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茶文化差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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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茶文化差异论文

浅谈中日茶文化的不同

摘要:早在唐代中国出现了“茶道”一词,但是陆羽的《茶经》及以后的茶书都不

提“茶道”,而是重点阐述品茗艺术茶艺。相反,日本将中国的饮茶引进本国之后,却发

展为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茶道。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造成中日两国茶文化向不同的方向

发展,中国文人将饮茶发展为一门生活艺术,日本的僧侣则将饮茶变为了佛门的清规。

关键词:茶艺;茶道;中日茶文化;发展方向

“茶艺”一词是20世纪70年代由台湾茶文化界首先创造出来的,用以概括品茶艺术

的内涵。但是品茶本身却是很早就存在,并且在品茶过程中升华出茶道精神。在中国茶文

化发展历史进程中,茶艺与茶道无疑占据核心地位。不过对脱胎于中国母体的日本茶道而言,中国的茶道似乎显得薄弱些。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不足之处,望大家多

多指教。

一、中日两国茶道观念的反差及其原因

所谓茶艺,就是泡茶的技艺和品尝的艺术。其中又以泡茶的技艺为主体,因为只有泡

好茶之后才谈得上品茶。但是,品茶是茶艺的最后环节,如果没有品尝,泡茶就成了无的

放矢,泡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品。而且,只有通过品尝过程中的各种感受和遐想,产生

审美的愉悦,才有可能进入诗化的境界,达到哲理的高度,才可能升华为茶道。

茶道就是在茶艺操作过程中所追求和体现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尚。它经常和人生处世

哲学结合起来,成为茶人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要求。故中国古代也将茶道精神称作茶德,

如唐代的刘贞亮就提出“茶十德”:“以茶散闷气,以茶驱腥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

其中“利礼仁”、“表敬意”、“可雅志”、“可行道”等就是属于茶道精神范畴。刘贞

亮所说的“可行”之“道”,是指道德教化的意思。即饮茶可以有助于社会道德风尚的培育,明确地以理性语言将茶道的功能提升到最高层次,可视为中国古代茶道精神的最高概括。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自此之后,在中国古代茶书中却不见“茶道”一词,直至明代

张源的《茶录》才提到“茶道: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茶道尽矣。”但这里的“茶道”仅是一些技术要求,并无品茗悟道等精神层面的东西。在张源之后数百年间的明清茶书中,又不见“茶道”一词。个中原因实在耐人寻味,在我看来,恐怕与茶圣陆羽的影响有关。

陆羽在《茶经》中虽流露了一点茶道精神的内容,但却没有出现“茶道”一词,也没有正

面叙述茶道精神的段落或词句。反观此时的日本,茶道已经发展到很成熟的地步。至少到

了16世纪后期,日本茶道高僧千利休就已集茶道之大成,制定出茶道的基本精神茶道四规:和、敬、清、寂,一直沿袭至今。

那么,中日两国在茶道方面为何会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依我之见,是由于两国的历

史文化背景不同、茶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同等诸多原因造成的。至少有三个方面

值得注意:一是将中国的饮茶方式引入日本的是一批来中国留学的日本僧人,他们是在中国的佛教寺庙中将佛门茶事学回去的,并且将它们作为佛门清规的组成部分一直在佛门严格的传承下来;二是日僧来中国留学之时,中国的饮茶方式已经相当成熟,引入日本之后是作为一种高级文化形态首先在皇室贵族之间流传,长期为统治阶级所专享,后来才逐渐传播到民间,上行下效,原已成熟定型的饮茶方式和清规戒律也为民间所全盘接受,形成社会共识;三是日本统治阶级对茶道的重视利用,加强了茶道与权力的关系。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国不存在.中国的茶文化是在民间土壤上发育起来,逐步成熟。在中国是先有庶民茶文化,后来才被统治阶级所接受,形成宫廷贵族茶文化。茶叶已成为百姓们日常生活“开门七件事之一”的必需品,整日里为生活忙碌奔波的劳苦大众,不可能有更高层次的文化追求,不会自觉地去追求什么茶道精神。

二、中日茶文化的不同发展方向。

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方向是沿着茶艺轨道而与时俱进的。对茶叶的色、香、味及艺术意境的追求一直是中国茶艺的重点。从唐代以来泡茶方式是朝着自然、简约、生活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茶叶的制造方法也从蒸青、压汁、制饼发展为烘青、炒青以至摇青等方法,制造出能显示茶叶自然形态、色泽、香味的绿茶、黄茶、白茶和青茶等产品,形成了千奇百态、异彩纷呈的茶的世界。而这一切都是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的发展,人们品茶口味的变化而向前演进。这种变化的终极目标是越来越追求茶叶本身天然的色香味形,赋于品茶以丰富审美情趣的艺术性,无疑,这是一种人性化的追求,它符合中国文人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本性。应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反观日本,他们将中国宋代的点茶法引进本国后,却发展为宗教色彩极浓的日本抹茶道。直到今天,他们饮用的是从宋代以来一成不变的蒸青绿茶粉,使用的也是宋代点茶法那一套点茶器具和方式,居然可以历千年而不变。这是因为引进中国饮茶方法的都是日本高僧,他们是在中国寺庙中将佛门茶事学回去,并将它们作为佛门清规的组成部分一直在佛门中被严格地传承下来。在日本,学茶也就是在学佛,学佛必须学茶,在今天的日本寺院中,个个和尚都是茶道高手。由此可见,日本所传去的茶道实际上就是佛教茶道。不仅如此,就是连赫赫有名的日本茶道精神――茶道四规“和、静、清、寂”也从是中国佛门典籍中学去的。

但是,刘元甫的《茶堂清规》连同他的“和、敬、清、寂”四谛在中国宋代以后却失去踪影,既没有在佛门寺庙中得到传承,更没有被广大茶人们所接受,以致中国茶文化界至今极少有人知道刘元甫的名字和他的茶道四谛。由此亦可反证,茶道观念在中国确实是缺乏丰厚的土壤。

因此,尽管日本的茶道经过历代大师们的不懈努力,形成了完整、成熟、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茶道艺术文化体系,在国际上也产生过很大影响。但是与中国茶艺相比,它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对茶道形式和教义的重视远远胜过对茶汤香味的追求。这是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造成的。但是了解了这一区别,却可以使我们正确认识中国茶文化历史的发展方向。日本人可以继续为他们的茶道而骄傲,我们却应该为中国的茶艺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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