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撑待变：国民政府差点在二战中与德国结盟

1940年7-9月，国际环境突变，中国抗战进入“最大最危之关键”

抗战进入1940年，汪精卫投敌所引发的政治动荡尚未平复，更大的危机接踵而来。这年6月份，欧战形势急转直下，英法两国在德军锐利攻势下一败涂地。影响所及，6月份，法国对日绥靖，宣布滇越铁路停止向中国运输物资；稍后，德军攻入巴黎，法国投降；7月份，英国对日绥靖，宣布对中国关闭滇缅路，甚至还劝中国与日本“言和”。

至此，中国进出口的主要运输通道，已全部丧失。更要命的是，这一年国内恰逢歉收，国统区15省减收了20%；主要产米区四川减收了50%。两种因素共同刺激，自5月份起，重庆的稻谷物价指数暴涨，至12月份，涨了整整5倍；而此前抗战三年，仅涨了一倍。①6月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感叹，“三年来以今日为最大最危之关键也”；7月13日，蒋介石又言：“自七月至九月，此三个月间，实为最严重之时期，而以国际变态与社会心理二者之关系最大也！”

滇越路与滇缅路的关闭，实际上还只是危机的表面；更深层次的危机在于：中国的抗战前途，在于寻求战事的国际化。而欧战形势的变化，使这种寻求抗战国际化的努力有破产的危险。②

自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即已意识到，单纯依靠自身落后农业国的力量，并不足以战胜强大的工业国日本。故其战略，自始至终都是“苦撑待变”。对这种“苦撑”所待之“变”，蒋介石在1939年曾有明确的表述：

“我们抗战的目的，率直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说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否则，世界问题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也就不能解决，而我们中国依旧不能脱离次殖民地的地位。因此，中国抗战在时间上，尤其最后问题的解决上一定要和世界战争连结起来，使远东问题与欧洲问题，随今日东亚、西欧战争之终结而同时解决。”③为将这一“苦撑待变”战略具体付诸实施，1938年4月，国民政府拟定了“惟以日本为敌”的外交方针，但在策略上，首重美英法，对德意等国则取争取态度。次年，欧战爆发，蒋介石判断，以英法为首的“民主国阵营”必胜，德国阵营必败，故在外交策略上，更进一步亲近英法、疏远德意。也就是说，“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这一战略，是以英法为首的“民主国阵营”在欧战中获胜为前提的。如今法国宣布投降，英军节节败退至本土决战的地步，蒋介石所拟定的“亲近英法、疏远德意”的外交策略，似已走到了破产边缘，故而受到了国民政府高层一致的怀疑与责难，各种反蒋暗流也借机秘密串连运作。

大约同期，中苏关系也已趋冷。“在19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救很少或者没有。”同时，苏联还在积极与日本进行接触，“1940年7月，当莫洛托夫在与日本驻苏大使讨论双方缔结中立条约之可能性时，就苏联援华问题表示，由于苏联忙于本国国防，对华援助是微不足道的。”④

1940年，河北，八路军根据地的儿童团员们被组织起来，欢迎来访的美国军事观察员

谨慎与投机并举，使中国顺利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核心成员

作为应对，1940年6月22日，蒋介石召集国府高层会议，决定对德国采取“以友义之而不敌视”的外交方针。但在提升对德友好关系的同时，蒋并没有放弃亲近美英法阵营的立场。7月初的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蒋仍强调，亲近美英法的外交立场，“到现在还是颠扑不破，应该贯彻坚持”，理由是“英法在太平洋的力量原极有限，与远东问题有关的主要势力是美苏。它们均未卷入欧战。”⑤

不过，蒋的看法，并不能得到党内高层的认同。毕竟，德军正摧枯拉朽般碾压英法，而英法，则正在对日绥靖破坏中国抗战。7月18日，在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三十六次常务委员会上，

立法院长孙科率先发言，对亲近美英法的既定外交路线提出了质疑。孙科发言称：

“我国外交政策日趋困境，似不能再以不变应万变之方法应付危机。因法既屈服，英又将失败；英果败，美为保持西半球亦无余力他顾，势必退出太平洋，放弃远东。我之外交路线，昔为英美法苏，现在英美法方面均巳无能为力，苏虽友好尚不密切。今后外交应以利害关系一变而为亲苏、联德，再进而谋取与意友好之工作，务必彻底进行。英法既帮助敌人，中断我之运输线，妨害中国抗战，在英停止缅甸运输实施之日，应即召回我驻英驻法大使，同时宣告退出国联藉以对美表示民主国家辜负中国，使中国迫于生存改走他道。”⑥

据会议记录，此次会议，发言者众多，除吴稚晖一人外，其余如孔祥熙、居正、张群等，全都赞同孙科的意见，主张亲苏联德。事实上，这种意见，在国民党内部已成主流，中宣部部长王世杰首当其冲——王主张美英路线，不赞同亲苏联德，但党内“颇不乏人”，对其施压，欲使中宣部的宣传工作转走亲苏联德路线。对此，王曾下定决心，“宁辞去宣传部职，不作无谓之迁就以误国”——以辞职为对抗手段，可见这股潮流的凶猛程度。⑦

7月20日，蒋介石在居所召集众人再议此事。与会者有孙科、王世杰、何应钦、孔祥熙、白崇禧、张群等党政军高层。蒋介石在会上独断决定，既不召回驻英大使，也不退出国联。换言之，仍维持原定的亲近美英的外交路线不变；同时也应尽力加强对德关系。但后者非轻易可得，不必强求。⑧

蒋之所以力排众议，坚持亲近美英阵营立场不动摇，与其在整个1940年，一直对日本“南进”东南亚抱有很大的期望与信心，不无关系。蒋认为，日本国内的军、政乱象，终会使其选择南进。虽然日军南进会切断中国在东南亚的物资通道，但同时，“倭如南进则其必介入欧战并与美冲突”，“倭如占领南洋英法属地，则其必与英法为敌，此余之所大欲。余必加入英美法方面作战，则最终目的仍可达到”。

同时，蒋也主动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善对德关系。这些措施，与其说是为了亲近德国，不如说是为了防范苏联。自1940年初，中、苏关系即迅速降温，援助也减少至几近于无，且苏德、苏日关系均处于暧昧不明的状态。蒋担忧苏联会趁英美法与德意日两大阵营对垒两败俱伤后，“乃出尔干涉，引起世界革命”。彼时，如中国已明确阵营，则将承担来自苏联的巨大风险——苏联的阵营选择很可能与中国不同，而苏中未解决的悬案又极多，中国若因此成为战败国，则一切抗战努力将付诸流水。⑨

这种“谨慎”（维持亲近美英阵营的立场）与“投机”（不放弃对德关系的改善），至1940年9月份，开始显露其效果。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同盟条约，蒋在日记中兴奋写道：“此为我所日夕期求不得者也。”11月，更好的消息传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德不利，东欧三国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等相继加入德意日同盟，德苏战争已难避免；同月，苏联驻华大使告知蒋介石，苏联将再次启动对中国的军械物资的援助，包括飞机、大炮以及轻、重机枪。⑩

至此，中国在纷乱的国际局势中，没有踏错步伐，顺利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核心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