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道德律与儒家文化

日本道德律与儒家文化浅谈

摘要：关于日本人的民族性的问题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便一直受到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其原因是因为日本人在大战前与大战后迥然不同的态度体现了其独特的名族特性和处世

方式。这其中值得一提的观点自然很多，本文就耻感文化进行剖析，试图在一定程度上一窥日本文化的内核。

关键词：日本人；仁义礼智信；忠；儒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2-0105-01

一、日本人的道德律

与其他许多国家的国民不同，日本人的道德律具有严密的道德体系和道德分区。例如情义的世界，忠的世界，孝的世界等等，他们不会简单的用“冷漠”“自私”之类的表现个人在性格外化上的表现形式的描述词。而是用“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等等类似的道德评价。即是他们具有明确的道德划分，在各自独立的分区里区别标准并为之评价。

这一点在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中第十章“道德的困境”中提到，但是大概是本尼迪克特基于自身的国籍与学术限制，只能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日本人的这一种道德划分，而不能完全采用一种东方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使得她的结论的得出也是西方式的，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的结论呢。这是她观点的得出具有独特之处，

但是也说明了其一定的局限性。

日本的具备明确的道德的划分与体系从源头上看，是起源于中国的儒家文化。这从其道德律的各个分区中可见一斑，仁义礼智信忠等等的观点都来自传统的儒家经典内所提倡的国民道德。

但是日本在接受其他国家的文化时总是具备其自身的文化视角和独立性的。并不全盘接受，也不全盘否定，而是取其可为己用之处用之，而弃其不可用之处。对于外来文化的改造与为己所用是不遗余力的。这可能与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其天生具有居安思危的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而又极具民族自我保护主义有关。

二、中国之仁与日本之忠

中国儒家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仁是作为一个道德体系中最高的美德而存在着。即便是其他四端的义礼智信如何强大，在仁面前都是毫无二话可以讲得。例如在中国古代人民可以推翻暴政的君主，贫民可以对于不合理的法令拒不执行。

然而日本人的道德律则很不相同，在对于这个最高的道德品质仁的态度上表现的最明显。日本人从不把仁作为道德中的最高标准。日本人的道德律中，忠是最高的德行。这表现在一系列的以礼的体系约束为准绳的等级制度之中。比如长幼只需，君臣秩序，上下级秩序，这反映了日本社会中从家庭到社会分级的各个阶级之间的严密的等级制度。而这一种等级制度是不允许被逾越的，一旦逾越便是失礼，便是不忠。因此而上机便是可以自由的惩罚甚至杀掉

下级的人。

而下级对于上级则体现了一种忠的原则。儿子忠于父亲，不管是名义上的还是亲生的，臣子忠于大名，同时所有的日本国名都忠于一个万世一系的最高权威，近乎宗教领袖一般的人物，天皇。

在日本人的道德律中，对于天皇的忠诚是不遗余力的，也是无条件的，不管天皇是怎样的人，发出了怎样的命令，做出了怎样的选择，总之若是在天皇的名义下下达的命令，作为日本人都会像获得了最高的某种荣誉一般的竭尽全力去达成。对于日本来说忠于天皇，为天皇而死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再没有比这更加荣耀的事情。

这是一种无可辩驳的将“对天皇的忠”置于某种宗教性的狂热崇拜之中。但是最为令人惊讶的则是日本人从未承认天皇是某个宗教的神或者对于天皇的忠诚是出于宗教性。事实上作为一个几乎融入了潜意识里的观念，即天皇的至高无上无可置疑，此外日本人并没有过多的对于天皇的崇拜。所以天皇依旧是以人的身份处于日本等级制的最高端，而处于整个日本民族道德性的核心地位。

三、“礼”的极端作用

正如上文所说，日本的等级制的原型本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划分与规定。

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尤其是宋明时期的理学思想，其对于社会各阶级等级制度都有十分森严而明确的划分。而即便是原本宋明以前的儒家文化，对于等级的描述和遵守也好似不遗余力的。

礼的核心思想与体系内容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在国际体系中臣子服从君主，下级服从上级，保持上下有序，而在家庭体系中，儿子服从父亲，弟弟服从兄长。保持长幼有序。

而儒家传入日本大约是在汉朝时期，而后到了唐朝，又有几次大规模的汉唐人东渡到日本传播文化的行为。多为僧人传教，然而其政治与文化的传播亦不乏其力。还直接促进了当时日本政治与文化的大化改新等等重大的社会变革。

由此可见日本文化中的那一套等级制度实则就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那一套“礼”的制度的日本化。而日本人将一种等级制深深的刻入自己的民族性之中，其程度又远甚与中国人。

参考文献：

[1]本尼迪·克特.菊与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