身有一定的独立性。

个人虽然置诸一定的应答关系或社会关系中，但是个人在人格上却可以超越一定的应答关系或社会关系，以突出其自我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个人与其所处的应答关系决定了个人的人格或角色。

一般而论，人格或角色与其所处的应答关系是统一的。

但是有统一也会有分离。

无论统一也罢，分离也罢，都不会是永恒的、固定不变的。

人格或角色与其所在的应答关系在统一中分离，从分离又导向新的统一，从而使人格或角色与其所在的应答关系处于互动的状态之中，就是说，人格或角色的变化在改变着其所处的应答关系，应答关系的变更也在改变着其中的人格或角色，因之人格或角色与其所处的应答关系有一种双边互动的关系。

在不同的社会或社会历史中，人格或角色与其应答的双边互动关系的涵义往往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表现为应答关系的不同和人格的不同。

在中国古代，人们自一开始就比较注重和关心人事而轻视自然，认为“天道远，人事迩”，以致中国哲学所讲的自然也常常只是人文意识的自然。

自然没有独立的意义，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自然被纳入人文意识的框架内，从而形成自然与人文不分，即贯穿中国哲学始终的所谓”天人合一”的致思路向和认识理性。

因此，中国哲学向来崇尚和讲求伦理─政治而知识论的意识不发达6]，其焦点集中于人事和道德上，却不在宇宙和知识上7]，于是中国社会的应答关系形成以伦理——政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

这种关系在先秦时期经过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的手笔后，就哲理化了，从此成为贯穿中国几千年社会历史的一根轴心，成为中国社会关系的基本表征。

古代西方与此截然不同。

古希腊人对大自然的惊奇、敬畏和赞叹以及他们航海冒险活动的精神，诱发了他们无穷的探索精神，他们的哲学家把探索和认识自然的本性看成自己神圣的使命。

因此，在希腊哲学中，自然或宇宙自一开始便是人们研究的一个独立对象，从宇宙获得真理，掌握知识，拥有智慧成为人生最大的幸福。

当古希腊人把知识和智慧运用于社会生活时，便开始着手建立法律制度，试图以法办事，以维持天下公正之道。

因此，自古希腊社会──以雅典为代表，便开始萌生了以法律为政治轴心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到了古罗马社会，表现出一切应答都围绕着法律这一政治轴心来进行的特性，至少在现象上已是如此。

后来，希伯莱的宗教与希腊的哲学汇合为一体，又酝酿出了一种宗教─道德关系。

从此，社会法律和宗教─道德关系在西方社会中长期并行不衰，它们互相渗透和补充，互相和融合，成为西方社会关系的主轴。

由此看来，古代中西方的人格虽然都处于一定的应答关系中，并且人格与应答大抵上也都是统一的，但是由于中西方社会的应答关系不同、这种统一的涵义并不能同日而语。

中国古代的人格处于伦理─政治关系之中，而西方古代的人格处于以法律为政治轴心的关系之中，中世纪的西方人格处于宗教─道德和社会法律的双重社会关系之中，因而中西方古代的人格观念在事实上均与一定的责任性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