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文化观的意义和价值

“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文化观的意义和价值“文化自觉”的涵义在世纪之交，费孝通先生多次讲“文化自觉”问题。

由于他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从中华文化的前途，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宏阔视野来思考、探讨这个问题的，所以很快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并形成了相互切磋、深入研讨的可喜局面。

在今天，“文化自觉”已不是一个孤立的理念，而是已经形成为一种文化观，一种有深刻意涵的文化理论。

费老对“文化自觉”的涵义做过明确的界定，他是从两个方面来阐述这个问题的：一是对自己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

他说：“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

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1]费老最初是在对鄂伦春等少数民族的实地考察中，注意到生存环境的变化，使其面临着“保存文化还是保存人”的严峻选择，指出他们只有通过文化转型来求生路。

他因此而由小见大，联想到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整个中华民族、中国文化都面临着一个如何生存、发展的问题，认识到“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我们都是生存在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人物”，于是心头冒出了“文化自觉”四个字，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问题。

他提出这个名词是在1997年。

近五年来，他经常思考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问题，反复说明不是要“回归”、“复旧”，而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表现了一个世纪老人对自己的祖国、对民族文化的深沉的爱。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谈到自己学习费老这一思想的体会，认为“所谓文化自觉，就是一方面要有忧患意识，一方面还要有文化自信”，[2]就是从对自己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这个意义来理解的。

二是正确处理自己的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费老指出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中，各种文化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都有一定的位置，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将取决于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对话沟通、取长补短、共存共荣。

他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四句话高度地概括了文化自觉的本质内涵，并解释说：“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美人之美”就是要求我们了解别人文化的优势和美感；“美美与共”就是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不同人群在人文价值上取得共识以促使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

[3]特别是在讲到如何对待“异文化”时，他强调要以容忍的态度来尊重别人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点，不仅要容忍别人，而且要理解别人，欣赏别人，使不同的价值观点在相互理解、容忍中共同存在、不相排斥，进而互相接近、互补与融合。

这里表现了费老博大的天下情怀，以一种毫无偏执的理智心态，来拥抱人类创造的各种类型的人文价值，力图克服文化隔阂与文明冲突所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费老在他80岁生日时提出的“美美”四句，早已成为关心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发展前途的人们的美谈，成为他们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而共同奋斗的思想指导原则。

我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曾提出一个看法：如果将“美美”四句中的最后一句“天下大同”改为“和而不同”，不伤费老提出“文化自觉”的本意，而且意义可能更加明确，也更具有现实性。

因为不同文化价值观念互相尊重、互相欣赏的“美美与共”，虽然只有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才能真正、完全地实现，但它也是我们在争取实现“天下大同”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多元文化关系的唯一现实的选择。

它是奋斗目标，是结果；同时也是过程，是手段。

“美美与共”的意涵正好可以用“和而不同”来准确地加以诠释。

我认为将“美美”四句表述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完全符合费老提出“文化自觉”理念之初衷。

因为费老早就意识到了：“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共同的时代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

”[4]它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时代的问题，实际上，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每个人、每个文化主体都面临着如何认识自己的文化、如何理解和对待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问题。

对自己的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中所处的位置有“自知之明”，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多元互动，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套多种文化兼容并蓄、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和秩序，这是人类的共同愿望，但也是一个相当艰巨的长期的过程。

费老乐观地认为：在今天，“实现和平和公平的世界的早期愿望已走上逐步成为事实的路子”，[5]“人类的文化现在正处在世界文化统一体形成的前夕”。

[6]他相信在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下，“天下大同”的理想终究会成为现实。

历史上中华文化就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在促进人类文明多元互补、实现“天下大同”的过程中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费老明确指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中国古代先哲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有密切的关系。

‘和而不同’就是‘多元互补’。

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多元的文化形态在相互接触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共同形成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

”[7]由此可见，只有坚持“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才能做到各种文化的“多元互补”、“美美与共”。

我们注意到，费老近年来特别强调“和而不同”文化观的价值和意义，他在本论坛上次会议的报告论文中谈到“美美”四句时说：“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的传统经验里面一直强调的‘和而不同’的思想所主张的倾向。

”又说：“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表现。

”[8]我们不难看出，费老提出文化自觉理论和“美美”四句的一个重要意图就是要大力阐扬“和而不同”的文化观，让这种中国的传统智慧为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正是根据他的这些阐释，我才斗胆将“和而不同”直接引入“美美”四句，力图更准确地理解费老提出的“文化自觉”思想。

“和而不同”：中国的智慧“和而不同”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早就产生了，它可以说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智慧。

大家都知道，孔夫子有一句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9]意思是君子善于听取别人的不同意见，又能够用自己的正确意见去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与人家搞好团结，而不是盲目认同、随声附和；小人只是盲目附和、人云亦云，而不肯坦诚地说出自己的真实看法，也不能从别人的不同意见中获取教益，同人家真正搞好团结。

在这里，“和”与“同”是两种不同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也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思想道德境界。

真正的团结不是没有意见分歧、思想交锋的一团和气，而是通过不同意见的交流、对话、切磋、讨论，从而达到互相理解，互相容忍，协调统一，和谐互动。

这就是所谓“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取消矛盾)求团结则团结亡”。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和”与“同”作为一对区别“同一性”的两种不同涵义的哲学范畴，是由西周末年的史伯最早提出来的。

他认为“百物”都是“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而生成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由于不同的“他”物相互作用、和合演化而来的，所以“和”是事物产生、发展的根本法则，“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10]他对“和”与“同”的涵义作了明确的阐析：“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11]这就是说，“和”是指众多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矛盾诸方面的平衡，亦即事物多样性的统一。

只有以“他”来平服、和合“他的他”，即两个以上不同性质的事物聚集、组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新事物。

相反，“同”则是指无差别的同一。

“以同裨同”是把相同的事物加在一起，简单地重复，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变化，那么就不可能产生新事物，世界也就“尽乃弃矣”。

这就是所谓“声一无听，物(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

[12]五声和谐才能成为好听的音乐，单调的一种声音就不好听；同样道理，一种颜色就没有文彩，一种味道势必倒人的味口，只有一种东西就无从比较好坏。

没有多样性的绝对同一只能使这个世界“不继”即停止了发展的生机。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一个朴素的但也是相当深刻的哲学命题。

它反映了事物生成发展的根本规律，即宇宙万物都是由相反的事物组成的，不是简单的同一，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才构成了这个不断发展着的丰富、生动的世界。

同时，它也以相当简洁、准确的语言，揭示了两种根本对立的同一观，指出“和”是包含着差异、矛盾与多样性，强调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同一性，而“同”则是形而上学的无差别同一，简单重复，绝对等同。

史伯还用“和同”与“专同”两个名词来进一步揭示这两种同一性的不同含义，并且明确地表示了反对“去和而取同”的态度。

[13]我国在约三千年前就有如此明晰的“和同之辨”，说明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辩证思维传统。

春秋时期齐国的晏婴继承和发展了史伯关于“和与同异”的思想。

他以“和羹”、“和声’为例生动地说明了相反相济、相反相成的道理：“如和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嬋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

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14]厨师将鱼肉放在盛满水的锅里，加上各种调料，用火烹煮，就能做出美味的羹汤；乐师用各种乐器把不同的音调配合起来，就能奏出和谐的乐曲。

只有通过“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的综合平衡，才能收到多样性统一的“和羹”、“和声”的功效。

“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没有差异的绝对同一，就如同“以水济水”，做不出可口的羹汤，或如“琴瑟之专一”，奏不出动听的乐章一样，所以说“同之不可也如是”。

[15]晏婴还用这种“尚和去同”思想来说明君臣上下的关系。

他认为在君臣之间也应该建立起一种相反相济的“和而不同”的关系，也就是要求做到：“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

”这样才能“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

[16]君主认为是正确的，其中可能也有错误的成分，做臣子的要指出其错误以成全其正确；君主认为是错误的，其中可能也有正确的成分，做臣子的要肯定其正确所在而清除其错误。

这可以说是对“和而不同”的君臣关系之本质涵义的相当典型的诠释。

晏婴还指出：“所谓和者，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

”[17]君主不要害怕听到臣下的不同意见，其实那些敢于发表与君主不同意见的才是真正的忠臣、贤臣。

这就是晏婴所理解的君臣之“和”。

当齐景公问他随时紧跟自己的梁丘据是不是“和”时，晏婴回答说这不是“和”，而是“同”。

因为梁丘据只会对齐景公亦步亦趋、随声附和，而从来不发表不同的意见，“君所谓可，据亦日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

[18]这就不是“和而不同”，而是典型的“同而不和”了。

在此之前，史伯也曾批评周幽王疏远那些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高明昭显”之士，而亲近那些与自己意味相投的“谗慝暗昧”之人，是一种“去和而取同”的错误态度，指出这正是周王朝必然走向衰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