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与回忆》回忆两位俄侨大提琴家鲍斯特列姆和波戈金(巴阔金)-李大毅

怀念与回忆
—回忆两位俄侨大提琴家鲍斯特列姆金和波戈金
李大毅
回忆是美好的，它可以重温与感悟人生。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是谁引导我步入一生所钟爱的大提琴艺术殿堂和艺术人生所感悟的台阶？是侨居在哈尔滨的二位俄罗斯大提琴家，格·鲍斯特列姆和阿·伊·波戈金。

虽然他们是我的导师，但我对他们艺术生涯了解甚少，加之当时年幼和语言的障碍等原因，影响了彼此的沟通，不过留给我记忆中的都是一份沉甸甸的珍重和尊敬，是他们为我一生从事大提琴演奏与教学事业奠定了基础，成为我的引路人。

1949年5月，我随鲁艺文工团从佳木斯调往哈尔滨，来到这座美丽的城市，人称东方莫斯科。

一方水土一方人，更何况历史的缘故，西方的音乐文化在这里得以传播。

当时正是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全国即将解放，共和国将要诞生。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培养音乐人才，鲁艺文工团的领导将一些小同志送往哈尔滨苏联音乐学校学习。

学校离鲁艺文工团很近，从阿什河街29号转弯到义州街原苏联中学对过（现在的外事办）。

路上大家都非常兴奋，见到校长希多罗夫之后他简单的向我们介绍了学校的概况，专业教师和课程要求，其他的几个同志都主动与主科教师见了面并决定开始授课。

而我是因为鲍先生去林区养病不能按时上课，何时归来又不得而知，当时的心情是既失望有焦急。

1950年秋，当得知鲍先生回哈的消息后，我真是欣喜若狂，一夜没有睡安宁，打听到住址后便前去求师。

他住在马家沟中山路与巴陵街口不远的一幢小院里，有奶牛和一条猎狗……想象中的外国老师会是什么样子？他厉害吗？会讲中国话吗？听不明白怎么办？这一切顾虑都被鲍先生一家人的热情接待全打消了。

人生中重要的等待和如愿，烦恼与狂喜是都会碰到的，然而对我来说，这等待和如愿真就决定了我人生的事业道路，并一直无怨无悔地走到了今天。

第一次会面的印象是最深的，也是终生难忘的。

鲍先生硕大的前额，高高的鼻子笑容可掬，和蔼可亲，热情随和，让儿子阿辽沙为我做翻译，他说：“我从未教过中国孩子，你是第一个，校长希多罗夫同志已同我讲过，你们是文工团领导派来学习的，为新中国哈尔滨乐队培养人才”。

又说，“大提琴声音很美，很难学，你要做好用功的准备，希望你不要半途而废，坚持下去，将来可以搞演奏，还可以当教师，中国很需要人才”。

同龄人是最容易沟通的，阿辽沙私下里对我说：“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喜欢拉琴？我学小提琴是没法子，父亲的意愿。

我很羡慕哪些不学琴的小朋友，前几天难得的一次玩的机会，结果从房子上滑下来把右臂摔骨折了”。

当然，我非常理解他，也很同情他，但我不一样，我从小就酷爱音乐，我求师如饥似渴，我太想读书了，将来我还要读音乐学院。

1950年11月初，哈尔滨下了第一场大雪，上午8点钟在苏联音乐学校上了第一堂大提琴课，我用的是一把普通琴，工艺很粗糙，声音很难听，而且很笨重，我背它似乎
很费劲儿。

鲍先生一看哈哈大笑，他说这不像琴，很像衣橱和盛咸菜的木桶。

然后他把自己的琴打开给我上课，并让我将琴送到他家去为我修整。

正课开始了，从持琴、持弓、左右手姿势讲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琴下面的支柱的高低与人体、椅子的高低量好了以后用红蓝笔铅笔画上记号不准随便改动。

这样，对弓弦接触点，对人与琴的自如关系，对把位、换弦、揉弦都产生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归结一点，演奏要消除任何部位的紧张，培养演奏中的舒适感。

这一席话是我在后来的工作实践中慢慢才体会到的，因为在这之前我的演奏方法问题较多，面对像我这样的学生，鲍先生还表现出极大的耐心，真是不厌其烦的反复讲解、示范，纠正我演奏中各种错误。

我很惭愧，怨自己太笨，甚至有些急躁，他似乎已经觉察，一直给我鼓励、给我信心。

时至今日在我的教学中永远都是怀着极大的耐心和爱心去培养学生的自信心，这是教学成败的基本前提，所以有的家长说，你的耐心和爱心是你事业成功的一半。

我说这是从我的老师那里学来的，因为他对在创造美的全过程中能够化解与调解教与学、师与生这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创造了良好的课堂气氛。

教学中他对保留指的要求很严格，并且对左手支撑关节的起落的弹性要求很高。

即：有力又不失弹性，特别强调两手的拇指正确与否，他说：“两手有问题，永远拉不好琴”。

1952年秋，鲍先生被沈阳音专聘请任教去了，我又一次陷入无师的痛苦之中，我无法自修，对大提琴作品知道的甚少，不知下一步怎么进展，自己对作品、演奏方法、练琴方法乃至对音乐的理解都缺少科学性，掌握不了带规律性的东西。

诸如：分句、高潮、弓子分配、力度变化等都不能自觉的去演奏，而仅有的是一味追求速度，尽管作品拉得烂熟，但无法驾驭它。

一年时间过去了，一天苏联音乐学校茹克老师来鲁艺给我们上和声课时告诉我，波戈金从大连回哈尔滨了，并将波先生的家庭住址寄给我，这一突如其来的好消息有如寒冬里的一丝春风，高兴得我连和声课都没有上好，第二天，马上登门拜师求学。

波先生很有派头，所谓派头就是很有艺术家学者的风度，他夫人温和善良，女儿马鲁霞在弹钢琴，全家对一个中国孩子求师学习大提琴似乎感到惊奇。

波先生对我很热情，同时又很严格，记得第一堂课左手换把练习和拇指把位的训练，因为那时的琴弦拉完一手黑，况且横把位的音位也不准，波先生找出一块细砂纸在琴弦上轻轻地磨几下反复再试。

对课堂提出的要求很多也很高，乐句的起伏、音准、节奏、力度变化颤指、弓速的变化等等要求都很细。

他反对上下滑音，他说音乐是心灵的语言，用琴去唱，而且要求我去模仿他。

就这样两年间在他班上使我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有所规范，学习了维瓦尔第D大调协奏曲，恩格尔斯g小调奏鸣曲，戈特曼第四协奏曲，还有一些小品：阿鲁秋年即兴曲、拉赫玛尼诺夫练声曲、格拉袒诺夫西班牙小夜曲、游吟诗人之歌等。

正在学习有长足进步时，波先生被辽宁歌剧院聘请任教去了，他除了教授大提琴还为辽歌训练乐队。

我又一次被无师的苦恼困扰着，经常产生烦躁与无奈，经再三与领导申请，最后同意我去沈阳学习三个月。

我住在辽宁歌剧院，与中央歌剧院前来的黄晓芬、苗雨、曹春耀，中央民族歌舞团的赵峰、西安音专的赵振霄一起在波先生班上课。

我私下里向波先生吐露想考音乐学院的想法，他很支持并为我制定了一套教学
计划，他说学音乐必须创造条件争取机会，只有念音乐学院才能接受系统的音乐教育。

从音阶、练习曲、巴赫第一组曲、戈特曼第三协奏曲第一乐章等，这些都是我后来投考音乐学院的曲目，也是波先生为我打下的基础。

在此期间我还经常去沈阳音专看望鲍先生和阿辽沙。

鲍先生告诉我他们全家将去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塔什干音乐学院。

因此，他建议我考中央音乐学院，并希望我将来从事教学工作，我似乎感觉到我适合作教学工作，但他更认为教师工作很伟大，应当受到尊重，况且中国很需要演奏人才。

不久，接到了团里的电报，催我返回哈参加演出。

当夜，大雪纷飞，匆匆离去，别了二位恩师和那几位同行好友，列车上我感到孤寂与寒冷，面对白茫茫的北国飘雪陷入沉思和遐想。

48年过去了。

每个人的生活历程都有一篇故事。

人在成长道路上自然离不开遗憾、教育和环境等诸多因素，但我也信服缘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更加倍地珍视这缘分，所以，每当我拿起鲍先生送给我那套他在中国编写的五册大提琴教程时；每当我打开波先生送给我那个精美的台灯时，心中便升腾起对二位恩师的一片怀念之情，怀念他们两家人的热情、真诚，更敬重二位恩师对新中国大提琴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平添出一道绚丽的色彩，犹如大提琴优美而深沉的旋律。

波先生后来去澳大利亚了，任广播乐团首席大提琴。

据陈鼎臣先生讲，他1979年去悉尼演出时波先生还打听我的情况，可惜一直没有联系上，这在我的记忆中，在感情世界又多一番回忆、一份真诚的怀念。

每当我在春天里嗅到了香花散发出醉人芳香时，仿佛又回到少年时代与二位先生上课漫游在音乐世界中的情景。

那是在演奏戈特曼第四协奏曲的副部主题时，波先生指着窗外的丁香说：“春天，春天来了，多么温暖……”每当我迎着飞雪向前走时，不由得怀念起告别二位恩师的难舍心情，也浮现出阿辽沙雪地送我一程的情景。

他们在我记忆的长河中，时时激起阵阵波澜，使我在事业的道路上走得更坚实，更加充满自信。

我敬重恩师，怀念恩师，怀念他们引导我步入了神圣的音乐殿堂，迈上了感悟艺术人生的阶梯。

1998年10月8日于北京魏公村
注：本文摘自《黑龙江大提琴史话》，作者李大毅，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大提琴演奏家、教育家。

波戈金，又翻译成巴阔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