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读《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记得某次有家媒体采访我，问起有没有一本书，是每年都要拿出来读的。

对于我，这样的书不止一本，第一种就是《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一九九二年，因为一所小学缺少师资，所以我提前半年从师范学校毕业，走上小学教师的岗位。

教了一个学期数学后，我向校长提出，想教语文。

校长答应了。

可是怎么教呢？心里没底——还是向书本求教。

九二年六月三十日，我在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学术书苑买到了上下两册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购书发票一直夹在书里。

一本书，读了二十多年，读出些什么呢？说出来，读者诸君一定会惊讶——第一是感到惭愧。

抄几段老先生的话在下面：道德必须求其能够见诸践履，意识必须求其能够化为行动。

要达到这样地步，仅仅读一些书籍与文章是不够的。

必须有关各种学科都注重这方面，学科以外的一切训练也注重这方面，然后有实效可言。

国文诚然是这方面的有关学科，却不是独当其任的唯一学科。

所以，国文教学，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肩膀上，实在是不必的。

我们经常说，语文课要有语文味，不能把语文课上成品社课、历史课、地理课等等。

语文课要教授语文本体知识，训练语文本体能力。

但有的老师一讲课文，就习惯性地围绕思想教育展开。

叶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国家正处于抗战时期，可以想象，那个年代中的青少年思想教育何等重要何等迫切，可他却明确地提出思想教育问题，不是语文一个学科可以承担得起的。

那么语文教学“独当其任”的“任”是什么呢？叶先生说：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

学生眼前要阅读，要写作，至于将来，一辈子要阅读、要写作。

这种技术的训练，他科教学是不负责任的，全在国文教学的肩膀上。

这种训练是否就是让学生多读多写呢？叶先生说不完全是。

所谓训练，当然不只是教学生拿起书来读，提起笔来写，就算了事。

第一，必须讲求方法。

怎样阅读才可以明白通晓，摄其精英，怎样写作才可以清楚畅达，表其情意，都得让学生们心知其故。

第二，必须使种种方法成为学生终身以之的习惯。

因为阅读与写作都是习惯方面的事情，仅仅心知其故，而习惯没有养成，还是不济事的。

多读多写，只是表象，背后是方法的传授，习惯的养成。

反观当下，有多少教师能将教法与学法合二为一，能去琢磨学生怎样才能学会，能关注学生语文学习习惯的培养。

其实不要说这些，很多老师连“多读多写”都没有做到。

一九一九年元旦，叶先生与王伯祥先生合写的《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发表在《新潮》杂志上，其中有如下一段：总之，作文命题及读物选择，须认定作之者读之者为学生，即以学生为本位也。

教者有思想欲发挥，有情感欲抒写，未必即可命题，因学者未必有此思想有此情感也。

教者心赏某文，玩索有素，未必即可选为教材，因学生读此文，其所摄受未必同于我也。

必学生能作之文而后命题，必学生宜读之文而后选读，则得之矣。

读上述引文，反躬自省：编选各种读本时，我们是从儿童的角度出发的吗？开发各种校本课程时，我们有没有深入地想过，这是学生需要的吗？说实话，现在如果有教师自己想写一篇文章，然后要求学生一起写，还真算是不错的了。

每学期除了工作计划总结，别的一概不会写或者敷衍了事的小学语文教师大有人在。

所以，每次读《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百余年来，小学语文教学到底进步没有？小学生的语文能力提升没有？每次这样想，惭愧焦灼便油然而生。

第二个感受是叶圣陶先生的书能让人眼目清亮。

几十年来，小学语文一直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学科。

可能是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小学语文教学用时很多，效益不佳。

于是，各种实验、改革层出不穷，甚至到了“乱花渐欲迷人眼”地步。

以至于有的老师常把“越来越不会教语文”挂在嘴边。

想攻坚克难，想改变不好的现状，当然值得嘉许。

只是，面对各种改革经验，我常会回到叶先生的书中，经常想，如果在改革前，认真读一下叶老的文章，应该能少走很多弯路。

还有些实验甚至可以不做。

比如：阅读书籍的习惯不能凭空养成，欣赏文学的能力不能凭空培植，写作文章的技能不能凭空训练。

国文教学所以要用课本或选文，就在将课文或选文作为凭借，然后种种工作得以着手。

课文里收的，选文入选的，都是单篇短什，没有长篇巨著。

这并不是说学生读一些单篇短什就够了。

只因单篇短什分量不多，要做细琢细磨得研读工夫正宜从此入手；一篇读毕，又来一篇，涉及的方面既不嫌偏颇，阅读的兴趣也不致单调，所以取作精读的教材。

学生从精读方面得到种种经验，应用这些经验，自己去读长篇巨著以及其他的单篇短什，不再需要教师的详细指导（不是说不需要指导），这就是略读。

就教学而言，精读是主体，略读只是补充；但就效果而言，精读是准备，略读才是应用。

现在有的老师抱怨教材不好，于是用一个月或者更短的时间草草教完课本上的内容，然后组织学生大量读书。

乍一听，觉得很不错。

可仔细一想，问题很多。

第一，课本再不好，不会一无是处吧。

如果不做具体分析，一概草草了事，是否恰当？第二，课本体现着学生在某学段应该掌握的知识与能力，用很短的时间教完课文，那些知识与能力，能学扎实，练到位吗？第三，让学生大量阅读之前，应将阅读内容、要求等课程化，阅读效果应可检测，这样的工作有多少一线教师能做好呢？诸如此类的问题，要问的话，还能问出很多。

其实，将教材扔在一边教师，往往对课程、教材缺乏客观的认识，而且不善于教书。

真正会教书的老师，能发现教材的问题，能二度开发利用，能用教材教，教会学生方法。

依靠教材，上好精读课实在太重要了。

叶先生对精读课和略读课的功能、关系论述得太好了。

没有“准备”，如何“应用”？没有“细琢细磨”的精读课，一味让学生自己粗略读去，时间一长极易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天资聪颖的孩子或许自己能悟到读写方法。

天资一般，家庭教育背景不佳的孩子没有教师的指导则什么也得不到，然后恶性循环，越来越差。

特别是在班额较大，学生差异较大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必须充分重视。

因为教师要关注的是全体学生的发展，而不是部分基础好的孩子。

精读课没上好，有问题不想改，却另找他途，这不变成自己生病，别人吃药了吗？再比如，当下，很多小学语文教师在班级里大力推广儿童文学阅读，这当然是好事。

不过，有的老师走得急了些，将大量时间用于文学作品欣赏指导，而疏忽了语文教学。

更有老师提出激进的观点——让文学教育代替语文教学。

让我们听听叶圣陶先生是怎么说的——“国文的涵义与文学不同，它比文学宽广得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

”他说，国文里除了文学，还有大量普通文。

普通文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

”他认为，中学生首先要学习写好普通文。

我想，小学生更应该如此。

因为“普通文易于剖析、理解，也易于仿效，从此立定基本，才可以进一步弄文学。

”我猜叶先生的观点在当时大概是会招来不少反对意见的，所以他进一步阐述：我也知道有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说法，而且知道古今专习文学而有很深的造诣的不乏其人。

可是我料想古今专习文学而碰壁的，就是说一辈子读不通写不好的，一定更多。

少数人有了很深的造诣，多数人只落得一辈子读不通写不好，这不是现代教育所许可的。

这样朴实的文字，读进去，真是振聋发聩。

叶先生的书能让人逐渐变得通透。

叶先生做过教师，编过教材，创作过文学作品，对于语文教学中的很多细小现象，总能一语道破问题的关键。

举一个小例：我在外上作文示范课，做作文教学讲座时，常常有教师问及作文批改的问题。

因为有些学校对于作文批改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要有眉批，有总评，有圈划，有修改，甚至对评改还有字数规定。

叶先生也多次谈过作文的批改，他说：老师改作文是夠辛苦的。

几十本，一本一本改，可是劳而少功。

是不是可以改变方法呢？我看值得研究。

要求本本精批细改，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与其事后辛劳，不如事前多做准备。

平时不放松口头表达的训练，多注意指导阅读，钻到学生心里出题目，出了题目作一些必要的启发，诸如此类，都是事先准备。

做了这些准备，改作文大概不会太费事了，而学生得到的实益可能多些。

老先生讲得多明白——工作要做在前，平时教得好，将学生表达的欲望激发出来，作文批改就不是苦役，而是享受——因为那时教师是站在读者的角度分享学生的见闻感受。

很多同行常纠结于教育教学现象的细枝末节，其实，换一个角度，参透教育教学的本质，很多困难就能找到破解之法。

如果配套的管理制度能更专业就更好了。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初版于一九八零年，到一九九一年才第二次印刷。

去年二月终于出了新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过一套五卷本的《叶圣陶教育文集》，内容更丰富，且不难买。

若将两种书放在一起读，收获会更多。

叶圣陶先生那代人，对古代的东西、现代的理念都熟悉，大半生在言说相对自由的时代度过，虽然他们都已故去，但很多思想却依然走在当代人的前面。

感慨系之之余，面对当下社会上数不胜数愈发严重的“读不通写不好”现象，他们的书总要经常读才好，小学语文教师总要想清楚“语”和“文”到底是什么，到底该怎么教，然后不懈努力才好。

2016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