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被杀真相

戊戌六君子被杀真相“戊戌六君子”之死，一般说法，皆谓其乃系为维新变法而死。

但考之史料，这一结论，实在大有问题。

“六君子”之死，另有真相。

“六君子”当年被杀的罪名是与康有为结党所谓“戊戌六君子”，系指在戊戌年被慈禧勒令杀害的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六人。

此六人均与当年之维新运动有关，其中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四人乃光绪皇帝戊戌年新任命之军机章京；杨深秀乃山东道监察御史；康广仁乃康有为之胞弟。

1898年9月28日，朝廷下达杀害“六君子”之上谕，称：“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

”次日，内阁所奉硃谕将“六君子”之“大逆不道”的罪名具体化。

硃谕称：“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

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

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

……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

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著一并严拿惩办。

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

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

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傥语多牵涉，恐致株连，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

”通观这份谕旨，“六君子”之罪行，总结起来不外乎三条：1、康党谋围颐和园诛杀慈禧；2、“六君子”与康有为结党；3、杨锐等人任职军机处期间“欺蒙狂悖，密保匪人”——所谓“匪人”，其实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干人等。

换言之，“六君子”乃因其康党身份而被杀。

…实际上，“六君子”中厌恶康有为者大有人在“六君子”当日被当作“康党”而被杀；后世亦长期将其归入“康党”，说他们围绕着康有为，为了戊戌年的维新变法事业而不惧牺牲。

但事实绝非如此，“六君子”中，杨锐、刘光第二人对康党甚为厌恶；康广仁、林旭二人曾努力撇清与康党的关系；杨深秀情形如何，笔者尚未见可靠资料，唯谭嗣同自命与满清为敌，故而口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之语，从容赴死。

杨锐、刘光第二人相当厌恶康党杨锐、刘光弟乃张之洞门下之人。

张氏素来鄙视康有为之学术，斥之为伪学、野狐禅；杨、刘二人之学术旨趣，可想而知。

杨锐早年对康有为曾颇有好感，认为康氏上奏的某些条陈“透切时弊”，故于1897年12月鼓动御史高燮曾上折推荐康氏去参加瑞典的“万国弭兵会”。

但到戊戌年后，杨锐对康党的态度已转为不满与鄙视，在给张之洞的一封密信中，杨锐曾明言康氏“缪妄”：“近日变法，都下大哗。

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缪妄，而诋之者至比之洪水猛兽，必杀之而后快，岂去一康而中国即足自存乎？……京师大老，空疏无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济！”另据唐才质《戊戌闻见录》披露，谭嗣同曾在给其兄唐才常的书信中提到，在军机处任职期间，因杨锐鄙视康有为，谭嗣同曾与之发生过冲突：“伯兄曰：复生入值，与刘裴村一班，刘愿者，虽不奋发，而心无他。

然可虑者，叔峤跋扈，媚旧党而排南海，复生忿与之争，叔峤不纳。

”——“伯兄”即唐才常，复生即谭嗣同，刘裴村即刘光第，叔峤即杨锐，南海即康有为。

杨锐好友高树在其《金銮琐记》也记载，杨锐对同为军机章京的铁杆康党谭嗣同、林旭相当不满，私下里形容谭嗣同为“鬼幽”、林旭为“鬼躁”：“鬼幽鬼躁杨公语，同列招灾窃自忧。

……叔峤曰：‘某君鬼幽，某君鬼躁，同列如此，祸可知矣。

”——考之戊戌年谭、林二人行状，谭氏与康党多有密谋而不令杨锐、刘光第等人得知，故杨锐呼之为“鬼幽”；林旭年少轻狂，“日夜谋变更一切甚亟”，故杨锐呼之为“鬼躁”。

因与康党交恶，故政变发生前，二人认为并无出逃必要。

入狱后亦处之泰然，自信经过审讯即可无罪出狱。

孰料慈禧因担忧外人干预，未经审讯即下旨杀害了“六君子”，朝野内外俱为杨、刘二人冤痛。

杨锐担任军机章京，系张之洞请托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的结果。

刘光第的情形，大致与杨锐相似，其进入军机，同样是借了张之洞的力量、由陈宝箴推荐的结果。

但或许是因为刘虽得张之洞器重，但终非张之洞心腹之人，故而事前并不知道自己会被推荐，入职之后，也非如杨锐一般，孜孜于筹划促成张之洞入京主持变法。

但其对康党的厌恶之情，则与杨锐一般无二。

康党开设保国会，刘氏仅前往一次，因厌恶其言论，再未有过交往。

刘氏还曾在家信中感叹：“新旧两党，互争朝局(好在兄并无新旧之见，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实寒心。

”所谓“新党”，即是指“康党”。

在军机处值班期间，为缓和新、旧矛盾，虽然光绪有关新政之奏章，一概越过旧的军机大臣，交由新任四章京办理，刘氏“仍以要件商诸大军机，又曾请于德宗，为言不能潜越大军机之权”（“大军机”系指旧军机大臣，相对之新任军机四章京，则有“小军机”之名）。

杨、刘二人入军机处值班不过十数天，竟被视作“康党”而惨遭杀身之祸，当时之人，皆视作奇冤。

张之洞曾急电京中，欲营救杨锐，其电文称：“杨叔峤者，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议论，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

……此次被逮，实系无辜受累”。

刘光第死后，查抄其家，曾搜得弹劾康有为之奏疏一份，尚未完稿。

尤使人叹息者，杨、刘二人被捕前不久，均曾动过辞官退隐的念头，杨锐的理由是与“康党”无法共事——“同列又甚不易处，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

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兄拟加遇事补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见，今甫数日，既已如此，久更何能相处。

拟得便即抽身而退。

”刘光第的理由是担忧自己“终以憨直贾祸”，欲再被光绪当面召见一次，痛陈“新政措理失宜”之处后，即辞官归家。

…[详细]林旭、康广仁曾竭力摆脱“康党”身份时人对林旭的评价是“年少轻躁”，其任职军机章京时，年仅二十四岁。

观林氏对康有为之看法，多受外界环境之影响，并无定见。

1897年11月，林氏致书李宣龚，谈及自己与康有为的交往，称“康长素适来，日有是非，欲避未能”，所谓“是非”，大约是此时政、学两界之主流人物，均不齿康氏之学术与政治理念；林氏乃两江总督沈葆桢之孙婿，以世家子弟之身份在京寻求政治机会，自不愿与名声不佳之“康党”扯上关系。

但到了1898年5月，康氏已得光绪之青睐，林氏在为康氏之《春秋董氏学》作跋时，已不忌讳自述：“南海先生既衍绎江都春秋之学，而授旭读之”，显系明言自己做了康有为的学生。

林旭乃荣禄推荐，但长期受康党影响乃至左右，以至于被捕后荣禄拒绝对其施以援手。

康广仁被捕后，曾遭遇审讯，似曾供出某些朝廷尚未知悉的信息。

林氏之进入军机处，按康党的说法，是光绪看中了他“康有为弟子”的身份。

但1898年6月，林氏被荣禄招入幕府，或许才是光绪选中他的真正缘故——光绪选拔军机四章京必有平衡满汉新旧之考虑：若以杨锐、刘光第代表张之洞汉臣一系之势力；林旭代表荣禄满臣一系之势力；唯谭嗣同充当康有为在军机处之代言人，当属最佳解释。

据时人披露，林氏当值期间，“欲尽斥耄老诸大臣”，“凡建一策，僚辈不能决者，旭大呼奋笔拟稿以进”，可见其冒进与积极。

此种冒进，曾引发荣禄之担忧，恐其招祸，故致信林氏，劝其在新政事务上，“虚怀下问”，多与枢庭老臣商议，不应该“遇事纷更”。

但林氏既深受康有为影响，康党之目标，乃开制度局、懋勤殿，架空现有各级权力部门，“遇事纷更”乃康党之既定方针，林氏自难以接受荣禄之劝诫。

但当京城空气已空前紧张时，林氏曾深夜前往郑孝胥之处问计，据郑孝胥日记记载，林氏与他谈论良久，“自言不得以康党相待”——此言虽是林氏被捕前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自我安慰式的乐观预判，但也反映出林氏与康党之间存在一定的疏离。

另据章太炎透露，林氏在被逮捕前夜，“知有变，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

此外，据《异辞录》记载，林氏在被捕前一天，还曾求告到李鸿章幕僚马建忠车前，欲求马氏“回车复见傅相，为我乞命”。

综合这些材料，可知林氏在被捕前夕曾四处活动求救。

至于康广仁，因其系康有为胞弟，其“康党”身份似乎不容置疑。

然十余年之后，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失败入狱，碰到一名为刘一鸣之老狱卒，曾看守过谭嗣同、康广仁等人，据刘氏对汪精卫讲：当年，“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日：‘作诗耳。

’……林旭美秀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

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

’林闻哭，尤笑不可仰。

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其。

”狱卒之言，当属可信，早在政变之前，康广仁就曾致信友人，抱怨过康有为一意孤行，大事难成：“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挤者、谤者盈衡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至于林氏之“时作微笑”、“笑不可仰”，未必是凛然不惧，因林氏参与了“围园杀后”之密谋，事变前也曾四处求救未果，至此应该对自己之最终命运了然于胸，已不必如康广仁般“以头撞壁”。

…[详细]唯谭嗣同一人甘愿为其反满革命理想而流血杨深秀以御史身份被当作“康党”而遭到杀害，与其戊戌年和康有为过从甚密有关。

杨锐在给张之洞的密函中，曾提到：“此时台谏中，惟杨深秀、宋伯鲁最为康用，庶僚中亦多有攀附者。

”戊戌年，康有为写了许多奏章，大多以杨深秀、宋伯鲁二人之名义呈递；结果是杨深秀被杀，宋伯鲁逃到外国使馆得免一死。

杨氏被杀的直接原因，是他于9月19日呈递了康党拟定的一份涉及武装政变计划的奏折。

奏折中，不但要求光绪调袁世凯军队入京，还提议聘请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为新政顾问，甚至建议皇帝考虑与英、美、日三国“合邦”；而最让慈禧心惊胆战者，莫过于该折附片中要求开掘颐和园内的“秘密金库”，并请皇上准募300人，于9月23日正式发掘——所谓“秘密金库”，根本子虚乌有，“康党”编造此一谣言，说开掘“秘密金库”可以为变法提供必需资金支持，乃是为了完成其“围园杀后”计划——此前，谭嗣同已致信唐才常，要他带会党人马秘密入京，目的就是伪装成掘金工人，入园起事杀死慈禧。

杨深秀卷入此种密谋，其被慈禧定为“康党”，并无诬枉。

唯杨氏本人是否了解其呈递之奏折的个中玄机，尚未敢断言。

谭嗣同乃激进之反满革命党，其参与维新，隐含推翻满清之旨；杨深秀代康有为呈递了至为关键的部署“围园杀后”计划的奏折，但杨本人是否了解奏折之玄机，尚不得而知。

事实上，所谓“戊戌六君子”，唯有谭嗣同一人，清楚地了解自己因何而死，且确实愿意为之而死。

今人多将谭氏归入维新派之列，实际上，早在入军机处之前，谭氏即已深植强烈的反满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