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陆游诗歌研究述略_文学本位研究的范例与启示

　2006年第6期No16　2006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总第147期

Sum No1147

§学人与学术§

钱钟书的陆游诗歌研究述略

———文学本位研究的范例与启示

吕肖奂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64)

[摘　要]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中,有很多对陆游诗歌的成就、风格以及优劣之处的精到的评价和论述,这些评价论述对学术界更加深入全面研究陆游有很多启示;钱先生在研究陆游以及其他众多诗人时,采用的都是实证的方法与比较的方法,这些方法并不新异,但却得出了令人信服、出人意料的论点;钱先生在研究诗人时,时刻关注的是诗人的“作品”,是作品的“文学性”,这是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为真正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范例。

[关键词]钱钟书;陆游诗歌;文学本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6)06-0063-06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中,对陆游都有很多精到的评价和论述①。认真综合分析这些评价论述,会使我们对陆游诗歌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并且对钱钟书先生的诗学思想和评价标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也会使我们学到认知和评价诗歌的方法,学到怎样做文学的“文学性”研究。下面就作一个尝试。

钱先生首先从成就与地位上论述陆游,指出陆游是诗歌创作的“大家”,是与杨万里一起如同“江河”一样“万古”②流芳的诗人,这是不容置疑的。因此,清人杭世骏所云“子无轻放翁,诗文至此,亦足名家”,是比侮辱还要更甚的“谬恭”。陆游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当时就已经确立,而且得到了元明清至今近千年的考验与接受,这一点没有必要详细论述,所以钱先生在叙述中一带而过,但他批评杭世骏的寥寥数语,却使人们对陆游的成就和地位更加确信无疑。

钱先生对陆游的生前身后名的变化,与杨万里做了一个对比:陆和杨在当时诗坛上的地位大体相当,他们与尤袤、范成大都在“南宋时所推

重的‘中兴四大诗人’”[1]158之列,当时都有不少追随者。而在四大诗人中,杨万里的诗名甚至超过陆游,所谓“九州四海一诚斋”(王迈《臞轩集》卷十六《山中读诚斋诗》)。《谈艺录》列举了当时推崇杨万里的人及诗句,如张镃、周必大、王迈、项安世等[2]121-122,446-447王迈对杨万里“倾倒之至,意中直不数放翁”,项安世“亦推诚斋空扫前人、独霸当时”。陆游也自谦云:“我不如诚斋,此论天下同。”[3]762但是他们在后世的声名待遇却十分不同:“宋代以后,杨万里的读者不但远少于陆游的,而且比起范成大的来也数目不如。”“放翁万首,传诵人间,而诚斋诸集孤行天壤数百年,几乎索解人不得。”[1]158陆游在后世的声名远远超过杨万里。这个对比无疑突出了陆游诗歌的长久魅力以及陆游的成就与影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自然有各方面的原因。作家的生前身后名不同,是文学史上一个常见的现象,这涉及诗歌接受学的问题。钱先生对诗人接受史更为关注,而对接受环境心理等问题显然没有过多的兴趣。

①②《谈艺录》《宋诗选注》二书论述较集中详细,《管锥编》较少较分散。本篇以前两种为主。

原句:“放翁诚斋,江河万古。”用杜甫《论诗六绝句》中语:“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

[收稿日期]2006-03-20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985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项目

[作者简介]吕肖奂(1965-),河南灵宝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兼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147期

钱先生对陆游和杨万里的诗歌成就及特点所作的比较论述,已经成为经典,经常被人引用。与杨万里那种“拓境宇、启山林”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相比较,陆游只是能够“铺锦增华”、“与古为新”的集大成式诗人。如果以开拓性、创新性作为评价作家成就的最高标准,那么陆游不及杨万里。“在当时,杨万里却是诗歌转变的主要枢纽,创辟了一种新鲜泼辣的写法,衬得陆和范的风格都保守或者稳健。因此严羽《沧浪诗话》的‘诗体’节里只举出‘杨诚斋体’,没说起‘陆放翁体’或‘范石湖体’”[1]158。陆游没有创造出“陆放翁体”,主要是他对前人的继承大于他个人的创新,他的诗歌不像杨万里那样个性突出,因此他在南宋并非扭转诗歌“转变的枢纽”。从诗歌发展史上考察,他的贡献没有杨万里那样大,南宋中后期的诗歌,尤其是江湖诗派的诗歌,主要沿着杨万里开创的方向向通俗化、白话化发展。如果没有明清诗歌的再次雅化,诗歌的白话进程肯定会提早完成,杨万里的影响也肯定比陆游更大①,但实际上传统诗歌的审美标准很难一时扭转,陆游的创新性虽不如杨万里,但他也不像杨万里那样远离甚至背离传统,因此陆游比杨万里更受传统、更受后人的接受,这是陆游在明清影响大于杨万里的重要原因。

陆游的最大特点是能在继承传统基础上有所创新。陆游善于继承前人的文学遗产,他对前代的大小家数、本朝大小诗人的诗歌,都曾仔细阅读,悉心揣摩,然后或点铁成金,或推陈出新,取得比前人时贤略胜一筹的效果。钱先生在《谈艺录》中列举了许多陆游在前人诗句上创新的诗句,尤其对“放翁颇钩摘皮陆诗中新异语”、“放翁沾丐本朝名作”做了详细地论证。《宋诗选注》在注释陆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一名句时,更突出了陆游这一特色:“这种景象前人也描摹过,例如王维《蓝田山石门精舍》:‘遥爱云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转,忽与前山通’;柳宗元《袁家渴记》:‘舟行若穷,忽又无际’;卢纶《送吉中孚归楚州》:‘暗入无路山,心知有花处’;耿氵韦《仙山行》:‘花落寻无径,鸡鸣知有村’;周火军《清波杂志》卷中载强彦文诗:‘远山初见疑无路,取经徐行渐有

村’;还有前面选的王安石《江上》(指“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不过要到陆游这一联才把它写得‘题无剩义’。”这正是钱先生说的“人所曾言,我善言之,放翁之与古为新也”。“与古为新”在陆游作品中表现得十分具体。面对前人丰厚的文学遗产,如何继承、超越是宋代诗人一直努力探讨的问题,陆游的答案不同于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苏轼、江西诗派,也不同于杨万里,他能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尽管这一步没有杨万里那样巨大,但是在诗歌史上已经是难能可贵。

钱先生指出陆游诗歌在题材、内容或主题上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滋味,熨帖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陆游近万首诗歌,其题材不限于这两方面,但这两方面题材在《剑南诗稿》中的确表现得最为突出。

钱先生显然不太欣赏陆游第一个方面的诗歌,其主要原因是“放翁爱国诗中功名之念,胜于君国之思,铺张排场,危事而易言之。舍临殁二十八字(指《示儿》),无多佳什,求如文集《书贾充传后》一篇之平实者少矣。”陆游“爱国诗”中表现出过多的对个人建功立业的向往,以至于“功名之念”过于强烈,压倒或掩盖了其爱国情怀。因此,其“爱国诗”远不如杜甫忠君爱国诗歌那样“挚厚流露,非同矫饰”,甚至不如他自己的文章那样“平实”。钱先生在《谈艺录》的补订里对此有更为详细精彩的补充说明:“放翁谈兵,气粗言语大,偶一触绪取快,不失为豪情壮概。顾乃丁宁反复,看镜而频叹勋业,抚髀而深慨功名,若示其真有雄才远略、奇谋妙算,殆庶孙吴、等侪颇牧者,则似不仅‘作态’,抑且‘作假’也。”补订中对其“危事而易言之”、“自负甚高,视事甚易”、“文士笔尖杀贼,书生纸上谈兵”更是列举集中大量诗句证实,且颇带讽刺意味。《谈艺录》对陆游爱国诗的缺点直言不讳,而他所总结的观点的确击中了陆游“爱国诗”的诗病。

50年代末,钱先生受到时风冲击,“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

・

4

6

・

①事实上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及其后,胡适、周作人等人直接将杨万里作为白话诗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