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本小说“奔女”现象的文化透视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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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本小说“奔女”现象的文化透视-大学语文论文

话本小说“奔女”现象的文化透视

王敏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摘要] 话本小说在婚恋模式的架构上，表现出“女追男”的反传统特点，凸现了女性追求爱情时的主动性和主导性作用。这既根源于女性独特的性别心态，也与当时男性的弱化不无关系；既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是男性文人奔女情结的外化。

[ 关键词] 话本小说；“女追男”；自我意识；奔女情结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6)06-0034-02

[作者简介]王敏，女，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南开大学文学博士。

本文所说的话本小说，是小说史文体类型概念，包括宋元小说家话本和明清模拟小说家话本文体形式创作的拟话本。在婚恋题材的选择上，话本小说出现了为数不少“女追男”作品，我们称之为“奔女”现象。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云：“春浓花艳佳人胆，月黑风寒壮士心。”所谓“春浓花艳”是指男女之间的爱情婚姻，“佳人胆”则透示出女性大胆追求情爱自由的胆识和勇气。这一言论，主要是针对宋代话本而言的，其实纵观话本小说发展史，这种论断同样适用于元明清话本。这既透视出封建时代男性文人的奔女情结，也真实地再现

了宋代以后的女性追求爱情婚姻的坚定和她们要求人格独立觉醒的自我意识。

一

宋代初年承袭了唐代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开放的文化，这使当时的妇女生活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有一定的机会走出闺阁接触社会和异性。中国民俗文化发达，各个季节都有相应的属于女性的节俗活动，这是她们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的大好机会，尤其是中国传统的盛大节日如春节、元宵节更是隆重。据《东京梦华录》《卷六·正月》记载：“车马交驰。向晚贵家妇女。纵赏观赌。入场观看。入市店饮宴。惯习成风。不相笑讶。至寒食冬至三日亦如此。小民虽贫者。亦须新沽衣服。把酒相酬耳。”[2]33这一习俗在唐宋最为盛行，一直延续到明清。元宵夜女性外出，目的不仅限于玩耍，一些久居深闺的女子也可以趁机寻找心上人，话本小说中也有许多青年男女在元宵夜一见钟情、私订终身的描写，如《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入话诗云：“多少王孙并少女，绮罗丛里竞怀春”；《鼓掌绝尘》中的杜开先与相府的侍妾韩玉姿两情相悦，无由相聚，后来也是借元宵灯节得遂良缘的。另外再如立春后的外出踏青、乞巧节、中秋节都是女性享受自由的日子，这些节日活动为她们的生活增添了情趣，也是她们见识外界和与人交往的良机。

不可否认，宋代以后的婚姻仍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主体，然而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使男女交往有了一定的自由，这也使久居深闺的女性有机会追求自身的幸福。《宋稗类钞》卷四《闲情》记载：“一女子喜爱其姑姑的儿子，派奶妈转告母亲，然其母以姑之子无官不许，于是二人相约私奔。”明代女性在爱情的选择上，逐步摈弃“门当户对”、“媒妁之言”的传统原则，有的女性则不顾家长的反对，解除包办婚约，甚至与爱恋对象私订终身，呼文如是

明代的一个营妓，知诗词、善弹琴。她与丘生一见如故，私订终身，约定在丘生罢官之后嫁给他，这段爱情遭到呼文如父母的反对，她便毅然逃走，经过长途跋涉，找到丘生，并决定“明日，以书报其父，乃委成礼焉。”二人终于冲破家庭阻力，结为伉俪。小说中女性对爱情的自主追求，大都来源于生活，既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和追求，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现实。

话本小说中体现奔女现象的作品有四十余篇，从女性的身份来看，有异类女子追求男性；有未婚女性主动追求男性；有已婚或寡居妇女追求男性；有尼姑或下层女性对美满姻缘的追寻。这些或鬼或妖或仙或人的女性们，尽管身份、背景、性格各不相同，她们的相似之处在于勇于冲破传统思想的樊篱，对自己所爱之人都表现出一种大胆不懈的追求精神。作品中虽有异类女性（主要出现在宋元话本中）对追求爱情的描写，但这些形象都逐渐向现实社会中的女性形象靠拢，她们“超人”的因素逐渐淡薄，“凡人”的情趣逐渐增加，她们对于爱情的追求，从本质上讲是在虚幻的故事框架中，填充了具有人性色彩的现实内容。王玉英是二百多年前死的女鬼，因感激秀才韩庆云为其收掩遗骸，便现身自荐；《福禄寿三星度世》的女神更是洗尽铅华，她看上了深夜前来借宿的打鱼人刘本道，就收拾了衣服包裹与之私奔，并问道：“官人有妻也无？有妻为妾，无妻嫁你，包裹中尽有余资，勾你受用，官人是肯也不？”这种毫不掩饰的表白，反映了她在爱情上的大胆与热烈以及急切的待嫁心情。《型世言》中的谢芳卿，有自择佳婿之意，她向往婚姻自由，对“才貌两绝”的陆仲含一见钟情，主动向其表达爱意，并效法司马相如弹《凤求凰》挑逗卓文君，想以“调丝弄竹”打动陆仲含，当陆对她反应默然时，索性主动与其私会，虽遭拒绝，但其行为是当时“尊情”思想的真实再现。作品中一些已婚女性也表现出对幸福婚姻的渴望和追求，如马玉贞

因不满于丈夫王文的“云稀雨薄”，和宋仁相遇后便发生私情并与之私奔，凸现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把握；作品中亦不乏勇于追求爱情、善于利用机会改变自己命运的丫环能红和倪裳，能红是《拂云楼》中一位聪明能干、有胆有识的女性形象，当她觉得裴七郎可以相托终身时，便毅然地巧施计谋，成全了裴七郎和小姐的亲事，并为自己争取到二夫人的位置；倪裳有意于小姐的情郎祝凤举，于是便假扮小姐与其私会，胆识和勇气又胜能红一筹。尼姑本应是六根清净、无欲无望之人，而静观、了凡、性空等，因不得已皈依佛门，但对爱的追寻并没有终止，她们试图寻求真正的归宿，过上正常的生活。此类描写，显示出女性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挑战，展示了她们自我意识的初醒。

二

中国爱情文学中奔女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然而爱情与婚姻本来是男女两性共同的追求，诚如孟子所言：“丈夫生而愿之为有室，女子生而愿之为有家”，为什么女性与男性相比在爱情问题上积极而主动呢？这主要根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

1．女性独特的性别心态。首先从社会性别来看，婚姻对男女两性来讲，从来就是不等同的，正如拜伦所说：“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是女人生命的整个存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女子更是如此，在几千年的父权秩序中，传统文化对女性的价值仅限于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儒家“女不干政”观念使女性被隔离在主流社会之外，在政治生活中没有立足之地，她们没有机会进入社会而只能进入家庭，使得“嫁人”成了女性的全部人生。《说文-女部》云：“嫁，女适人也。从女家声”，就是说，嫁人是女性的终身归宿，在爱情到来时，她们总是努力地去追求，美满婚姻的甜蜜使她们不再顾忌男女之间的种种戒律，故而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