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院文化

经常在朋友聚会中听到人们讲“东富西贵”、“大院文化”等说法的典故，交往中也能感受到一些在北京西边长期生活的人气质与东边显著不同。尤其是在接触了钓鱼台七号院之后，这种感触尤为深刻，那种来自地脉历史文化中与生俱来的渊源，体现出一种深厚的低调与内敛气质，就象其身边的玉渊潭公园一样，深邃、博大而幽静。

建国之后的北京，“西贵”的传统在北京城依然延续下来，大量的党政机关、部委局办、科研院所和军队大院在京城西部区域兴建起来，并发展出北京独有的“大院文化”。

历史上的“北京文化”以三种文化为主要代表：以帝王为主体的宫廷文化；以官僚士人为主体的士大夫文化；以平民百姓为主体的市民文化。那么建国之后，最能代表北京城地域文化特征的，就是“胡同文化”和“大院文化”了。

胡同文化其实就是北京市民文化的延续，而与之相对应的“精英文化”，在宫廷文化和士大夫文化消失之后，应该说由“大院文化”承载并发扬光大。

作家洪烛在一篇名为《北京的大院》的文章里写道：“很久以来，北京市民的居住环境有两种特色：首先是胡同多，据说真正带有土著血统的老北京，大多散落于古色古香、…一箪食、一瓢饮‟的市井生涯；其次，则是大院多。”大院通常分为两类：一是部队、部委，二是大学、科研院所。这些“大而全”或“小而全”的大院，到1980年末，已多达2.5万个。

我们所理解的北京大院主要形成于建国以后，大批的军队和科教人员进驻北京，组建各大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校。而当时的北京城，二环以内的规模已经成型，于是就在内城外盖起了一片片的楼房，其中有些还修起了围墙，这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大院。据说，建国初期，北京城百废待兴，为了保护古都，梁思成与陈占祥吸取巴黎与伦敦的前车之鉴，建议把新的行政中心建在西郊。梁陈方案很快被否定，所幸军队大院被留在了内城外。

每个大院都是一个较为独立的单元，大院四周被围墙圈着，内容重要的大院大门有哨兵持枪把守着，其他大院大门也有传达室人员看护着；围墙里面居住的一般是夫妻有一方为该大院所属单位的职工因此它与现在的社区和小区的根本区别在于此，也由此和当时“大杂院”和台湾的“眷村”有所区别。虽然大院里的职工住房也按职务级别之分有大小高低等级，但那时候一般来说官兵之间干群之间穷富都差不多，因而表面上也看不出太大的区别。而那时的大院建筑大多采用的多是青砖灰瓦，屋顶为平顶的建筑。在中国传统建筑的审美中，这种“大屋顶”的建筑已经形成了基本美学特征。在北京的团城承光殿、雍和宫万福阁等建筑身上，也能看到相似的影子。这种建筑文化的传承演绎成了现在的大院文化。

许多单位大院就是一个五脏俱全功能兼备的小社会，有自己的保卫部门、商店、医院、食堂、子弟学校和娱乐场所（当时的流行称呼为“俱乐部”或影剧院）以及球场等等，大多数是福利性质的。因此，人们的一般生活需求足不出大院就能解决，使得大院内部自给自足人们之间内部的联系就更加紧密和频繁而与外界的就少了很大一部分的接触和往来。

大院里的孩子父辈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艰苦革命斗争后进入了北平城，经历过战火洗礼的革命精神、英雄气概也沿续下来。表现出的是强烈的正义感和对社会现实的包融性气质。但随着社会身份与级别的确定，在这些英雄们的后辈人身上所体现出来则是另一种出身高贵的红色家庭特质。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今媒体对大院文化的热炒，也是对多元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在当

今这个社会市场化、文化世俗化、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这也是当代中国城市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