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道德律与儒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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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

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

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公元1603年,日本三河(爱知县)小大名出身的德川家康出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幕府,到1868年为止日本进入了长达265年的江户时代。

而早在公元5世纪,中国儒学就传入了日本。

据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十五年(公元405年)百济博士王仁应邀到达日本,带去十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712年的《古事记》也有类似的记载,这是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最早记录。

六世纪后半期,以部民制为特征的奴隶制行将崩溃,即将诞生的封建社会在意识形态上需要理论指导,儒学在日本进一步传播,并开始浸入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被视为儒家五种传统美德的仁慈、正义、礼仪、学识、信义,自然成为治国治民的利器。

此后,中国儒学在日本逐渐传播,对其政治、法律、文学、哲学、宗教及艺术等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加速了日本的文明进程。

江户时期,儒学出现了史上罕见的繁荣兴旺。

众所周知,由于德川家康的江户幕府开府,日本社会基本上逐渐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统一体,江户时代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成熟期和崩溃期。

德川家族统治的三百多年间是日本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和平时期。

幕府体制日益巩固,经济稳定发展,社会日趋安定,使日本有可能从容地对自古以来从中国传入的文化进行反刍、消化和吸收,并继续不断大量地吸收近期及明清以来的文化成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江户时代是有史以来日本文化同中国最密切的时期,同时也是日本文化史的巅峰时期。

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之一,就是儒学的勃兴。

中国的儒学虽在遥远的古代就传入了日本,并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人的思维,但它始终未能完成一种蜕变,没有真正融入日本文化之中。

江户时代的到来带来了一种机遇,使儒学真正获得了实现日本化的条件。

围绕朱子学派为主流的宋代理学的争论,百家争鸣,各种学术思想剧烈碰撞。

其结果,儒学在传入日本之后,终于在江户时代形成了气候,也带动了江户文化的繁荣。

因为它不仅有识文断字、吟风弄月的情调,更多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原则,难怪有人把日本看作是儒教徒的国度。

儒学在日本的发展

儒学在日本的发展

第一节儒家经典初传日本中国的儒家经典是经朝鲜传入日本的。

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记载:在应神天皇十五年八月,朝鲜半岛的百济国王派遣一个名为阿直歧的人送来两匹良马。

阿直歧能读中国经典,于是太子菟道稚郎子便拜他为师。

应神天皇问阿直歧:“还有没有比你更高明的博士?”阿直歧回答说:“有个叫王仁的,很高明。

”应神天皇随即派人去百济邀请王仁。

应神天皇十六年二月,王仁来日。

太子又拜王仁为师学习中国典籍。

成书于公元712年的日本第一部历史和文学著作《古事记》也有类似记载,还更加具体地说王仁带来了《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

这是有关中国儒家经典和汉字传入日本的最早记载。

经学者考证,应神天皇十六年相当于公元405年,也就是说中国儒学传入日本之始为5世纪初。

《日本书纪》中还记载:应神天皇死后,菟道稚郎子本应继位,但他推让皇位于异母兄大鹪鹩,理由是大鹪鹩仁孝之名远闻天下,而且年龄大,应即位天皇。

大鹪鹩则以父命难违为由,固辞不就。

两人互相推让,以致造成三年空位。

最后,菟道稚郎子自杀,以示辞让诚意。

这被学者认为是仿效《论语》中所记载的中国周朝祖先泰伯与仲雍出走、辞让王位于幼弟季历的故事。

另外,被认为写于5世纪并保存至今的日本文章中也有浓厚的儒家味道的文字,这也是中国儒家思想在5世纪时已传入日本的明证。

日本人系统学习中国儒家典籍及其思想,则是晚至6世纪的事了。

据《日本书纪》记载,513年,百济国王派遣了一位名叫段杨尔的五经博士来日本,之后以轮换的办法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

五经博士是中国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在朝廷中设置的学官,专掌《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的传授。

后来百济也仿照汉朝建立了五经博士制度。

中国的儒家经典也通过百济的五经博士传到了日本。

但中国儒学在传入日本之初,影响并不广泛,与广大民众尚无接触。

这是由于日本当时刚刚踏入文明社会不久,仍处于原始宗教文化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因此,对于从中国传来的新鲜的生活或生产器具及进步的生产技术接受得比较快,而对先进文化的精神成果接受则较为缓慢。

论文: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继承与扬弃

论文: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继承与扬弃

传统文化论文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继承与扬弃摘要:文化是不可能割断的。

中国儒家文化中很多东西,在今天也依然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

无疑,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大量值得发掘的东西。

特别是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儒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思想;日本;继承和发展。

儒家,又称儒学思想,是以奉信以孔子为先师,以“儒”为共同认可符号,各种与此相关、或声称与此相关的思想道德准则,是中华文明最广泛的信仰构成。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在鲁国讲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经为经典,奠定儒家的最早起源。

纵观儒学文化,体系非常庞大,包括了道德、修生、养性、治国、治家、哲学、艺术、教育、伦理等各个方面。

对于中国儒家文化的重新重视实际上始于日本的经济起飞。

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给儒家文化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新领域。

正是从日本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子。

一、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继承。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儒家文化的地位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佛、道文化业日益兴盛,虽然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但是也受到了佛、道文化的极大挑战。

这个时候,非儒家文化表现出极大地包容性与生命力,在儒学文化思想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成熟的同时,日本的本土文化也在进行不断地演化。

(一)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理想化。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充分冶炼后形成的理想是相当明确的,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里的天下。

是指当时的中国,即整个华夏民族的社会整体。

“平天下”的主张带有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含义,是儒家社会理想的一种体现。

日本也继承了儒家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在无法达到“大同”的现实中,日本则是用组织人本来统一思想,形成以组织为第一位,一切服从组织的基本理念。

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是日本经济腾飞时期,儒家文化在日本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的进程和影响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的进程和影响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的进程和影响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本文我将主要谈谈儒家文化对于离中国最近的一些东亚国家的影响。

首先必须要谈到的就是做为亚洲经济实力最强的日本了,一般学者认为,儒家思想于公元五世纪前通过新罗传入日本的,这与孔子最初创立儒家文化相差了上百年,但我们现在也从国家的发展和运作可以看出来,日本的儒学渗透到了日本发展的方方面面,而从历史的进程中也能够发现,日本在与中国交往过程中,长期引入儒学经典。

我们都知道,一个思想的运用,其核心目的就在于如何能够使自身的统治更加长久,更加稳固,事实也确实如此。

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众多革新,基本上都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发生的。

日本大化改新后,首领中大兄皇子以及中臣镰足在中国留学生的协助之下制定了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并在其中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召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是必修科目;后来,江户幕府为了稳定社会巩固自身统治,将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作为宣传手段,并达到了相应的效果;即便是到了促使日本迈入近代的明治维新过程中,明治天皇也将儒学作为倒幕的理论依据,最终完成了革新,带领日本迈入帝国主义的大门。

由此可见,对于日本人而言,儒学的作用是不可言喻的,可以说,没有儒学,就没有日本历史年轮的转动。

但是,日本的儒学和中国的儒学相差还是比较大的。

在儒家思想中,历代的学者都提倡的价值观就是仁义礼智信还有孝和勇,其中,仁和孝的地位远高于其他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中众多的事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此我就不需要过多的举例子了。

而在日本人看来,他们最最重视的,是“忠”,著名的武士道精神就是建立在忠的基础上的,而且,在日本社会中,有一种特别的制度——养子制度,正是由于这个制度,造成了日本儒家对“忠”字的推崇,无论是日本人的气节、还是刻板、谨慎,归根到底,就是在他们的心里,早已深深地烙下了“忠”字。

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在日本企业文化中,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

下面是店铺为你整理的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希望对你有帮助。

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1“以人为本”———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人”都被经营者作为企业的中心,因此“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逐渐形成了.日本著名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就把员工看作企业最重要的资源,认为“企业即人,成也在人,败也在人”.他自己的经营哲学就是:“首先要细心倾听他人的意见”.他还曾经说过:“松下先塑造人,后生产电器.”而有“国际经营者”之称的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说得更加直接明了:“使企业得到成功的,既不是理论,更不是什么计划,而是人!”索尼公司的口号则是“要让管理工作去适应人,而不是让人去适应管理工作”.这些日本企业的管理思想都体现出了“以人为本”.另外,日本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只要员工没有过错,就可以在公司里从入职一直工作到退休,而且薪酬和地位也会随着工龄的增加而得到提高.同时,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对新员工的入职培训和对在职员工的再教育,企业会根据公司的盈利情况,让员工在公司内部或者外部、甚至去国外进行研修,不断提高员工素质和业务能力,从而使其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以人为本,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善于发挥和调动他人的积极性巧妙结合,这也是日本企业取得成功的一个奥秘.“以人为本”还有一个体现,那就是日本式的经营方法,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家族式经营方法.日本人把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庭”,每个员工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都应该与自己的“家庭”荣辱与共.公司的社交性活动计划通常都排得满满的,表面上说自由参加,实际上是全员参加.公司还会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给全体员工提供福利:从家属补贴、交通费、职务补贴一直到公司住宅、宿舍、住房贷款、借贷的延期偿还、存款、健康保险等,无所不包.毫无疑问,在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下,大多数日本企业的员工都会因此认为,公司的经济稳定就等于自身的稳定,公司的经济发展就等于自身的发展,所以才会愿意为公司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公司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2“以和为贵”———日本企业文化的精髓儒家文化把“以和为贵”作为最高的社会价值原则,日本文化将他发挥的淋漓尽致,不仅把“以和为贵”的儒家思想吸收进来,在处理人际关系中,将他作为基本准则,并且把它引入到企业文化中去.例如,松下公司的“和亲”、丰田汽车公司的“温情友”、三菱电机公司的“养和精神”等,这些都反映了“以和为贵”的思想“.和能生财”这一观点尤其在现代日本的企业管理中大行其道.在企业内部“,以和为贵”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人和”被广泛运用于员工与员工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即企业内部的团结.日本企业称为“株式会社”,他的意思就是说企业如同一个大家庭,每一位“家庭成员”都有责任、有义务维持家庭内部的和谐、团结,从而来避免产生家庭内部矛盾.“以和为贵”在日本企业内部被相当重视,从而使企业员工内部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强烈的集团主义意识.松下幸之助认为,一加一等于二这是很显而易见的法则,但是在人与人的'关系调节上,如果编组恰当,一加一的答案可能远远大于二.可如果搭配不合适,一加一很有可能等于零,甚至有可能都会出现负数.所以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关系,是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和调整的一部分,即使发现并解决员工之间的矛盾,从而建立起和谐、融洽、团结的良好关系.最重要的是,“以和为贵”还能改善劳资关系,弱化雇佣与被雇佣意识,使整个企业呈现一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谐景象,为企业以致整个日本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提.3“礼治、德治”———日本企业管理的圣经礼治和德治思想是孔子治国思想的两个主要方面,孔子认为,在治理国家上,行政和刑罚只能使人因为害怕而不敢做坏事,却不会使人有知耻之心,自觉不去做坏事,而用“礼治”来统一人们的行为,用“德治”来教化人们,却能起到行政和刑罚起不到的作用.日本的企业经营者把“礼治”和“德治”思想引入到企业管理中来,管理员工时更多的以用“礼”和“德”来教化、管理员工,尽量不采用严格的管束和处罚的手段,使他们自觉自愿地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维护企业的整体利益,尽职尽责的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奉献自己的全部精力.因此,在招聘员工时,非常注重对员工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入职以后还要对其进行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教育,在日后的晋升和提拔时,作为主要的选拔标准,就是道德素养.另外,在儒家思想的道德教化中,特别强调统治者的身教,即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日本的企业经营者非常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各方面都要做员工的表率.而且在与员工交流时非常注意措辞,尽量避免给人留下高高在上的印象.例如著名的东芝公司董事长土光敏夫就是一位德才兼备的领导,他最崇尚的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主张言教不如身教.他经常深入员工之中,与员工谈心、聊天,认真倾听员工的声音,有时甚至会与员工一起举杯畅饮,把酒言欢,充满了人情味.这种情感上的交流深深打动员工,使员工都乐意为公司效劳,极大调动了员工们的积极性.从以上论述中不难看出,中国的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论语》,更是日本企业经营者的行动指南和商务圣经,在我国亦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日本许多有名的企业家,如涩泽荣一、伊藤淳二、北尾吉孝等,都把《论语》作为自己为人处世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指南.尤其是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也被称为“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他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并在自己的著作《论语与算盘》中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当然,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并不是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地、批判性地继承,并将有利于本企业发展的部分发扬光大.在日本经济界与学术界共同构筑的“日本式经营”学说中,许多因素都具有儒家思想的特征,并特别强调儒家思想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在分析研究日本企业文化时,一定要先认真研读我国的儒家经典,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理解日本的企业文化.日本企业文化的渊源1.儒家文化的引进:日本引进儒教始于律令时代,大量经书随着遣隋史,遣唐使的往来流入日本,加之留学生,留学僧的学成归国及中国大陆名人,名僧的东渡,儒家思想经过诠释和吸收逐渐日本本土化了。

儒家思想对日本古代律令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日本古代律令的影响
附体 的 神 便 大 怒 道 哀 夭 皇 果然 死 去

我 现 在把 那 个 国 土 赐 给 你


仲哀 天 皇 疑 而 不 决
不久


,

这个 天 下 不 是 你应 该治理 的
,
你 呀 艺 向绝 路 上 去吧 !
,

接着
建 内宿 称 大 臣 又 请 示 神谕

神谕 说
;
`盆
这个 国土
,
应 该 是皇 后
以 水 洗去 犯 罪者 由


,
而 是 设 法 安抚
,

最 常 见 的 拔楔
是 以水 洗 身

洁斋


当时 人 们 认 为

,


所 带来 的 身 体 污 秽

,
便 会 安抚 神
律令 ” 为 例
仅 以 日本 古 代 最 早 的成 文法 响作 一 初 探
就 儒 家 思 想对 日 本 古 代 法 律 的 影
( 一 )
每 个 社 会 都 有 一 套该 社 会成 员 或 多或 少 共 同 遵 守 的 秩 序 ( 包括 现 存 的 制度 和 道 德 等 ) 的 行 为 规 则
则 成为 法 律

一 般认 为


延 喜式



大拔 词
天罪



比较 完 整


地 保存 了 日本 不 成 文 法 时 代 有 关 属于


的记 载

其 中将
,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自《春秋》时期起,中国古代法律便在儒家文化的思想背景下发展。

从西周至汉代,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影响一直延保到明清以后的日本以及太平洋岛国,而法律也逐渐以儒家文化的形式呈现出来。

先秦诸子百家对法律的思考,以孔子的《论语》为最典型的代表,强调了仁政、礼义、道德美、自然法的律体。

聚焦人类探求自然规律最根本的动机,与今天西方法理学在于科学路径唯实证理之区别,中国古代儒家法学实质上是一种自然考据法学。

当时,儒家学术家们运用几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来分析和研究古代法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定学、实学、鬼神学、儒学、道学以及形而上学。

这些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有着重要影响,它们指导了古代法律的研究方向,令古代中国以一种自然的法理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儒家的文化思想,形成了今日被称作“中华文法”的古代法律体系。

从这种角度看,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一方面取决于儒家的文化精神为其付诸的支持,其中仁恕之义这种道德准则,成为中国古代法律研究与实践的重要核心;另一方面也可以视为该时法律理论体系基于实践中展现出来的司法精神体现,它基于仁恕之谊,将司法行为正确直线,保证了社会正义的滴灌。

儒家化的古代法律为当时的社会司法框架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保证了当时司法实践的稳定,并通过司法实践而赋予古代法律内在的通用性,也就是使每一位司法人员都能够以共同道德准则,共同按照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法律文件来维护传统文化,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公平正义。

这种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在每一个时期都有着明显的特征,如礼制的完善、法律文化的文著准确、仁政的制衡就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既有比喻着中国古代法律的文化思潮,又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儒学的特色与日本文化

日本儒学的特色与日本文化
日本古学派的儒者也大都重视经验知识。例如,山鹿素行曾明确地批评中国宋代学者谢上蔡“闻见之知非真知”的观点。荻生徂徕则认为“格物”就是习熟和力行。
人类的认识固然不能局限于闻见,不能满足于感觉经验,感性知识有待于上升为理性认识,但是,感性认识毕竟是理性认识的前提。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大多数儒学者较为重视感觉经验,就使他们比中国的儒学者更容易面向自然界,更容易接受西万自然科学,更容易走上近代的科学认识的道路。不过这离在重视经验事实的基础上产生近代实验科学的方法,还有一段路程。这需要运用实验手段,在人工控制下进行观察,掌握数据,进而运用理论思维的方法提出假设,建立数学公式,进行严密推导、论证、再设计实验,如此循环往复。然而由于前近代的日本人比较拙于抽象思维,与之相关,又象中国人一样比较地缺少发展近代科学必不可少的形式逻辑传统,因而,日本的重视感觉经验的儒学者最终未能进入近代实验科学的殿堂。

日本文化的“直观”性格或“即物主义”特色,也表现于日本儒学的认识论中。较之中国儒学,日本儒学的认识论更为重视感觉经验,注重事实、现象、经验和实证。
在中国儒学中,“知”有知识、认识的意思,还指道德意识。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论语·季氏》)“生而知之”的所“知”显然是一种天赋的、先验的道德意识,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无关。而“学而知之”的“知”,照孔子的说法“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似乎是感觉经验即感性认识。孔子还说:“学而不思则罔。”(《论语·卫灵公》)这表明孔子认识到来自“闻见”的感性知识的局限性,认为还需要“思”即理性认识。不过比较起来,孔子还是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即认为那种天赋与先验的道德意识更为珍贵。
孟子发展了孔子“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认识论,认为“不虑而知”的良知才是真知。他还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孟子·告子上》)认为得自于耳目感觉的感性认识是不可靠的。与孟子不同,荀子继承了孔子“学而知之”的观点,说:“征知则缘耳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荀子·正名》)认为“征知”必须“缘耳目”,即思维必须以感官活动为先决条件。遗憾的是荀子的认识论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唯有汉代王充是个例外。

浅谈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对日本的影响_李苗苗

浅谈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对日本的影响_李苗苗

2012年Vol.27 No.2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文学艺术收稿日期:2012-01-16作者简介:李苗苗(1985-),女,河南洛阳人,助教,从事日语语言文学方向的研究。

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一样是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

纵观儒学文化,体系非常庞大,包括了道德、修生、养性、治国、治家、哲学、艺术、教育、伦理等各个方面,至汉朝时,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思想第一次被改造和融合,成为了中国最正统的符合封建王朝统治要求的思想。

在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对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对日本、朝鲜、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影响。

日本是和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从文化思想的发展过程看,日本民族的文化底蕴并不厚重,但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学者都致力于发掘深层文化。

日本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日本文化可以说就是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性兼容与对本民族优秀文化挖掘、承传的基础上形成的。

比如说“和”的思想在日本的传统思想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从中日语言文字学的角度上看,日本人自称为“和”族,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和为贵”思想分不开的。

一、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儒家文化的地位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佛、道文化业日益兴盛,虽然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但是也受到了佛、道文化的极大挑战。

这个时候,非儒家文化表现出极大地包容性与生命力,在儒学文化思想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成熟的同时,日本的本土文化也在进行不断地演化。

(一)儒家文化在日本传播的源头公元285年即日本应神天皇16年,百济人王仁带着十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到达日本。

这是儒学经典著作《论语》第一次到达日本,也是有史可靠的儒学第一次与日本的接触。

浅析日本儒学的政治伦理思想

浅析日本儒学的政治伦理思想

浅析日本儒学的政治伦理思想摘要:日本儒学进一步抑制了中国儒学中本来就不甚发达的抽象的理性思维,吸取并拓展了社会实用功能。

因此,比之中国儒学,日本儒学具有非理性且重实用的特点,其哲理思辨色彩十分淡薄,而政治伦理色彩却更加浓重,与国家政治的结合也尤为紧密。

这就为日本历史上国家政权的操控者最大限度地利用儒学中的尊卑秩序来控制民意、推行国策,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关键词:日本儒学伦理文化儒家思想进入日本社会后,首先参与了日本的政治,成为日本古代律令制国家体制建设中的活跃因子。

公元604年,圣德太子(574—622)制定了日本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十七条宪法》,列出朝廷大臣应遵守的规则共计2l项,其中有19项都源自中国的儒家典籍。

日本早期儒学的影响集中于立国治民的政治理论层面,主要为统治阶级的皇室成员和贵族知识分子所接纳和提倡。

可以说,日本儒学自始至终都承担着发挥政治功能的作用。

而神道思想的现实功能性,又进一步使得与之结合的日本儒学与国家的现实利益之间,保持着极为紧密的关系,最终沦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理论基础。

日本儒学的政治伦理性质在武士阶层统治的时代得到了极大发展。

镶仓幕府的成立,标志着武士作为重要的社会阶级的崛起和自立。

此后一直到江户时代的漫长历史阶段,国家的政权和意识形态的统治权都掌握在武士阶层手中。

武家统治者在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过程中,从中国儒家的朱子学说那里挖掘出了符合武士本位的理论一严格的阶位等级制度。

中国儒学所强调的长幼尊卑的秩序,恰好符合了武家政权的利益,所以被日本儒学全面接受并严格落实为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最充分地发挥着实用功能。

德川幕府时代,朱予学说己被尊为“国家学术”、“官方哲学”,因为德川幕府本来就是在将军武士的征伐之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它必然要借助阶位等级制度来维护下不犯上的统治秩序。

提倡君臣各尽其责、各守其职。

毕生服务于幕府统治的林罗山则模仿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编撰了《本朝编年》,宣扬“上下定分而君有君道,父有父道。

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

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
学的一部 分价值 观 、 伦理 观 。 已积 淀 为 日本 人 的道 德规 范和 民族 心理 。
【 键词】 家思 想 ; 关 儒 日本 ; 传播 与研 究
【 者简 介】 少博 , 尔滨工程 大 学思政部 教授 , 士生导 师 , 作 史 哈 博 黑龙 江 哈 尔滨 100 501
【 中图分类号】 0 I9 (
用 汉文 书写 的 《 七条 宪 法 》 十 。这是 日本 最 早 的成
文法 , 内容 多 出 自中国儒 家 思想 , 以劝 善弃 恶 的训 诫 和说 教 为主 , 目的在 于 加强 皇权 , 制 氏姓 贵族 压 的势利 。 除人 民的反抗 。十七 条 中最著名 的有三 消 条, 即第 一 条 “ 和 为 贵 ” 第 二 条 奉 “ 、 、 三 以 ; 佛 法 僧 宝” “ 为 四生 之终 归 , 国之极 宗 ” 第 十七条 “ 万 ; 对重
奈 良时代(1 年一 9 年)正值大唐的鼎盛阶 7 0 74 ,
段 。 日本集 中吸 收 中 国文化 的时 期 , 是 日本 学 习唐 朝 文化 。在 教 育 上就 是 仿 唐朝 的教 育 制度 建 立 了 自己 的贵族 学 校 教育 制 度 。朝 廷在 京 城设 大 学寮 ( 简称 大学)在 地方 的 “ 设 “ , 国” 国学 ” “ 。 大学寮 ” 的
信 。’ 关于 日本奈 良和平安 时代 中央 权力集 团吸 纳 中国儒家 ‘ 德政 ’ 思想 治世 的材 料 , 8世 纪制定 的 在 ‘ 律令 ’ 历史 著作 《 以及 古事 记 》 ‘ 国史 ’ 明确 、六 中有
记载, 可谓 史不 绝书 。 t , 4年 , ”r%0 ls r 圣德 太子颁 布 了
的地位是非常重要 的, 儒学成为 日本青年 的知识教养和身份地位的重要来源。 江户时代 。 儒学被推为官学。

日本儒学的特点及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日本儒学的特点及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不仅完全笼罩中国文明,而且对东亚各国尤其是日本发散出它强烈的影响力,使得该国的民族哲学中有着深厚的儒学传统,形成人民精神文化的重要基石。

要探究日本人的隐忍特性与严谨态度,则必然要追溯到中国儒学思想的传入及其对日本社会、经济、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

纵观日本文化的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不难看出外国文化影响的明显痕迹,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影响甚深。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不断到中国取经和学习,视中国为文化圣地。

本文从日本儒学的起源和发展说起,研究和分析日本儒学对日本文化、社会发展、日本人性格特征的影响,并提出正确处理中日关系的个人观点。

1、日本儒学的起源中国与日本隔海相望,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

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中,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占有重要位置。

日本有过两次文明开化,一次是大化改新,谓之唐化;一次是明治维新,谓之欧化。

唐化,即中国唐朝文化所化;欧化,即西方文化所化。

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时间大约在晋末,经朝鲜到了日本。

公元285年,百济国的王仁在日本讲《论语》。

从中国唐朝时起,日本就大量派送遣唐使,研究儒学经典,并携走大量的汉语儒学典籍回国。

同时将大量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宗教、哲学思想等璀璨文明带回日本,甚至包括国家法律、政府机构的设置,服装服饰、日常起居、民俗节目都以中国唐朝为参照。

中国儒学传入日本时,中国正处于庞大帝国的强盛时期,而日本仍处于蛮荒时代。

儒家思想及其所包含的政治理念、社会礼仪、道德人格等直接刺激了日本古代天皇制的形成,加速推动了日本从奴隶制转入到律令制国家时代,中国儒家文化对日本大和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

不仅是日本古代的文明得益于中国的儒家思想及传统文化的影响,在近代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而现代日本社会的人文理念中,更是渗透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规范着日本人的思维与行动。

2、日本儒学的特点日本儒学并非了无特色,因为日本是个十分重视也十分善于吸收和输入他国文化的民族,一个善于汲取的民族,日本文化就是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

日本文化中的儒学思想

日本文化中的儒学思想

日本文化中的儒学思想年前,笔者一个去日本的亲戚回来了,交谈中得知在日本一年左右的时间中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日本人待人处事的态度和做法。

这让我不禁想到了我国古代儒家所倡导的“儒学思想”中相关的内容,日本的文化和儒学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微妙关系呢?纵观日本的整个历史,其之所以拥有现在这样的经济成果和先进的文化等瞩目成绩,一方面,在近代化的过程中采纳了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对于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与伦理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吸收,在其发展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求进步的日本人按照其民族的伦理道德、行为品质等对中国的传统儒学进行了一番改造与整合,从而更有力地推进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

日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从汉代就开始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只是那时还只是小规模的,真正的大量吸收是在此后的几个世纪,儒家思想在几百年的传播积淀中融合并已深深植入到日本文化的土壤中。

儒家文化在日本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一是因为儒家所倡导的道德部分内容仍适应当代日本特殊的社会结构;二是儒家的价值观与伦理观与日本的本土主流文化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互补性。

他们在思想上渗透着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儒学比任何其他传统宗教或哲学对他们的影响都要大,这主要表现在道德基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忠诚、重视教育和勤奋工作等方面。

一、儒学的传入及缓慢普及儒学早在大和时代便已传人日本,在早期传播中儒学是做为统治阶级的官方学术,是一种脱离大众的贵族知识。

由于缺乏创造与特色,当时并没有转化为日本社会与民众的需要,更没有融于日本文化当中。

直到大化革新时期,儒学才在日本以教育传播的形式逐渐深入到学校及各地。

在中国宋代,儒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出现了朱子哲学,日本人也对这种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开始把儒学的新发展传人国内。

起初只是依附于当地的宗教思想在禅僧中间进行传播,那时还没有广泛向社会渗透,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才得以广泛传播,并开始取得独立地位,进而迎来了全盛时期。

儒学对日本学校教育的影响

儒学对日本学校教育的影响

儒学对日本学校教育的影响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曾经在中国的教育界发扬光大。

然而,在日本,儒学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日本的学校教育中,儒学对日本学校教育发挥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深入探讨儒学对日本学校教育的影响,并介绍一些具体的实际应用。

首先,儒学影响了日本的学校地位和组织形式。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下向西方学习。

尽管日本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教育界发展中采用了西方的教育方式,但是儒学仍然处于重要的地位。

自明治时期以来,日本政府一直鼓励学校采用儒学的教育方法,并常常在全国性的教育政策上设立儒学的标准。

其次,儒学思想影响了学科设置。

由于日本的儒学被广泛接受,日本学校的学科通常与儒学有直接关联。

例如,儒学中尚书与春秋两部书中记载的历史成为了日本学校教育中必修的课程。

另一个例子是《大学》、《中庸》和《论语》等重要的儒家经典,也被列入了日本的中学课程。

此外,儒学对日本教育界所起到的深远影响包括对纪律的重视。

在日本学校里,不仅要求学生学习课程,还有着强烈的纪律观念。

这是由儒学教育中“道德修养”的理念延伸而来的。

在日本学校纪律方面的具体体现是,学生必须服从老师的指挥。

学校内的规定也非常严格。

儒学对日本学校教育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也体现在课外活动上。

例如,在日本的儒学教育中,通过学习或者讲解名人传记来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

这种做法让学生学到了人性的重要价值观。

总之,儒学在日本的学校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它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学科设置、学校纪律以及课外活动等方面。

在实际生活中,日本的教育系统一直在努力揉合西方和东方的教育思维来开展教学活动。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儒学文化不仅对中国自己的教育产生影响,对周边的国家教育体系也有很大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仁爱思想的经济价值
仁是儒家伦理重要的范畴,它具有统率其它伦理范畴 的性质。仁既是个人道德、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的范 畴,又是社会道德的范畴。
“仁也者,人也。” “仁,人之安宅也。”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 “仁之实,事亲是也。” “君仁臣忠”,“当仁不让于师。”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儒家文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一、儒家文化传入日本 二、日本企业家的儒家文化情结 三、仁爱思想的经济价值 四、“忠”的思想的意义 五、“和”的思想与日本经济发展 六、儒家人伦思想与家族主义组织形式
儒家文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儒家思想传入日本
1、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 前,《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 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 2、“冠位十二阶” “十七条宪法” 3、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 积极摄取中国文化 4、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 官僚必修的教养
儒家文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日本企业家的儒家文化情节
日本是一个深受儒学影响的国家,经过历史的长期积淀, 日本是一个深受儒学影响的国家,经过历史的长期积淀,儒 学已渗透到日本人民思想深处和情感之中, 学已渗透到日本人民思想深处和情感之中,他们的近代工业 既克服了儒学传统中的消极因素, 既克服了儒学传统中的消极因素,又吸取利用了其中的合理 成份。 成份。 主要表现在: 主要表现在: 继承儒学注重道德修养的思想, 继承儒学注重道德修养的思想,树立企业家的领导形象 和企业的长远利益; 和企业的长远利益; 中庸”和谐的原则和方法,调整企业内部上与下, 用“中庸”和谐的原则和方法,调整企业内部上与下, 本企业与外企业、与用户等的关系; 本企业与外企业、与用户等的关系; 运用天地人三才统一的整体观, 运用天地人三才统一的整体观,全面把握企业发展的重 要时机以利于企业的生存、壮大等等。 要时机以利于企业的生存、壮大等等。

儒学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儒学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儒学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摘要:中国与日本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

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中,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日本自圣德太子时代、“大化革新”到幕府时代、明治维新直至近现代,儒家文化广泛传播,绵延不绝,并且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儒家文化作为东方文化构成的主体,事实上对韩日本民族社会发展、思想道德教育等的基本内涵和价值观的积淀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

引言:中日文化交流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与世界各民族一样,日本有其独特的文化。

原始日本人在岛国特殊地理环境下,吸收儒、佛、道思想逐渐与日本本土文化相融合,其中儒学与神道相融合,形成为日本的"儒教",对日本人民的道德观、教育观产生很大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有国际性特殊文化现象的东方文化,它影响着中国、日本、越南、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但是目前研究儒学对韩影响的较多,而在对日影响方面却相对较少。

这对意欲了解甚至学习日本文化发展的学生多有不便,而关于儒学对日的影响文献资料、古迹介绍等还是大量存在的。

本论文通过儒学思想进行解读,浅析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从中也可看出日本文化中注重实务,重视思想的合理性并与实践相结合,善于将本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等实用主义的性格。

此研究将会使更多的人了解日本文化的发展史、文化的创新及其对本国发展的影响,对中日学者也是极为有利的。

正文:儒家哲学原始儒家是继承中华远古文明思想而来,并特别重视国家社群的维护及个人修养的实践的哲学,其中周文化的社会哲学理想更是儒学价值意识的根本基础。

儒家传统指得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中的儒学一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

儒家学说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

它以强势的道德意识及政治理想成为贯串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价值观,时至今日,儒家传统的价值意识依然主导着并决定着中国人社群的道德信念与家庭伦理。

古代早期日本人的伦理意识

古代早期日本人的伦理意识
勤劳与节俭
古代早期日本人强调勤劳和节俭,这种伦理意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然被广泛应用。勤劳和节俭的品 质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成本,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尊重自然
古代早期日本人强调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这种观念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现代社会中,环境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谦虚与谨慎
古代早期日本人强调谦虚和谨慎,这种伦理意识在现代社会 中仍然被广泛接受和应用。在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和人际关 系时,谦虚和谨慎的品质有助于保持冷静和理性,避免冲突 和矛盾。
企业管理中的伦理观念
忠诚与诚信
古代早期日本人非常重视忠诚和诚信,这种观念在企业管理中同样重要。现代企业管理中,员工对企 业的忠诚和诚信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以及个人内心平静的关键。
生态伦理与环境保护
尊重自然
古代早期日本人认为自然界是一个神圣的存在,应该 得到尊重和保护。他们强调与自然和谐共处,遵循自 然的规律,并认为这是保持人类繁荣的关键。
环境保护的意识
古代早期日本人已经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他们采取了许多措施来保护森林、水源和土地等自然 资源,以保持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节日庆典的意义与价值
古代日本的节日庆典中,如黄金周、神社祭等,都蕴含 了丰富的文化意义和价值观念。这些节日庆典不仅增强 了社区的凝聚力,还通过传递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对 人们的伦理意识培养起到了积极作用。
05
古代早期日本人的伦理意 识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社会秩序的维护
尊重他人
古代早期日本人的伦理意识强调对他人的尊重,这种尊重他 人的观念在现代社会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促进了社会 的和谐与稳定。

日本和中国的儒家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有何异同?

日本和中国的儒家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有何异同?

日本和中国的儒家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有何异同?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石之一,而日本自古以来便与中国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儒家文化对中国和日本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深远的,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显著的差异。

下面将介绍日本和中国的儒家文化在社会生活上的异同。

一、儒家文化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影响1. 中国传统观念中,一个人的行为不仅代表了自己,还代表了家族、祖先和整个社会的面子。

因此,中国人注重维护人际关系,重视面子观念,从而形成“人情社会”。

而在日本,虽然也注重人际关系,但更注重个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合作,因此形成了“集体主义”社会。

这种观念反映在日本谚语“出る釘は打たれる(显眼的钉子会被打下来)”中。

2. 儒家文化中的义和利的关系是一个重要观念。

在中国,义通常超越利,而在日本,利的权重通常更高。

比如,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儿女应该尽心尽力地孝顺父母,而在日本,孝顺则更多地体现在为家庭和社会付出时。

这可以从日本的企业文化中得到体现,在日本,员工通常会为公司付出很多,而公司也会给员工提供稳定的福利和资金保障。

二、儒家文化对个人价值观的影响1. 儒家文化中有一种表现为“荣辱观”的思想,即个人的荣誉和名誉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尊严和面子。

在中国,这种观念导致了许多人为了保持个人面子而不顾一切,甚至不惜伤害他人。

而在日本,由于重视个人的道德和责任感,个人的荣誉和名誉通常与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相关。

因此,尽管日本也重视面子观念,但谦虚、务实和诚实的品质在日本的社会生活中更加受到重视。

2. 儒家文化中对家庭传统和继承权的重视在中国和日本都受到了广泛的认同。

然而,在日本,这种传统通常是以遗产规划和保护家族名誉为主要目标。

而在中国,则更注重维持家族传统和家族的社交地位。

三、儒家文化对教育体系的影响1. 儒家文化对中国和日本的教育体制都有很深的影响。

在中国,儒家文化对于学校教育的价值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传统的中国寺庙学校通常都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进行教育,而学生在接受儒家文化传统教育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学校教育对于他们未来人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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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道德律与儒家文化浅谈
摘要:关于日本人的民族性的问题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便一直受到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其原因是因为日本人在大战前与大战后迥然不同的态度体现了其独特的名族特性和处世
方式。

这其中值得一提的观点自然很多,本文就耻感文化进行剖析,试图在一定程度上一窥日本文化的内核。

关键词:日本人;仁义礼智信;忠;儒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2-0105-01
一、日本人的道德律
与其他许多国家的国民不同,日本人的道德律具有严密的道德体系和道德分区。

例如情义的世界,忠的世界,孝的世界等等,他们不会简单的用“冷漠”“自私”之类的表现个人在性格外化上的表现形式的描述词。

而是用“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等等类似的道德评价。

即是他们具有明确的道德划分,在各自独立的分区里区别标准并为之评价。

这一点在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中第十章“道德的困境”中提到,但是大概是本尼迪克特基于自身的国籍与学术限制,只能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日本人的这一种道德划分,而不能完全采用一种东方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

这使得她的结论的得出也是西方式的,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的结论呢。

这是她观点的得出具有独特之处,
但是也说明了其一定的局限性。

日本的具备明确的道德的划分与体系从源头上看,是起源于中国的儒家文化。

这从其道德律的各个分区中可见一斑,仁义礼智信忠等等的观点都来自传统的儒家经典内所提倡的国民道德。

但是日本在接受其他国家的文化时总是具备其自身的文化视角和独立性的。

并不全盘接受,也不全盘否定,而是取其可为己用之处用之,而弃其不可用之处。

对于外来文化的改造与为己所用是不遗余力的。

这可能与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其天生具有居安思危的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而又极具民族自我保护主义有关。

二、中国之仁与日本之忠
中国儒家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仁是作为一个道德体系中最高的美德而存在着。

即便是其他四端的义礼智信如何强大,在仁面前都是毫无二话可以讲得。

例如在中国古代人民可以推翻暴政的君主,贫民可以对于不合理的法令拒不执行。

然而日本人的道德律则很不相同,在对于这个最高的道德品质仁的态度上表现的最明显。

日本人从不把仁作为道德中的最高标准。

日本人的道德律中,忠是最高的德行。

这表现在一系列的以礼的体系约束为准绳的等级制度之中。

比如长幼只需,君臣秩序,上下级秩序,这反映了日本社会中从家庭到社会分级的各个阶级之间的严密的等级制度。

而这一种等级制度是不允许被逾越的,一旦逾越便是失礼,便是不忠。

因此而上机便是可以自由的惩罚甚至杀掉
下级的人。

而下级对于上级则体现了一种忠的原则。

儿子忠于父亲,不管是名义上的还是亲生的,臣子忠于大名,同时所有的日本国名都忠于一个万世一系的最高权威,近乎宗教领袖一般的人物,天皇。

在日本人的道德律中,对于天皇的忠诚是不遗余力的,也是无条件的,不管天皇是怎样的人,发出了怎样的命令,做出了怎样的选择,总之若是在天皇的名义下下达的命令,作为日本人都会像获得了最高的某种荣誉一般的竭尽全力去达成。

对于日本来说忠于天皇,为天皇而死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再没有比这更加荣耀的事情。

这是一种无可辩驳的将“对天皇的忠”置于某种宗教性的狂热崇拜之中。

但是最为令人惊讶的则是日本人从未承认天皇是某个宗教的神或者对于天皇的忠诚是出于宗教性。

事实上作为一个几乎融入了潜意识里的观念,即天皇的至高无上无可置疑,此外日本人并没有过多的对于天皇的崇拜。

所以天皇依旧是以人的身份处于日本等级制的最高端,而处于整个日本民族道德性的核心地位。

三、“礼”的极端作用
正如上文所说,日本的等级制的原型本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划分与规定。

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尤其是宋明时期的理学思想,其对于社会各阶级等级制度都有十分森严而明确的划分。

而即便是原本宋明以前的儒家文化,对于等级的描述和遵守也好似不遗余力的。

礼的核心思想与体系内容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也就是在国际体系中臣子服从君主,下级服从上级,保持上下有序,而在家庭体系中,儿子服从父亲,弟弟服从兄长。

保持长幼有序。

而儒家传入日本大约是在汉朝时期,而后到了唐朝,又有几次大规模的汉唐人东渡到日本传播文化的行为。

多为僧人传教,然而其政治与文化的传播亦不乏其力。

还直接促进了当时日本政治与文化的大化改新等等重大的社会变革。

由此可见日本文化中的那一套等级制度实则就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那一套“礼”的制度的日本化。

而日本人将一种等级制深深的刻入自己的民族性之中,其程度又远甚与中国人。

参考文献:
[1]本尼迪·克特.菊与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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