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与专史民国史写法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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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学术史

资料、研究和方法有所创新新资料的发现推动学科的进展。

考古发现、出土文献、古文书、墓志、族谱等大量涌现，尤其是清华大学战国简、北京大学藏汉简、岳麓书院藏秦简、走马楼吴简等简帛资料的出版，促进了相关领域研究。

大量文献和考古新材料的出土，为重新认识上古史提供了新的契机。

在加强古文献与古史研究的同时，史学界也追本溯源，试图重建中国上古历史。

新领域和新学科得以开辟、拓展和建立。

环境史、海洋史、城市史、区域史、灾异史等新领域得到拓展，为认识中国古代史开辟了新途径。

古文书学、形象史学等扩大了历史学研究范围，为认识历史提供了新视角。

新研究方法得到更广泛的使用。

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相互渗透，碳14、金相分析、铜同位素、锶同位素、DNA、大数据、网格化等运用到研究中，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和结论。

新研究方式逐渐推广。

继以前资料收集和整理的电子化、网络化之后，著作的发布方式也开始网络化。

学科多平台、多中心的构筑以及协同创新方式的出现，改变了以前平台少、单中心的局面，使同一领域或主题的交流日常化，大大促进了学术研究的进步。

横向扩展方面取得进展中国古代史研究越出中国史范围，注重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和互相交流。

中国古代史横向扩展研究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呈现不同的特点，中外比较研究、中外交流史与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史是三个重要主题。

总体而言，在早期历史尤其是文明与国家起源以及先秦思想与社会等方面，侧重于中外比较研究，将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南亚文明和东亚文明进行对比，探索人类历史的共同规律以及文化传播途径。

在汉代以后的横向扩展研究中，则侧重中外交流史的研究，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成为主要研究对象。

比往年更进步的是，许多学者开始从全球视角下考察中国古代史，评估中华文明在世界史上的独特地位及其影响。

横向扩展研究还包括周边文明与中原文明、古代汉族与周边民族等课题。

在研究方法上，由原先重中原文明的传播和周边民族“汉化”，转向关注多种文化之间的互动、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的影响，对各文化之间的互动做更全面的解析。

民国写作教学观及其启示

民国写作教学观及其启示作者：尹逊才来源：《语文建设·上半月》2019年第07期古与今、过去与未来是互通互融的，“今天在场的事物背后隐藏着昨天的不在场的事物;昨天在场的事物背后隐藏着尚未出场的后来的事物”。

民国写作教学可谓是传统与现代写作教学的交接处，二者相互“隐藏”，相互激荡，如同泾渭交流。

对这一时期的写作教学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传统写作教学解构的过程和原因，以及现代写作教学建构的过程和内容。

有关这一问题，历来不乏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多偏重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宏观的、整体的研究偏少，因而有必要对民国写作教学作一个整体的审视。

历史事件的解释和意义，永远是基于现代视角的，“过去的东西的真实意义要在后来和现在中展开”，“后人比前人更能理解前人，读者比作者更能理解作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被后世认可的研究才具有研究价值，因为它们蕴含了现代因素，代表了未来发展趋向。

基于此，笔者遴选了民国时期八本中学写作教学研究的著作（见表1），试图整体反映民国学人对写作教学的认知与水准。

筛选基于以下标准：经典性，即依然能对当下写作教学有启益;教学性，即侧重于写作教学法而非纯粹作文作法;涵盖性，即以十年为一个单位，“新文化”运动以来每个单位都涵盖。

寫作教学要探讨的，无非是“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写得如何”四个方面的内容，即目的、内容、过程和评价。

在实际分析的过程中，内容和过程不好切分，因而将二者合并。

此外，探讨写作教学与阅读教学的关系也是民国学人的一个重要话题，因而在文章最后予以专门论述。

一、写作教学目的观考察八本著作，其中七本对写作教学目的有明确的论述。

综合这些论述，其核心观点有二：第一，写作教学是培养学生将自己的情思传递给他人的能力，“文章的作用，在把自己的思想传递给别人”;第二，中学写作教学不是培养学生的文学创作能力，“初中学生，不是研究专门文学”。

上述目的观，从对传统写作教学的解构来说，突出强调了三个关系范畴。

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_朱英

真正的国际化应该始于工业革命以后，蒸汽机的出现和国际航路的开辟，尤其是近代大工业的出现和世界市场的形成。

历史的经验证明，闭关锁国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都是有害的。

自清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闭关锁国的110余年间，正是西方世界进步最快的时期：蒸汽机的发明、工业革命的兴起、航海技术的发展。

而中国仍然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兜圈子。

闭关锁国使中国逐渐衰落，无法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生产力和技术，无法融入世界的现代化潮流。

对于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过去只强调其侵略与掠夺的消极面。

但我们忽略了这样一种思考，即中国为什么会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我们对于1840年以来的历史应该有新的认识。

鸦片战争所显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同中国封建主义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差距，从而形成了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和冲击，这体现在中国人观念上发生的急剧变化上。

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开始重视西方思想文化，西方新思想、新思潮如火如荼地传入中国，且受到人们的推崇，在知识界深入人心。

尤其是有关民权、民主、宪政、自由、平等等思想为知识分子所广泛接受。

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生产方式的输入，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的输入，摧毁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在城市出现了一批从事近代经济和商业贸易的社会群体，他们有的是买办、有的是归国华侨、有的是从地主或旧式商人转变而来、有的是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

随着中国社会开始从封建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随着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尤其是经济力量的壮大，他们已经不适应束缚其发展的上层建筑，要求进行政治上的大变革。

我们可以说，20世纪是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100年，中国人试图建设一个不同于封建王朝的新型现代民族国家，并实现其国富民强的理想。

国际化对中国近代发展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共和制度的建立和政党政治的出现。

民国三大丛书编印过程再思考

《四部丛刊》追求不同，《四部备要》追求适用性、群
民国八年（９９），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等人倡议众性、完备性，经、史、子、集各部所收集的古籍均有１１
编辑一部综合性丛书，其后以商务印书馆名义陆续出所择取，字体排版较一般书局所出书籍远为精美可观。版，至１３年出齐。丛书以经史子集为纲领、按《９５四
本、手稿本 ”。川这就是为国内大多数人们所熟知并常十大类：总类、哲学类、宗教类、社会科学类、语文学
用来考订整理古籍的《四部丛刊》。目前研究我国古类、自然科学类、应用科学类、艺术类、文学类、史地
籍的各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几乎人人藏有此书的纸质类。虽未按原计划出齐，但其内容丰富，分类科学，当版或电子版。
１０ｌ编辑之友・ｄｏａｒｍＩ２１．２Ｅｉｒｌｉｌ０２５ｔｉＦｅ１史料
之无愧地成为近代古籍丛书中的佼佼者。
二、三大丛书特点及后人评价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均是近代中国民间著名出版陷，但亦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科学的文献典籍体系，
１０，去其重复，共收图书４００部０余种（有人批评这套丛包工）；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辑录重要经史子集
典籍包括二十四史、《十三经注疏》等，共收书３７。４种
《丛书集成》又名《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库全书》顺序，分三编出版，仅初编便收书３３（２部不辑印。原计划收书６０种，１３年开始出书，１３年抗００９５９７含二十四史），８４卷，２０册，采用新式印刷术影战全面爆发，日寇进犯上海时被迫中断。《５８１０中国大百科

陈平原文学史的史识体例与趣味

有感于此，我根据录音整理成文，经大家过目，再送出去发表。先是以《小说史体例与小说史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讨论纪要》的面目，出现在《文学评论家》1990年第4期上；因排印中出现了不少错误，杂志社不好意思，又改题《论小说史体例》，重刊于1991 年1 期。如此难得的“校订本”，被《新华文摘》1991年第5期转载，后又收入我的《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读过的人较多。很难说谁对谁错，更像是不同学术思路的展演与交锋。
不要说整个学界，就连我们课题组内部，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看法。《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出版后，我们内部开过一个小会。会上，我主要谈了三个问题(小说史体例、小说史写作的重心、小说史研究的方法) ，并特别推崇鲁迅的借典型文学现象展开论述的思路，反对那种巨细无遗、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论述策略。严家炎、洪子诚、钱理群等先生对我撰写的第一卷，有赞赏，也有批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行文太紧，即便给专家读，也都很吃力；“消解大家”，在晚清可以，五四以后不合适；论的成分大，史的性质弱；附录太小，何妨干脆扩大，变成独立的作家论[ 6 ]286 - 297。同时期发表的众多书评，大都就书论书，不若我们内部讨论，关注“著述体例”背后各自不同的文学史想象。
我的基本思路是：文学史确实属于“专史”，但在具体的撰述中，有无“通识”、能否在史料的精细甄别以及事件的精彩叙述中，很好地凸现史家特有的“见地”，以至“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将是至关重要的。撰写文学史，无法完全抛开具体的作家作品；否则，再精微的论辩，都成了七宝楼台。可在具体的撰述中，如何协调具体的作家作品与普泛的文体、风格、流派、思潮等，是个难题。有各种解套的办法，其中之一便是：在文学史撰述中兼容纪传、编年与通论，让这“三驾马车”相得益彰。
说白了，就是嫌以往的文学史太罗嗦，纠缠于众多人所共知的“常识”，不得要领，淹没了史家独有的“洞见”；因而，希望把必不可少的史料考辨以及人物介绍等，甩到附录中去解决。这样的处理方式，属于枝节性的，学界没有多少异议。争议较大的是，写文学史，是否可以不给作家排座次，转而“注重进程，消解大家”。

“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厘清和审视精品文档6页

“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厘清和审视近年来，出于学科的发展需要，“民国文学史”被提出并成为当前学术研究一个热点命题。

随着研讨的深入发展，许多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和建议，因而有关“民国文学史”概念的理论维度也就亟待厘清，而对此所存在的局限和问题也需要加以审视和反思，意在促进现代文学史编写更好的发展。

一、“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厘清“民国文学史”这一学术命题从提出到现在，学术界仍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的讨论和分析。

“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内涵、外延、逻辑框架以及价值评估等等，都还没有具体明确的结论。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争论一直居高不下，内部依然存在着诸多不确定的因素。

当下，张福贵、秦弓、丁帆、等学者，都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辨析和热烈讨论，大声呼吁建构“民国文学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但是，部分问题依然处于一种搁置争议的状态，没有最终形成彼此都完全认同的结论。

其实，“民国文学史”概念在大陆很早就被提出。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民国文学”的概念即被提出并运用在研究中，出现了《中国民国文学史》等著述。

[1]1999年，陈福康借助史学界的概念，建议中国文学的现代/当代之名不妨“退休”，代之以中华民国文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之谓。

[2]但概念在提出的当初却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注意。

2003年，张福贵指出，以“民国文学”取代“现代文学”意在“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

他认为，“文学史的命名，不同于文学评论，也不同于文学史本身，应该获得最大限度的认同。

从这一点来说，作为一种存在事实的陈述，文学史因为尽量淡化命名的倾向性，而突出中间性。

时间概念又具有中间性，不包含思想倾向，没有主观性，不限定任何的意义评价，只为研究者提供一个研究的时空的边界。

”因而，他建议突破单一的历史局限，将现代文学的命名从现代的意义框架还原于时间框架，以时间概念的无限包容性、丰富性、可能性为其重新命名，以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型为背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进行重新的梳理和辨析，把 1949 年以前的文学称“中华民国文学”，1949 年以后的文学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

各种中国通史点评

各种中国通史点评吴天墀中国史籍，浩如渊海，初学入门，莫知所从，故通史之作尚焉。

近年以来，应此需要以专纂著者，不乏其人，兹就最流行者数种，稍加撮述，着其梗概，以为介绍。

庶于读者需择之际，不无裨助，是则述作此文之意也。

一、《中国古代史》(夏曾佑著)本书原名《中国历史教科书》，撰于清光绪季年，乃供中学教本之用。

上册止于隋代，是即本书，下册未成，商务印书馆列为大学丛书，改称今名。

清末西洋新史学观念输入我国，此为著者本此见地编纂之第一部通史。

筚路蓝缕，虽未臻于理想，然其观点、取材及编制诸方面，迄今仍不失其为优长也。

本书分我国从古至今为三大时代: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隋为中古之世，自唐至清为近古之世。

又细分为七小时代:由开辟至周初，为传疑之期;由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之期;由秦至三国，为极盛之期;由晋至隋，为中衰之期;唐室一代，为复盛之期;五代宋元明，为退化之期;清代为更化之期。

每时代之中，于其特别之事加详，而于普通之事从略，盖欲“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以供社会之需也。

如言古代，即详于神话，周则详于学派，秦则详于政术。

此种分期及详略方法，可谓开我国史界之先导。

著者之述国史，极具时代眼光，如称清代为更化期，其释曰:“此期前半，学问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所未有。

此盖处秦人成局之已穷，而将转入他局者，故谓之更化期。

”识见可谓锐敏!又本书不受前人成见之拘束，选择史料颇为精审;而尤以能用综合方法治史为最可贵。

如辨桀纣之行事一一相同，必出于附会是也。

著者又第二篇凡例中，言其所重:“总以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为主。

文字虽繁，其纲只三端:一，关乎皇室者，如宫廷之变，群雄之战，凡为一代兴亡之所系者，无不详之;其一人一家之事，则无不从略。

……一，关乎外国者，如匈奴、西域、西羌之类，事无大小，凡有交涉，皆举其略，以为代表。

一，关乎社会者，如宗教、风俗之类，每于大变化时详述之，不随朝而举也。

执此求之，则不觉其繁重矣。

_中华民国史_与民国派系政治研究_刘维开

新成果与新希望：《中华民国史》出版笔谈《中华民国史》的编纂，实际面临同样的问题。

汪朝光曾阐明：“所谓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是中国史学的宝贵财富，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今后可能也不再会有当年那样的二十四史了，至少二十四史那样的体裁，有许多方面不适合现在及未来的史学研究。

比如，帝王的本纪不再会成为历史叙述的主体或最主要的方面，甚至根本就没有本纪这种体裁存在的必要。

因此，从20世纪新史学在中国诞生以来，所谓二十四史的传统或许就不再会延续了。

我们这套民国史实际也没有自比为二十四史那样的体裁，而是适应了现代要求的史学样式。

”参与该书编纂的金以林更是直截了当强调该书并非“官修史书”：“虽说中国古代有官方修史的传统，但我们编纂的这套《中华民国史》，完全是由一个学术单位负责组织协调，团结了国内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共同编写，不存在个别台湾媒体所说的这是官方修史。

”①诚哉斯言。

我们完全可以猜想，如若不然，其所引发的争议或许会更为激烈。

不过，“写什么”与用什么样的“体例”，并非一回事。

袭取“正史”之“体例”，固难为现在所接受，但必须看到的是，问题的关键并非体例，而是写什么的问题。

金先生建议应该有“志”这一部分，最基本的是希望中华民国史能结合“通史”与“专史”，使民国史所包含的内容更广泛。

当然，这或许是编纂中华民国史的“下一个任务”。

现任中国史学会会长的张海鹏先生即提出，除考虑补“志”的部分，今后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更重要的还是中华民国史的史料建设。

“今后应该把中华民国时期史料的收集整理、编辑出版放到未来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日程上来，重新编辑民国时期的综合史料，包括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档案资料。

”②两位前辈在言说中，多少表达了对未来编纂中华民国史的期许。

或许这是需要通过国家工程才能完成的工作，我们也有理由期待作为中华民国史编纂工作的“下一个任务”早日启动。

《中华民国史》与民国派系政治研究刘维开（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持之《中华民国史》12卷本的完整出版，应该是近年来中国大陆民国史研究的盛事。

《中国通史》第十二卷编写要旨

《中国通史》第十二卷编写要旨1919年至1949年这一段历史，通常叫做中国现代史。

在这部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体系中，它是中国近代史的下段。

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纲要续篇·题记》中说：“这个时期历史也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围。

因为这个时期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这个时期的革命陸质，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这个时期的革命因有共产党领导，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与前一时期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相区别。

”这个意见是史学界许多人所同意的。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在高等学校历史系的课程设置上这段历史仍然叫中国现代史，而与1840年至1919年这段中国近代史相区别。

中国现代史(按习惯的叫法，下同)是一门新建立的历史学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史学中没有这一门学问，高等学校历史系也没有这一门课程。

1949年以后这门学科才得以建立，因此，在研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是不够的，并存在着若干空白，在学科体系上是不完备的，在史料的来源上是有空缺的(许多档案没有公布，公之于世的大量资料还未被利用)。

这样，本卷的撰写在主观上和客观上其局限是很大的。

整个《中国通史》各卷的体例，按总主编白寿彝先生的指导思想，分为叙说(包括史料介绍、研究概况、编写要旨)、综述、典志和人物传记四个部分。

这在中国现代史的撰写上是一种新的作法。

这个体例的优点是在一定规模和字数的限定下，增加了历史事实历史的含量，也显出了典章制度的分量和历史人物的地位和面貌。

但同时也增加了写作的难度。

在中国现代史这门学科发展史上，是先有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后有现代史的。

因此，不论在研究者的视野上思路上，还是在科学体系上，后者都受前者的影响，而前者和后者是不同的，前者是专史，后者是通史，两种史书内容有很大的不同，体系也应有不同。

近些年来中国现代史研究者对此作了很大努力，大大扩展了史书的内容，建立了中国现代史体系。

本书所写的内容是按着中国现代通史的要求确定的。

中国近代通史：以通史的眼光撰写和阅读近代史

中国近代通史：以通史的眼光撰写和阅读近代史中国近代通史:以通史的眼光撰写和阅读近代史由张海鹏研究员主编，多位近代史研究的一线学人参与的《中国近代通史》新近问世，《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希望以笔谈形式有所评议。

鸿篇巨制，不敢妄加褒贬，仅就该书以“通史”标名断代，略论如何以通史的眼光来研治、撰写和阅读近代史，或许有助于理解编撰者的苦心孤诣，方便读者的解读与裁量。

史学为综合的学问，因此，通历来是学人追求的至高境界。

即使晚近流行分科治学，有识之士的最终目的仍在求通，分乃不得已的无可奈何或是走向通的必由之路。

或以为近代欧洲学问着重分析，固然，但就史学而论，仍以整体为高明。

布罗代尔时代的年鉴学派，整体史的格局凸显。

而后布罗代尔时代五花八门的新史学，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整体史被肢解的遁词。

尽管通史为史家的理想追求，但要达到通的境界，谈何容易。

其主要困难，即在博通与专精之间的平衡协调。

以后来学问的标准，晚清只有教科书层面的通，那真是用外国框架条理本国材料，甚至是直接翻译外国人编写的教科书。

进入民国，在疑古辨伪和史料考据风行之后，通史之学的呼声日渐高涨，以显示对于学问日益支离破碎的不满，并导致一些学人有志于撰写通史，突出者如吕思勉、张荫麟、钱穆等。

另外，所谓史观派学人也急于用通史来表达其主张并进而影响社会。

教科书与通史，在时空两面似已具备通的形式。

可是能否真正融会贯通，提纲挈领，条贯各个时段层面的史事没有窒碍，而不以主观裁剪史实，强史料以就我，争议不小。

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出版之初各方面均有所不满，便是显例。

近代史本为断代，可是若无通的把握，难以贯通而无晦涩。

中国近代史的通，又有难于古代史之处，即不仅须贯通古今，沟通中外的方面愈加重要。

周予同认为：“中国史学体裁上所谓‘通史’，在现在含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中国固有的‘通史’，即与‘断代史’相对的‘通贯古今’的‘通史’，起源于《史记》；……另一种是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后而输入的‘通史’，即与‘专史’相对的‘通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等’的‘通史’，将中国史分为若干期而再用分章分节的体裁写作。

民国史爱好者演讲稿范文

今天，我很荣幸站在这里，与大家一同探讨我们热爱的民国史。

民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变革、充满激情、充满悲剧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我国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

今天，我就从以下几个方面，与大家分享我对民国史的一些理解和感悟。

一、民国时期的背景民国时期，是指1912年至1949年这段历史。

这一时期，我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民国时期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清朝的衰落：19世纪末，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民生疾苦，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2. 辛亥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

3. 各派政治力量的角逐：民国时期，各派政治力量纷纷崛起，如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共产党等，他们为了争夺国家权力，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4. 国际环境：民国时期，我国面临着列强的侵略和干涉，国家主权受到严重威胁。

二、民国时期的重大事件1.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它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为我国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2. 北洋政府时期：北洋政府时期，我国政治动荡，军阀割据，民不聊生。

这一时期，袁世凯、段祺瑞等北洋军阀先后掌握政权，国家陷入混乱。

3. 国民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我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这一时期，蒋介石、宋子文、汪精卫等国民党领导人，试图通过改革，实现国家现代化。

4. 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是我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我国人民英勇抵抗日本侵略者，最终取得了胜利。

5. 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是我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实现了国家统一。

三、民国时期的杰出人物1. 孙中山：孙中山是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他提出了“三民主义”，领导了辛亥革命，为我国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专题研究到通史撰述

汤象龙1930年代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担任经济史组长，组织人员抄录清军机处和内阁档案中的近代财政经济史资料。他本人在学术方面以近代海关史为研究方向。据罗尔纲说，他从1930年开始大量收集清政府档案资料时就选定“海关税收”为研究课题，撰成《清季五十年关税收入及其用途》一书，解放后出版的《税务司制度建立后中国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01）》则汇集了他半个多世纪的心血。
汤象龙为主席，吴晗为编辑，谷霁光为文书。《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易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天津
《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和南京《中央日报·史学》周刊是“史学研究会”的主要学术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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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① 梁方仲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开拓者之一，特法，他们注意从小处着手，更注意从大处着眼，在深
轫。1900年，章太炎刊布《中国通史例略》，首先发起人物传记，更是一部明代开国史。吴晗是民国时期屈
设计新通史的动议。1902年问世的夏曾佑的《中国历指可数的明史专家之一。
史教科书》开“章节体”通史之先河。但这一阶段出现罗尔纲的研究范围是太平天国史，他对这一专
的通史改革只专注于体裁，内容则粗枝大叶，不够细密。及至三四十年代，通史撰著之风大炽。然而邓之诚说：“近来著述之才斐然，通史之作，非无鸿篇巨制，而不刊之典，似犹有待。盖率尔成书，不脱日本人窠臼，揆之于意，未免不衷。”［6］他指出了通史作品多模仿日本史书的弊病。1935年，齐思和对“在今日已成古董”的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仍被奉为名著的现象颇有微词。［7］根据顾颉刚的观察，截止到 1945年，出版的书虽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水平，“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8］。

_通史_与_专史_民国史_写法_小议_章清

① 黄兴涛：《文化史研究的省思》，《史学史研究》2007 年第 3 期。 ② 王笛：《大众文化研究与近代中国社会———对近年美国有关研究的述评》，《历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第 185 页。 ③ 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 “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5—56 页。 ④ 王先明：《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08 年第 12 期。
新社会史的特点在某些方面与新文化史存在着相似之处。近 30 年来，从最初社会史的复兴，到区域社会史的兴起，再到新社会史的兴盛，反映了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此外，历史人类学研究在近 10 年间也取得了不少值得重视的成果。新社会史强调社会史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总体史”，应全面探讨各种社会现象；同时还强调“眼光向下”，探讨日常和下层，社会生态史（或称环境社会史）、医学社会史也是新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其研究方法也趋于多样化，包括传统史学方法的现代化，西方史学方法的本土化，交叉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有学者指出，所谓 “新社会史”，既不是一个范式转换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分类范围的概念，而应是与本土语境相契合的中层理论的建构范畴，寻求以更微观的单位深描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③ 另有学者认为，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变化实现了历史学的三大转变，即从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了重大的社会问题。④
会的文化史”还是“文化的社会史”研究取向，都是对“全社会各阶层文化的整体性研究”。① 其重点是下层社会文化史，并且注重史学的“文学性”即讲故事性的述事。大众文化史则“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地方宗教、民间风俗、节日庆典、社会组织及其与人民生活的关系的一个新角度，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地方精英和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甚至揭示更广阔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内涵。对它的研究不仅具有历史学、而且具有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意义。”②作为新文化史的社会文化史和大众文化史研究，都注重从“宏大述事”转向注重普通民众，强调日常生活、微观历史的探讨。

研究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与钱穆《国史大纲》比较

研究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与钱穆《国史大纲》比较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中国通史撰述的热潮，产生了数量众多的中国通史著作①，其中出版于40年代初的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钱穆的《国史大纲》②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而且一直影响到当代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这两部中国通史著作在有关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动力、主体，以及中国历史与人类历史的关系等方而，都表现出了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代表了这一时期人们对中国历史的两种不同认识。

卡尔曾指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比的对话。

”通过对这两部中国通史著作的比较研究，不难看出有关历史的认识，不仅根源于认识者的历史观，同时也是其对社会的认识和历史前途的期待的反映，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总是紧密地关联着。

一、关于历史发展进程20世纪的新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将中国历史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有因果联系的并且呈现出阶段性特点的过程。

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中国历史不仅是变化发展的，而且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其发展规律及其过程表现为不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因此他们以社会形态理论和方法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

在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上，钱穆《国史大纲》与新史学家基本一致。

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一首诗，在舒缓和平之中不断前进。

“中国史之进展，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之。

引论”其进步体现为“经济地域之逐次扩大，文化传播之逐次普及，与夫政治机会之逐次平等而已。

其进程之迟速不论，而朝此方向，则明白无可疑者”}z}引论。

其中，政治制度的演进表现得最为显著。

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社会由封建走向统一，由军人政府变为士人政府，由士族门第到科举竞争，是其进步的主要表现。

2020高考历史总复习题型三历史小论文的写作技巧(含解析)

【2019最新】精选高考历史总复习题型三历史小论文的写作技巧（含解析）2018年江苏省《考试说明》强调：“考查内容的呈现，不拘泥于不同版本教科书的具体表述，重视‘新材料’‘新情境’的创设与运用，鼓励考生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高考历史小论文题型有利于考查学生的学科素养、创新能力和学生潜力的功能、价值以及形式新颖、开放性强、答案灵活、区分度高等特点，决定了它不仅仅是高考命题改革的有益探索，更代表了高考历史命题改革的趋向。

◇解题步骤(1)开门见山亮观点。

亮明观点能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观点明确与否是论文质量档次高低的前提，也是能否吸引判题人第一注意的关键。

注意材料(包括题干和引文)中提供的信息点、关键词，寻找论述方向，确立论证观点。

(2)格式讲究总分总。

论文分段，突出结构。

论文总体结构为：总—分—总。

由于字数有限，分论点不宜过多，但一定要根据题目要求，尽可能多层次、多视角地阐述。

(3)运用材料结合所学。

在选择论据的时候，要注意史实论据的典型性、针对性、确切性。

“一个典型的事例胜过千万句空洞的说教。

”论据应该“材料史实＋所学史实”，即先把材料提供的论据充分用好，再用所学知识来弥补。

(4)史论结合多视角。

在论证过程中，要全方位、多角度选择史实，力求证据充分。

论证原则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5)语言精练上档次。

语言要精练，使用历史学科语言，切忌口头语；表述要成文，切忌要点式作答。

【学以致用】1．伴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逐渐形成，中国文化艰难地迈上了近代化的征程，近代中国人思想不断解放。

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维新派把儒家经典《易经》中的变易思想和从西方传来的进化论结合起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进化学说，以此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

维新派利用西学来解释中国的传统文化，如康有为在解释孟子“民贵君轻”时认为君权不是神授的，而是民众赋予的，君主是民众的一员，是民众的仆人。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材料二面对辛亥革命后政局的动荡不安、思想的异常混乱，陈独秀率先喊出了民主与科学，以唤醒民众觉悟，自觉自动地争取民主。

_民国史观_与中华民国史新学科体系的构建

① 以区别，而且应该加以区别的。
出建立民国史研究的理论体系问题，并围绕此点展开论述：对中国古代的断代研究，一向以政治史为主，民国史继承了这个传统；并且考虑到长期以来近代史研究领域在革命史研究方面取得的巨大成民国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关于统治阶级方面。就，明确主要研究对象十分重要。只有明确了研究对象，并针对它建立起学术理论体系，才能写出民国史的特点，使其和中国近代史或革命史区分开来。当然，从民国史的内容来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革命方面和反革命方面都要写。历史是由两方面组成的。一部民国史没有被压迫者、革命者，是很难想象的。所以不仅对这方面要写，而且要实事求是地写充分。目前，治民国史者大都主张民国史主要应反映民国统治者由盛而衰以至灭亡从这一角度来阐述民族民主革命的必要的过程，性和必然性，以别于其他专著。多卷本的《中华民正是本着这个设想来编纂的。该书对理论国史》是在编写过程中逐渐完善起来的，至体系的构筑，
民国史研究的许多具体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小而张海鹏明确指出狭义的民国史虽能反映共识越来越多双方在学术层面上的合作已基本民国历史的基本内容但终究不能反映民国历史没有障碍事实上两岸学者就某些专题进行共同的总体面貌因此必须指出研究广义民国史的研究的项目如蒋介石的合作研究已在进必要性
· 专稿 ·
“ 民国史观 ” 与中华民国史新学科体系的构建
③ ” 宜，此处不列入。
民国档案２０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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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国史通论分章心得

吕思勉国史通论分章心得这是一堂“写给每个人的历史通史课”。

是的，既然每个人都应该读一些历史，不妨读一读这本《吕思勉国史通论》。

本书以通史体系编排，通过一系列史评、史论比较完整地呈现了我国从史前到明清的历史进程。

附录的读史须知像是作者的叮嘱，告诉读者应该怀着如何的态度治学。

是否把这一部分放在序言后正文前会是一种更好的编排方式？因为这让我想到了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的序言，即是告诫读者怀着温情与敬意读史。

其实看完这本书对我来说是略微艰难的。

大意是通的，只是比较书面化的表达方式，对于读惯现代汉语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有些不习惯。

耐着性子慢慢读下去，习惯以后会发现，如此的文字其中自有优雅和凝炼，倒是很适合历史。

本书“从常识，常理立论”，却能得出一些与众不同的史论，让人感到意料之外，却经得起推敲。

如“魏晋南北朝并非黑暗时代”“科举和考试不可混为一谈”等观点，由于在平时的学习中闻所未闻，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样的史论也毫不穿凿附会，每一个都是论从史出。

本书还能引发读者对于已掌握的知识更深的思考和感悟。

比如“先秦学术之缺点”在平时的学习中，尽管有所提及，出于备考需要，课堂上却没有更细致地阐述，本书作为一个很好的补充，丰富了我对先秦百家学说的认识。

同时，本书也有将历史与当下联系的部分，如“小家庭是否能与现代社会相适应”通过应用唯物史观进行分析，“不论何等组织，总得和实际的生活相应，才能持久”这样的观点，通过反思历史，为现实生活提供了参照。

综上所述，对于史学研究者而言，通过本书可以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吕思勉先生的史学观念。

对于历史教育者而言，本书提供了与教科书不同的视角，有利于教学时引导学生，深化其对历史的认识。

对于和我一样具有一定历史基础的读者而言，可以通过阅读本书更细致深入地学习历史。

总而言之，诚如封面所言，这真的是一本“写给每个人的历史通史课”，愿每一位读者都能“开拓视野，达到对历史的真切的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