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撑待变：国民政府差点在二战中与德国结盟
中德军事合作
中德军事合作中德军事合作1911-1941对于中国而言，1911年至1941年间的中德两国合作在20世纪中前期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德合作在某种程度上让中华民国与德国结成了一个联盟。
亲密的合作关系使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军备迅速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在第二次日中战争之前。
从清王朝遗迹上站起来的中华民国，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军阀割据，列强环绕的环境下艰难的生存着。
国民党通过北伐，在1928年从名义上统一了军阀动荡之中的中国。
此时，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日益昭现。
鉴于此，中国迫切需要实现军备和国防工业现代化以获得自卫生存的能力，而德国则需要稳定供应的原料供应。
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期，这种关系将中德两国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虽然合作的蜜月期自33年纳粹当政开始到37年中日战争爆发结束只持续了不到四年时间。
且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改革从36年才开始，但中德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着深远的影响；同样，中德合作也大大提高了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的能力。
--------------------------------------------------------------------------------------------------------------------早期中德关系--------------------------------------------------------------------------------------------------------------------最早的中德贸易线从陆路经西伯利亚辗转到达德国。
为了避免俄国政府沉重的通行税，德国早在清王朝就尝试通过海路开拓东方贸易路线，1752年8月,埃姆登普鲁士王家亚洲贸易公司（KPAC）的“普鲁士国王”号在德国船长格来史克的指挥下抵达广州，成为中德贸易史上第一艘到达中国的德国商船。
二战期间德日轴心国合作的原因
2008年05月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May.2008第14卷 第3期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Vol.14No.3二战期间德日轴心国合作的原因Ξ李晓芸(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内蒙古通辽028043) 〔摘 要〕德国、日本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伙伴。
相距万里之遥的两国为了实现各自的野心,不顾彼此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走到了一起。
两国合作能够实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战胜国为了瓜分战败国形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两国都是深受此体系约束的国家。
1929—1933年经济危机发生对这两国的冲击使得他们的不满情绪达到了极点,终于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
出于战略考虑,两国也需要彼此在各自区域内的援助,达到分散同盟国力量的目的。
相同的境遇使这两国易于结成同盟。
〔关键词〕德国;日本;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图分类号〕D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149(2008)03-0009-03 德日这两个大西洋两端的国家,为了实现各自的野心结成轴心国,共同发起了一场令全世界生灵涂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整场二战中,德日的合作对它们的战争进程起到了重大作用。
因此研究德日关系中的合作方面,是国际关系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对完善二战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有重大作用。
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家能成为伙伴,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一战结束后,战胜国为了瓜分战败国形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德日两国正是此体系重点瓜分的对象。
因此两国对此体系都存在着不满的情绪,为了摆脱它,德日共同走上了反抗此体系的道路。
德国作为战败国,在欧洲受到了凡尔赛条约的束缚。
由于军事条款的束缚,严厉限制德国的军备,使之保留了仅能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兵力;在经济上德国遭受到了竭尽全力地搜刮,德国还得背着必须赔偿战争损失的沉重包袱;在领土上,凡尔赛条约规定了一战后德国的新疆界,使德国的领土减少了1/8〔1〕,由于把边界地区移交给法国和波兰,德国因而受到钳制;德国所有殖民地都被战胜国瓜分殆尽;在外交事务上,德国一点享受不到意大利和日本所享有的行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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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日意三国结成法西斯轴心国，从世界东西两个方向，为了达成瓜分世界的野心，开始吹响了战争的号角。
其中，日本这个被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日意三国结成法西斯轴心国，从世界东西两个方向，为了达成瓜分世界的野心，开始吹响了战争的号角。
其中，日本这个被军国主义深深毒害的国家，对本已孱弱的中国，率先张开了獠牙，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遵守不抵抗命令，中国东北三省迅速沦陷，成为日本殖民地。
“九.一八事变”其深刻原因是在于试探中国政府对日的态度和军事实力，轻而易举的胜利，使整个日本已有的野心迅速膨胀，从征服整个满洲，变成了对整个中国的全面入侵。
由于，接受了中国东北整个工业体系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日军的实力逐渐变强，再次证明了，当时的日本是整个亚洲明显的第一强国。
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本身喜爱中国，更愿意与中国结盟，只可惜中国军阀割据的现实和工业体系的薄弱，彻底使其绝了心思，转而把目光投向了具有强大实力的日本。
这个是有理由的，当时希特勒政府曾经派出军官帮助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训练军队并提供军事援助，也为其围剿红军提供援助，旨在稳固国民党统治，愿望是美好的，事实是红军五次反围剿的胜利，证明了国民党确实是“烂泥扶不上墙”，中央政府连一个“地方军阀”都打不过，还能指望啥。
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国与国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选择与德国有益的日本确实更能符合国家利益。
德日军事结盟都是经过双方深思熟虑的，其有结成同盟的天然原因：
1.野心。
德国和日本都是军国主义盛行的国家，两者在政治上有天生活常识分享。
德国顾问与国民政府的抗日战备
德国顾问与国民政府的抗日战备1937年夏季中国全面抗战爆发时，南京国民政府指挥的中央军是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其中最精锐的“示范军”装备的是清一色的德式武器，中国主要的兵工企业依靠德国设备进行生产，甚至连中国的防御计划也是由德国军事顾问制订的。
开战后的第一场重大战役八·一三淞沪抗战，有大约70名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以致一些西方人和日本人将这一仗直呼为“德国战争”。
考虑到纳粹德国与日本的关系，这一幕似乎是奇特的；然而，这奇特的一幕自有其历史的缘由。
德国军火输华的源起在中德关系的早期发展中，德国便是向中国输出兵工技术、制造设备、船舶和军火的主要国家之一。
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德国已成为向中国输出军火的头号国家。
据台湾学者陈存恭统计，1911年至1913年三年合计，来自德国的军火已超过中国输入军火总值的60.8％。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输华军火急剧减少。
战争后期中国对德宣战，两国间的军火贸易中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丧失了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但是，历史却为战败者提供了另一种机会。
1920年代中期，中德关系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显露出诱人的前景。
在一些中国人眼中，德国是唯一一个可以在平等基础上与之交往的先进工业国，中国不仅需要德国的投资，还需要德国在军队建设和工业管理方面的经验，战后德国被闲置的军工人才也可以到中国来一展身手。
而在一些德国人眼中，中国恰好是重振德国经济所需要的一个可以进行互利贸易的伙伴，中国既可以为德国工业制成品提供市场，又能提供德国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
一时间，无论是中国北方的北洋政府，还是南方的革命政府，以及一些地方实力派军阀，都迫切地希望同德国开展经济军事合作。
只是由于中国政局过于混乱，德国魏玛政府迟迟不知究竟把赌注押在哪一方才好。
虽然这一时期中德关系尚缺乏巩固的基础，德国的军备发展亦受《凡尔赛和约》约束，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两国间传统的军火贸易已迅速恢复起来。
1924年至1928年五年合计，从德国输入的军火占中国输入军火总值的41.87％，远远超过挪威、波兰、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国。
二战前的中德蜜月
二战前的中德蜜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是我们（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友邦。
国民政府的装备几乎都是德式装备。
蒋介石与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大对立阵营中的风云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却曾有过近十年之久的友好关系，他们不仅函电往来，互致倾慕之情，更是互赠照片、战刀，以表亲善之意，中德关系由此经历了一段蜜月时期。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与苏俄的关系随之断绝。
因急于寻找新的国际力量来填补苏联顾问撤退所留下的空缺，蒋介石把目光转向了德国。
蒋介石十分赞同学习日耳曼民族所具有的“认真、勤俭、遵纪、执着”的民族精神，认为这是针对旧中国贫穷、散漫、落后的国情，医治社会痼疾的良方。
在留学日本期间，蒋介石便致力于学习德语，1912和1918年曾两次准备赴德留学。
他也曾在《军声》杂志上发表文章，赞扬德国的军事教育与军事训练制度，主张中国向德国学习。
他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中找到了精神和实践两方面的秘诀，力主将“铁血政策”作为中国的“指导原则”，促成中国社会的“军事化”。
精神上的崇拜与现实的需要，使蒋介石坚定了他的联德决心。
1933年，希特勒上台，蒋介石开始直接与纳粹政府展开交往，中德关系进入蜜月期。
蒋介石一直是希特勒的崇拜者，他曾经宣称“我们需要中国的希特勒”。
蒋介石认为以中国传统文化加上法西斯主义理论，就是今日中国由乱变治的法宝。
为此，蒋介石效法德意志法西斯，建立了特务组织“复兴社”（由于复兴社干部均穿蓝衣黄裤，故又称“蓝衣社”），以恐怖手段来维护统治。
此外，陈立夫和陈果夫的“CC系”以及“政学系”、汪精卫的“改组派”等，都不同程度地颂扬德意志法西斯的治国成绩。
登上总理宝座后，希特勒为了侵略扩张，大力发展军备工业，并将对华政策由魏玛时期的“占领中国市场”修正为“要确保从中国获得稳定的战略资料来源”，迫不急待地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合作。
相互的需要使两位终生都未谋面的领导人开始了超越时空的交往。
1936年5月，《德华信用借款合同》签订，为此希特勒致电蒋介石，称“中德两国之间的货物互换，给予两国经济的发展以莫大的帮助??两国的密切合作也是两国人民的利益所在”。
20世纪30年代德国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军事合作
20世纪30年代德国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军事合作
曹霞
【期刊名称】《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20)003
【摘要】20世纪30年代,德国与中国国民政府在军事领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德国军事专家以“私人身份”受聘于国民政府,帮助国民政府整训军队、联系军购、建立现代化军事教育乃至直接参与指挥对日作战.德国与中国之间的军事贸易使中国在抗战初期困难的国际环境中获得了大量先进武器,国民政府据此装备了一定数量的德式部队,在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总页数】7页(P107-113)
【作者】曹霞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E2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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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与德国断交原因浅析
作者： 曾巍
出版物刊名：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68-70页
主题词： 南京国民政府;原因浅析;中德关系;蒋介石;希特勒;德国军事顾问;外交关系的断绝;外交政策;汪伪政权;国民党
摘要： 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和希特勒德国基于相互需要．建立了为其他列强不可比拟的外交关系。
这种关系背后隐含着内在不利因素，预示着中、德关系不稳定的演变趋势。
抗战爆发后，由于各自推行的外交政策旨趣相异。
由于蒋介石政权所具有的特点，当希特勒于１９４１年７月承认汪伪政权后，中德外交关系的断绝便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10_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外交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外交一、抗日战争前半期：苦撑待变七七卢沟桥事变1、从争取南北夹击到苦撑待变（1）南北夹击政策的失败七七事变之后，南京政府的策略：军事上：“全力以赴，务求一胜”外交上：“南北夹击，速停速了”与日本交涉：使战争限于局部范围7月12日，日本海军军令部制定了两阶段作战方案：第一阶段，海军配合陆军在华北的作战；第二阶段，在陆军配合下，在上海进行作战，将战争从华北扩展到华中和华南地区。
7月29日，已经占领平津地区的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对华作战计划》，进行了多个方向开展进攻、后备部队陆续投入的全面部署。
要求国联讨论英法美继续执行“静观和忍耐”的政策。
1937年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对中国表示道义支持”，决定召开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并邀请其他在远东有特殊利益的国家参加。
1937年11月3日，布鲁塞尔会议召开。
⏹“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世界局势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1933年10月，希特勒宣布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1934年8月，希特勒法西斯专政体制确立；1935年10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6年10月24日，德意成立“罗马—柏林轴心”；1936年11月25日，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法西斯侵略集团初步形成。
请求美国和苏联的支持1937年9月12日起，宋美龄在南京通过美国广播网，直接向美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说。
美国：如果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就得承受沉重的经济负担。
苏联：吸引日军南下，可减轻自身压力。
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贷款，提供军事物资，派出军事顾问和志愿飞行员。
日军侵占华北华中（2）苦撑待变的实施中日实力对比悬殊“远东慕尼黑”1939年7月24日，英、日达成《有田-克莱琪协定》；7月12日，英国应日本要求，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
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蒋介石（1938年1月）：“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
10_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外交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外交一、抗日战争前半期：苦撑待变七七卢沟桥事变1、从争取南北夹击到苦撑待变（1）南北夹击政策的失败七七事变之后，南京政府的策略：军事上：“全力以赴，务求一胜”外交上：“南北夹击，速停速了”与日本交涉：使战争限于局部范围7月12日，日本海军军令部制定了两阶段作战方案：第一阶段，海军配合陆军在华北的作战；第二阶段，在陆军配合下，在上海进行作战，将战争从华北扩展到华中和华南地区。
7月29日，已经占领平津地区的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对华作战计划》，进行了多个方向开展进攻、后备部队陆续投入的全面部署。
要求国联讨论英法美继续执行“静观和忍耐”的政策。
1937年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对中国表示道义支持”，决定召开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并邀请其他在远东有特殊利益的国家参加。
1937年11月3日，布鲁塞尔会议召开。
“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世界局势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1933年10月，希特勒宣布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1934年8月，希特勒法西斯专政体制确立；1935年10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6年10月24日，德意成立“罗马—柏林轴心”；1936年11月25日，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法西斯侵略集团初步形成。
请求美国和苏联的支持1937年9月12日起，宋美龄在南京通过美国广播网，直接向美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说。
美国：如果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就得承受沉重的经济负担。
苏联：吸引日军南下，可减轻自身压力。
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贷款，提供军事物资，派出军事顾问和志愿飞行员。
日军侵占华北华中（2）苦撑待变的实施中日实力对比悬殊“远东慕尼黑”1939年7月24日，英、日达成《有田-克莱琪协定》；7月12日，英国应日本要求，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
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蒋介石（1938年1月）：“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
略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德关系
略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德关系近代中德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
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德两国之间只有一些简单的海上或陆路商业贸易往来。
鸦片战争后很长一段时间,德国并非侵华的主要角色。
这是由于德国在走向帝国主义过程中带有俾斯麦个人的色彩—否认经济发展需要殖民地,并力图限制德国政府在欧洲以外的拓展行为,德意志帝国即使在中国谋求工商业利益时,也没有对中国主权构成真正的威胁。
19世纪末,随着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德皇威廉二世上台后奉行的海外扩张战略,在中国划租界、修铁路、开矿山、强占胶州湾,德国逐渐成为英、法等国争夺中国的强劲对手。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德国因战败被排除出大国争夺中国的行列。
之后,德国利用大国间的矛盾,使德国经济迅速恢复起来,并逐渐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再次向外扩张。
本文探讨德国与民国南京政府时期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
1 中德合作的发展当德国在19世纪20年代重返中国时,它不再以帝国主义国家的面貌出现,这正是德中关系热络起来的基础。
从1928——1938年,蒋介石政府同德国关系的密切程度超过了列强中的任何一个。
虽然只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中国与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同为主张修正国际条约的大国,因此在国际政治中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标,但它们均被排除于国际秩序之外,都遭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这样一种地位却使它们皆能无拘无束地创造中外合作的新形式,由于中德关系中并没有实质的政治利害关系,使得双方外交部变成处理日常工作的机构。
1928-1933年,是双方关系的初步发展阶段。
南京国民政府各军事机关聘用了大批德国军事顾问,并以德国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方法训练军队,以德国的新型武器装备各部队。
而在1929年底开始的经济大萧条到来之前及大萧条期间,德国工业界也为一种信念所鼓舞,即现在是以其独有的地位,利用与南京政府的直接关系,将中国发展成为德国的出口市场以缓解国内的经济压力。
围绕着进入中国市场的新途径,军队和工业界开始携手合作。
历史趣谈国民政府的“苦撑待变” 差点与纳粹德国结盟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国民政府的“苦撑待变”差点与纳粹德国结盟导语：自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即已意识到，单纯依靠自身落后农业国的力量，并不足以战胜日本，故其战略，自始至终都是“苦撑待变”。
为将“自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即已意识到，单纯依靠自身落后农业国的力量，并不足以战胜日本，故其战略，自始至终都是“苦撑待变”。
为将“苦撑待变”战略付诸实施，1938年4月，国民党政府拟定了“惟以日本为敌”的外交方针，在策略上首重美英法，对德意则取争取态度。
1940年6月法国宣布投降，随后英军节节败退，蒋介石“亲近英法、疏远德意”的外交策略似走到了破产边缘。
作为应对，1940年6月22日，蒋介石召集高层会议，决定对德国采取“以友义之而不敌视”的外交方针。
但在提升对德友好关系的同时，蒋介石并没有放弃亲近美英法阵营的立场，理由是“英法在太平洋的力量原极有限，与远东问题有关的主要势力是美苏。
它们均未卷入欧战”。
蒋介石的看法，并没得到党内高层的认同。
7月18日在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三十六次常务委员会上，立法院长孙科率先发言，对亲近美英法的既定外交路线提出了质疑。
据会议记录，会上发言者众多，孔祥熙、居正、张群等元老全都赞同孙科的意见，主张亲苏联德。
最后，蒋介石在会上独断决定，仍维持原定的亲近美英的外交路线不变；同时尽力加强对德关系。
这期间，蒋介石主动采取了系列措施改善对德关系。
这种“谨慎”（维持亲近美英阵营的立场）与“投机”（不放弃改善对德关系），至1940年9月份，开始显露其效果。
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同盟条约。
11月，更好的消息传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德不利，东欧三国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等相继加入德意生活常识分享。
二战时蒋介石曾打算亲德？（三）
二战时蒋介石曾打算亲德？（三）
左双文
【期刊名称】《中学历史教学》
【年(卷),期】2013(000)006
【摘要】三、中德断交与“宣布对德义立于战争地位”胡乔木在一次关于党史问题的讲话中谈到，“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有一段时间也认为英美完了，也想过向日德靠拢。
【总页数】3页(P4-6)
【作者】左双文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51063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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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曾经的小伙伴
蒋介石曾经的小伙伴作者：尚耶克来源：《大科技·百科新说》2014年第02期二战时期，德国和日本可算得上是一对超级好基友了，一个在西方搅和到整个西方世界天昏地暗，一个在东方搅和到在东方的西方世界天昏地暗。
可是，作为中国战场上的主要力量——中华民国政府，当年也曾和纳粹德国有过一段相当甜蜜的蜜月期，而且，德国还曾经帮着调和中日关系来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共同利益促使中德走近那还是1918年的时候，德国人在一战中战败，失去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当然，这也包括了当时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
不仅如此，德国军队的数量还被战胜国限制在十万之内。
可是，作为当年叱咤欧陆的德国军人，绝不可能就此服气，渴望重新崛起的种子一直深埋在他们心里。
在德国军人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不是因为战场上的不敌，而是因为国内的暴动，因此他们一直希望在国际上能够找一个靠谱的盟友，重新壮大自己的力量。
寻寻觅觅，他们发现亚洲的中国好像是一个不错的小伙伴。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中国呢？中国又有啥优势呢？1927年，在蒋介石的率领下，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已经基本确立起来，随着张学良的东北易帜，中国在形式上统一了。
但是实际上，蒋介石的统治基础仍然薄弱，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这些地方的军阀仍旧拥兵自重，不服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领导。
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和军事工业之路仍旧前路漫漫。
这个时候，蒋介石非常希望能够有一群外国的军官，来帮助自己建立现代化的陆军，而德国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了，但仍被认为是陆军强国，于是两个国家便有了共同的利益。
蒋介石想找人买枪、买大炮、买飞机，训练自己的部队，然后收拾那些不听话的地方军阀；而德国人则希望将自己的武器卖出去，同时那些一战战后被退伍的军官也希望自己能够去其他国家担任教官，施展抱负。
就算是不能施展抱负，也可以挣点外快。
一个想买，一个愁卖，可以说，两个国家的合作，简直就是一拍即合啊。
全副德械师既然在利益上一拍即合，德国人对于亚洲也没有了什么领土和政治上的企图，那么合作也就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通货膨胀达到天文数字,民众生活水深火热,国民政府离心离德
通货膨胀达到天文数字，民众生活水深火热，国民政府离心离德小鹿读史百家号06-21 19:00关注经过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终于赶走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伟大胜利，全国人民渴望和平，蒋介石被迫召开重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协定。
但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内战。
随着军事开支的直线上升，国民政府的印钞量在一年之内上升了22倍，一美元价值数百万中国元。
据说有一家工厂买进钞票来制成纸浆以便生产价值更高的纸张。
恶性的通货膨胀正在毁灭中产阶级和正直的官员。
一位著名的教授因为付不起医院的账单而自杀身亡，另有一位重要的将军说他不能忍受看着家人饿死而从一艘船上跳海自尽。
《鸿》一书的作者张戎的母亲在锦州雇了几辆黄包车拉着大捆钞票去支付学费，同样在锦州城内，乞丐们则试图卖掉他们的孩子来换取食物。
由于货币变得一文不值，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各地的反抗风起云涌。
工人阶级不断罢工，1946——1947年间仅上海发生了4500次罢工。
在一些大学，秘密警察化妆成学生，身上藏着枪支在校园里巡视，搜寻反抗的学生。
在北平，军队对有3000多名学生的抗议人群开枪，造成数人死亡。
在昆明，五名民主人士被枪杀，超过1000人被捕入狱，其中有三十多人被活埋。
人民的反抗显示出对战争的厌倦，对一个不能提供任何东西的政府的离心离德。
面对人民的悲惨生活，国民政府不愿采取任何行动来抑制通货膨胀，因为它需要继续开足马力印刷钞票来支付战争的费用，也因为它担心采取极端的手段会使其统治更加不得人心。
因此，国民政府正在证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有关恶性通货膨胀的力量可以摧毁政府这一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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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简称国府（1925年7月1日—1948年5月20日），是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的中央政府机构与最高行政机关。
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的发展与变迁
业 以及 公共场 所均 由中 国政府 接受 ， 并且对 相关往 来 的商船进 行 监
督， 断 绝德 国在 华不 断 获取 资源 的 渠道 ， 从中 不 难看 出中 国对 德 奥 两 国宣 战的 最终 目 的。一 个被 列强 侵略 ， 在 夹缝 中 求生 存 的国 家 ， 同时也 是为 了 国家的生 存和发 展的 正义行 为 。总 的看 来 ， 第 ～次 世
特权 ， 遭到 拒绝 ， 并且将 德 国在 山东 的特权 移 交 日本 。巴黎和会 ， 中 国外 交 失败 ， 激 起了 国内 的 五四运 动 浪潮 ， 争 夺国权 ， 惩 处 卖 国贼 ， 拒绝 签订 巴 黎和 会 的 《 对德 合 约 》 ， 随 即宣 布终 止对 德 国 的战争 状
态。
破裂； 结合 当时具体情况 ， 客观分析 了民国时期 中德 关系重要 问题 ： 中德 经济合作 ， 陶德 曼调停 等曲折 历程 。今天应从 中汲取 经验教训 ， 推 动 两 国外交关 系健 康持 续发展 。 【 关键词 】 民国时期 ； 中德关 系； 发展 与变迁
民 国时 期 ， 是 我 国近代 史中 不可 或缺 的组成 部分 ， 自１ ９ １ ２年中 华 民国政 府建 立后 ， 到新 中国 成立 ， 我 国 政权频 繁交 替 ， 而 德 国同样 经历 了从 德意 志帝 国到希 特勒 法西斯 独 裁政府 的转 变 ， 两国 的关 系 从最 初 的合作 到破裂 ， 再 到合 作 ， 最 后破 裂 ， 主 要基 于两 国不 同的 国 情 和政 体 ， 再到 当 时的 国际 关 系错 综复 杂 ， 导致 民 国时 期 中德 关 系 波三 折 。对 民国 时期 中德 关 系的 分 析 ， 从 中 吸取 经验 教 训ｌ ， 总 结 客观 规律 ， 为中德两 国关 系未来健 康走 向提供借 鉴基础 。
历史趣谈中华民国与德国断交秘闻 因其承认汪伪而成型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中华民国与德国断交秘闻因其承认汪伪而成型导语：南京陷落前后，德国大使陶德曼应日方要求，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为蒋介石否决。
此后，希特勒政权企图继续调停，拉拢中国。
1940年10月1日，桂南京陷落前后，德国大使陶德曼应日方要求，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为蒋介石否决。
此后，希特勒政权企图继续调停，拉拢中国。
1940年10月1日，桂永清电告蒋介石，听说德国拟妥中日和议方案，要中国承认伪满，日方拟撤退华中、华南日军，与中国经济合作。
6日，纳粹第二号头子戈林自前线返回柏林，密约桂永清谈话。
戈林盛赞“日本优点”，指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弱点及蒋介石困难情形，认为“如日本集中全力，专向中国主力及所在地不断攻击，则早已收效”。
桂永清当即告以中国“抗战必胜之原因”。
戈林称：“日本为我同盟国，中国为我好友。
德、义胜英后，中国必更困难。
中国绝少战胜希望。
况日本只欲得一部分生存土地，不如合理言和。
”桂永清答称：“中国为祖宗、历史、子孙生存而战，现已握住敌国弱点，必待日本根本崩溃，放弃其大陆政策而后已。
”戈林继称，中国决无力驱除日军出境。
桂永清答称：委员长“为革命党领袖，从斗争中所造成意志坚定之三十万军官，五百万战士，亦非任何势力所能压倒”。
二人对谈约两个半小时。
戈林最后表示“希望中日和平”。
事后，桂永清向蒋介石汇报，请求指示要点，“俾便应付，以维邦交”。
11日，蒋介石指示桂永清：“最好暂不直接表示态度。
如其不再来问讯，更不必直接答复，但可间接使戈知我国之意，如领土、主权、行政不能完整，则无和平可谈之意也。
”11月11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约中国驻德大使陈介谈话，声称日本新内阁成立，急图解决中日问题，拟于近日内承认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政府，德国与意大利因与日本结盟，将随之承认，其他国家或生活常识分享。
从中日德三国关系看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搏杀
没有抗战外交的胜利，就没有抗战的胜利，故有此文。
重新书写抗战外交大历史——《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随想笑蜀抗战有两个意义上的抗战，一个是金戈铁马的疆场格斗，一个是使节穿梭的外交搏杀。
如果说前一个抗战发端于七七事变，那么后一个抗战则要早得多，至少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已逐次展开。
而在后一个抗战逐次展开的最初阶段，最重要的战场竟然不是中美日三角外交，也不是中苏日三角外交，而是中德日外交。
这鲜为人知的一幕，今天终于被留德外交官陈仁霞博士的处女作完全揭开。
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并不古板，其波澜壮阔，其跌宕起伏，其险状丛生，扣人心弦。
国民政府面临日军铁蹄的节节进逼，忍辱含诟，但刚强不屈，在极端自私而冷漠的国际关系中苦苦挣扎，为中华民族博取生存空间，悲壮感人，可歌可泣。
一部抗战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求生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自救史。
这是我从陈著得出的第一个结论。
国际关系最大的特征是弱肉强食，根本就没有任何真正的朋友，有的只是纯粹的利益交换。
正因为如此，虽然就道义角度而言，中国是受侵略的一方，理应受到广泛的国际援助。
但纵然相对来说对中国还算比较友善的美国，也认为中国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实现现代化是不大可能的，由日本人统治中国对美国最有利——同时也对中国有利。
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就断言，中日争端的解决可能对美国的利益有害，最好让日本在一个美国没有重大利益的地区，陷入一场非决定性的斗争；允许“我们远东政策的原则及和平理想”“蒙受进一步小损害”。
于是，美国以“借刀杀人”为其远东政策的指导思想，一方面怂恿日本与苏联和中国为敌，镇压远东的大、小布尔什维克，一方面避免日美冲突。
这就注定了美国对日本侵华仅停留于空洞的道义谴责，而不可能实际干预。
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求援，美国置若罔闻。
甚至当1937年12月12日，侵华日军制造一起极端挑衅性的事件故意：在南京江面击沉美国“帕内号”，导致美方七十多人死亡，美国仍表现出惊人的忍耐力，平静处之，一如既往地对日本提供贷款和出售战略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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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7-9月，国际环境突变，中国抗战进入“最大最危之关键”
抗战进入1940年，汪精卫投敌所引发的政治动荡尚未平复，更大的危机接踵而来。
这年6月份，欧战形势急转直下，英法两国在德军锐利攻势下一败涂地。
影响所及，6月份，法国对日绥靖，宣布滇越铁路停止向中国运输物资；稍后，德军攻入巴黎，法国投降；7月份，英国对日绥靖，宣布对中国关闭滇缅路，甚至还劝中国与日本“言和”。
至此，中国进出口的主要运输通道，已全部丧失。
更要命的是，这一年国内恰逢歉收，国统区15省减收了20%；主要产米区四川减收了50%。
两种因素共同刺激，自5月份起，重庆的稻谷物价指数暴涨，至12月份，涨了整整5倍；而此前抗战三年，仅涨了一倍。
①6月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感叹，“三年来以今日为最大最危之关键也”；7月13日，蒋介石又言：“自七月至九月，此三个月间，实为最严重之时期，而以国际变态与社会心理二者之关系最大也！”
滇越路与滇缅路的关闭，实际上还只是危机的表面；更深层次的危机在于：中国的抗战前途，在于寻求战事的国际化。
而欧战形势的变化，使这种寻求抗战国际化的努力有破产的危险。
②
自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即已意识到，单纯依靠自身落后农业国的力量，并不足以战胜强大的工业国日本。
故其战略，自始至终都是“苦撑待变”。
对这种“苦撑”所待之“变”，蒋介石在1939年曾有明确的表述：
“我们抗战的目的，率直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说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否则，世界问题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也就不能解决，而我们中国依旧不能脱离次殖民地的地位。
因此，中国抗战在时间上，尤其最后问题的解决上一定要和世界战争连结起来，使远东问题与欧洲问题，随今日东亚、西欧战争之终结而同时解决。
”③为将这一“苦撑待变”战略具体付诸实施，1938年4月，国民政府拟定了“惟以日本为敌”的外交方针，但在策略上，首重美英法，对德意等国则取争取态度。
次年，欧战爆发，蒋介石判断，以英法为首的“民主国阵营”必胜，德国阵营必败，故在外交策略上，更进一步亲近英法、疏远德意。
也就是说，“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这一战略，是以英法为首的“民主国阵营”在欧战中获胜为前提的。
如今法国宣布投降，英军节节败退至本土决战的地步，蒋介石所拟定的“亲近英法、疏远德意”的外交策略，似已走到了破产边缘，故而受到了国民政府高层一致的怀疑与责难，各种反蒋暗流也借机秘密串连运作。
大约同期，中苏关系也已趋冷。
“在19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救很少或者没有。
”同时，苏联还在积极与日本进行接触，“1940年7月，当莫洛托夫在与日本驻苏大使讨论双方缔结中立条约之可能性时，就苏联援华问题表示，由于苏联忙于本国国防，对华援助是微不足道的。
”④
1940年，河北，八路军根据地的儿童团员们被组织起来，欢迎来访的美国军事观察员
谨慎与投机并举，使中国顺利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核心成员
作为应对，1940年6月22日，蒋介石召集国府高层会议，决定对德国采取“以友义之而不敌视”的外交方针。
但在提升对德友好关系的同时，蒋并没有放弃亲近美英法阵营的立场。
7月初的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蒋仍强调，亲近美英法的外交立场，“到现在还是颠扑不破，应该贯彻坚持”，理由是“英法在太平洋的力量原极有限，与远东问题有关的主要势力是美苏。
它们均未卷入欧战。
”⑤
不过，蒋的看法，并不能得到党内高层的认同。
毕竟，德军正摧枯拉朽般碾压英法，而英法，则正在对日绥靖破坏中国抗战。
7月18日，在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三十六次常务委员会上，
立法院长孙科率先发言，对亲近美英法的既定外交路线提出了质疑。
孙科发言称：
“我国外交政策日趋困境，似不能再以不变应万变之方法应付危机。
因法既屈服，英又将失败；英果败，美为保持西半球亦无余力他顾，势必退出太平洋，放弃远东。
我之外交路线，昔为英美法苏，现在英美法方面均巳无能为力，苏虽友好尚不密切。
今后外交应以利害关系一变而为亲苏、联德，再进而谋取与意友好之工作，务必彻底进行。
英法既帮助敌人，中断我之运输线，妨害中国抗战，在英停止缅甸运输实施之日，应即召回我驻英驻法大使，同时宣告退出国联藉以对美表示民主国家辜负中国，使中国迫于生存改走他道。
”⑥
据会议记录，此次会议，发言者众多，除吴稚晖一人外，其余如孔祥熙、居正、张群等，全都赞同孙科的意见，主张亲苏联德。
事实上，这种意见，在国民党内部已成主流，中宣部部长王世杰首当其冲——王主张美英路线，不赞同亲苏联德，但党内“颇不乏人”，对其施压，欲使中宣部的宣传工作转走亲苏联德路线。
对此，王曾下定决心，“宁辞去宣传部职，不作无谓之迁就以误国”——以辞职为对抗手段，可见这股潮流的凶猛程度。
⑦
7月20日，蒋介石在居所召集众人再议此事。
与会者有孙科、王世杰、何应钦、孔祥熙、白崇禧、张群等党政军高层。
蒋介石在会上独断决定，既不召回驻英大使，也不退出国联。
换言之，仍维持原定的亲近美英的外交路线不变；同时也应尽力加强对德关系。
但后者非轻易可得，不必强求。
⑧
蒋之所以力排众议，坚持亲近美英阵营立场不动摇，与其在整个1940年，一直对日本“南进”东南亚抱有很大的期望与信心，不无关系。
蒋认为，日本国内的军、政乱象，终会使其选择南进。
虽然日军南进会切断中国在东南亚的物资通道，但同时，“倭如南进则其必介入欧战并与美冲突”，“倭如占领南洋英法属地，则其必与英法为敌，此余之所大欲。
余必加入英美法方面作战，则最终目的仍可达到”。
同时，蒋也主动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善对德关系。
这些措施，与其说是为了亲近德国，不如说是为了防范苏联。
自1940年初，中、苏关系即迅速降温，援助也减少至几近于无，且苏德、苏日关系均处于暧昧不明的状态。
蒋担忧苏联会趁英美法与德意日两大阵营对垒两败俱伤后，“乃出尔干涉，引起世界革命”。
彼时，如中国已明确阵营，则将承担来自苏联的巨大风险——苏联的阵营选择很可能与中国不同，而苏中未解决的悬案又极多，中国若因此成为战败国，则一切抗战努力将付诸流水。
⑨
这种“谨慎”（维持亲近美英阵营的立场）与“投机”（不放弃对德关系的改善），至1940年9月份，开始显露其效果。
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同盟条约，蒋在日记中兴奋写道：“此为我所日夕期求不得者也。
”11月，更好的消息传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德不利，东欧三国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等相继加入德意日同盟，德苏战争已难避免；同月，苏联驻华大使告知蒋介石，苏联将再次启动对中国的军械物资的援助，包括飞机、大炮以及轻、重机枪。
⑩
至此，中国在纷乱的国际局势中，没有踏错步伐，顺利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核心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