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葡萄牙人与外侨社会的权势转移

近代上海葡萄牙人与外侨社会的权势转移1843年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后，无数的外国人从世界各地涌入这个新开放的城市，为实现对中国的侵略目的，在获取经濟权益的同时他们在客观结果上将上海建设和发展成了当时的“东方巴黎”。

在这些涌入上海的外国人中，葡萄牙人因为其特殊的血缘属性呈现出了与其他欧洲国家公民不同的身份特质。

上海的葡萄牙人直接来自澳门，而非远在欧洲的葡萄牙，他们已经经过了几百年与亚洲人的混血通婚，形成了“土生葡人”①族群。

如同权力关系理论的描述：“权力就像毛细血管般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不同领域、弥散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中。

”②从澳门来到上海的葡萄牙人也不得不面对这里的外侨社会所表现出的与澳门截然不同的权力关系。

目前，学界对上海的外国侨民研究，特别是上海的葡萄牙侨民研究还基本围绕在对其人口构成和在上海时的部分社会活动和社会组织的考察，尚未对葡萄牙人在上海的适应过程与融入结果进行发掘，也未将不同国家侨民在上海的社会交往为切入点来窥探上海外侨社会的权力关系与变动。

本文着重考察一路跟随英国人脚步从澳门和香港抵达上海定居的葡萄牙人，在这样一个相对复杂的权利场域中的文化顺应与社会融入，以及日本攻占上海后对上海外侨社会尤其是葡萄牙人生存空间所带来的影响，以期更为全面和深入地理解上海外国人社会内部的等级秩序、互动关系与权势转移。

一、上海开埠初期的葡萄牙人与外侨社会等级秩序早在15世纪，葡萄牙人就率先从欧洲出发开始了向东方的航海探索。

在他们抵达亚洲后为了以少数的人口维持漫长的贸易网络，葡萄牙王室鼓励进行航海探索的葡萄牙人与贸易点当地女子通婚以扩充人口。

17世纪时，葡萄牙商人在澳门的对外贸易活动减弱，商业活动也逐渐转为由本地定居的葡萄牙人经营，葡萄牙人的通婚对象随之变为澳门的华人，由此在文献中开始出现了“土生葡人”这一概念。

根据有关澳门历史与土生葡人的研究成果来看，尽管葡萄牙人占据着澳门这样一个“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商埠，也因此在占据澳门初期享受到了贸易便利带来的繁荣经济，但这之后，葡萄牙人在澳门的生活一直是困难重重、危机四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③鸦片战争后澳门的经济环境更为恶化，葡萄牙人的生活也变得更加悲惨，甚至出现了5个月都无法向公务员发工资的情况。

①而毗邻澳门的香港则接替其成了新的“华南经济中心”。

②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原本在澳门就是为英国人工作的葡萄牙人，和他们一同离开澳门前往香港，③迈出了近代以来葡萄牙人在亚洲迁徙的第一步。

④英国人不仅以殖民者的姿态侵占了香港，还敲开了上海的大门，紧随其后的葡萄牙人又跟着他们的老主顾一同来到了作为通商口岸的上海。

在上海开埠之初，葡萄牙人还未能看出这个新口岸城市日后能够发展成为东方的国际大都市的前景，就连最早担任葡萄牙驻上海领事的人选，也是由时任澳门总督亚马留（Ferreira do Amaral）所选择的英国商人担任。

⑤关于近代以来葡萄牙人来到上海的最早记录，见于1850年创刊的《北华捷报》之中。

⑥上海开埠7年后，《北华捷报》对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进行了统计，此时生活在上海的157名外国人中有6名葡萄牙人，他们分别是字林报馆（North-China Herald Office）的监工和排字工、义记洋行（Holliday，Wise Co.）、宝顺洋行（Dent，Beale Co.）、旗昌洋行（Russel Co.）和森和洋行（Wolcott，Bates Co.）的商业助理。

就是从这6个到达上海的葡萄牙人开始，生活在亚洲的葡萄牙人跟随着他们历史悠久的盟友英国人的脚步，不断地扩充和发展形成了上海葡萄牙人社群。

1865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正式建立人口普查制度时，葡萄牙人有115人，此后上海葡萄牙人数不断增长，在上海的外侨人数的排名中亦属前列。

⑦1880年，葡萄牙人以285人跃升至外侨人口数第2位，仅次于英国的1044人。

⑧到1901年，上海葡萄牙人数突破1000人;1930年，上海葡萄牙人口数目已经达到1599人。

⑨而当上海受到战局影响，出现其他国家侨民人口数量减少的趋势时，葡萄牙人的人口数目还在增长，在1942年达到约2700人。

⑩从总体数目来看，上海开埠后先后有约6000名葡萄牙人在上海侨居。

11他们对上海“情意绵绵”，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以“家庭、组织、政治关系网络”而联系起来的民族性社群。

12 然而无论是在上海的外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叙事文本中，生活在上海的葡萄牙人都是一个非常具有异质性的存在。

总的来说这种异质性来自他们的血统属性。

如前文所述，亚洲的葡萄牙人是由来自欧洲的葡萄牙人与亚洲人在几百年间通婚而成的群体，他们在生活习惯上向葡萄牙人靠拢，信仰也仍保持着葡萄牙人的天主教传统，但从面部特征来看已经不同于欧洲或传统意义上的葡萄牙人了。

13在国人的记录中，这群葡萄牙人不但与中国人“面貌相同”，还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完全看不出来是另一个国家的人。

14在上海工部局的官方文献中，当生活在这里的葡萄牙人被划归为单独的“澳门葡萄牙人”时，来自美洲的美国人却和英国人、法国人一同被归纳为“欧洲人”。

①显然此时的“欧洲人”已经超越了地理范畴所赋予的蕴含，而成为一种身份界定上的概念。

在这些“欧洲人”的记录当中，关于上海葡萄牙人的评价与用词非常单薄而统一，他们形容上海的葡萄牙人为“混血儿葡萄牙人”，②或以“混血”“等外人”③这样的用词来代指。

当在洋行担任高级职务的外国人被形容为“大班”时，担任低级办公室工作的葡萄牙人则被描述为“地鼠”。

④上海的“财富、地位和声望都向着美、英、法这三个列强的公民汇集”，这些强国公民不仅在经济活动中占据顶端，在社会生活中也高高在上，“洋洋自得于强取豪夺来的特殊地位，对少数从其他国家来的凡夫俗子们根本不屑一顾”。

⑤作为欧亚混血儿的葡萄牙人，自然也在这些“上等”公民眼中毫无地位。

至于他们不屑一顾的理由，则来自对欧亚混血本身的反对。

在英国人的观念中，认为欧亚混血从父母双方所继承的品质恶劣，美国人对此相对宽容，但是也从根本上不赞同欧亚混血。

⑥这种对混血身份的歧视，也体现在了由英国主导的工部局的聘用人选中。

曾经有欧亚混血职员为同为混血的女儿向工部局申请职务，董事会和卫生官对该申请的态度是“此类申请人对此职务不合适”。

⑦显然，“此类”欧亚混血在英国人的眼中是不适宜在工部局工作的，同为“此类”人的葡萄牙人在上海也有同样的遭遇。

1916年，一个上海葡萄牙人致信代表英国立场的《北华捷报》，在信中陈述了葡萄牙人工作中的可靠与忠诚，希望能够以此为自己的同胞恳求到在工部局工作的机会：葡萄牙人是一群忠诚、努力而且体面的人，在他们的商业生活中保持着坚定的目标，这是其他人无可匹敌的。

希望在上海的英国人和其他盟友能够有广阔的胸襟允许工部局下设的部门能够有更多的葡萄牙人参与，这并不过分吧？工部局有许多不同国籍的雇员，但是现在葡萄牙居民被拒之门外，就不能够被认为是“联合为一”。

⑧从这些关于葡萄牙人记录的片段中来看，生活在上海的葡萄牙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未能得到“上等”的“欧洲人”的青眼，他们的叙事文本中也不愿给葡萄牙人一席之地。

而与这个群体交往更为密切，生活层级更为匹配的来自俄罗斯的犹太人的记录中，葡萄牙人形象就更为鲜活和具体了。

犹太人认为“上海的葡萄牙人被认为比英国及其他列强的民低一等，和上海所有无国籍的外国人，以及那些实力不如英国的国家的侨民差不多”。

⑨还认为葡萄牙人的审时度势和安于现状是他们了不起的地方，他们看上去随意而快乐，不会老为自己处境的不公去斗争，真正令他们快乐的是他们的社团以及由体育构成的愉悦的生活方式。

⑩土生葡人的后代也形容他们在上海的生活节奏较快、作风英式，甚至日常都说英语。

但是他们仍然保持着葡萄牙人对宗教的重视，并且以身为葡萄牙人而自豪。

11二、向英国人靠拢：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葡萄牙人的生活趋向上海的外国人当中，享有最高地位的是外交官、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还有“位居高级公共职务的人员”和“若干最富有、最受人尊敬的商人”，而要想得到这些所谓上流人士的认可，则必须熟悉英语和“英国人的举止风度”。

12生活在上海的葡萄牙人，在这样一个由英国人决定和主导生活风尚的环境中，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英国化”的一面，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上海的葡萄牙人逐渐以英语代替葡萄牙语作为其母语的过程。

在澳门居住时，葡萄牙人日常生活中使用葡萄牙語，随着英语在澳门的影响范围扩大，葡萄牙人也开始注重对英语的学习。

到了19世纪初，澳门政府的领导就已经认识到了英语学习对于澳门的葡萄牙人的重要性了。

至19世纪中期，澳门的许多葡萄牙人就已经经过正规的英语教育，并且掌握了英语，①这也是他们能够进入英国人和美国人开设的商行中工作的原因。

葡萄牙人从澳门来到上海时，还保持着较高的葡萄牙语水平，男性能够讲流利标准的葡萄牙语，女性则多使用由葡萄牙语和亚洲语言混合生成的土生葡语（Patois）。

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葡萄牙人中的年轻一代则出现了葡萄牙语水平下降、英语水平上升的趋势。

当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能够以纯正的口音说英语，大多数都可以写标准的英文，甚至在家庭生活的内部沟通中，英语也代替了葡萄牙语成为他们的日常语言。

②这种情形在上海葡萄牙人的出版刊物中也可以窥见。

1888年，葡萄牙驻上海领事馆出版了名为《进步报》（O Progresso）的葡萄牙语周报。

在这份周报中，无论是关于上海和香港的新闻，还是读者与编辑部之间的往来信件都是以葡萄牙语刊发。

至1940年，以“团结上海葡萄牙侨民”为己任的月刊《为了祖国》（Pela Patria）出版时，已经无法完全以葡萄牙语刊发了。

这份刊物，无论从名字到内容，都是以增强上海葡萄牙社团的内部凝聚力以及塑造对于葡萄牙的国家认同感为出发点，这样一个充满异域爱国主义情怀的刊物有一半内容是以英文发表。

这种逐渐失去自己母语的情况，令葡萄牙人反思，认为在这样的趋势之下“远东的葡萄牙人逐渐英国化是很不令人意外的”。

③上海葡萄牙人的另一个“英国化”过程体现在体育活动方式的变化上，即在日常生活的娱乐休闲方式中也在向英国人靠拢。

葡萄牙人在澳门生活的几百年间，一直保持着参加体育活动的传统，他们休闲时间大多进行的是击剑、决斗和游泳这类传统的欧洲骑士体育活动。

④在上海这样一个由英国人引导社会风尚的环境下，这里最为流行的体育活动之一就是来自英国的现代足球，而绿茵场也是上海葡萄牙人在上海的中英文报刊中留下最多身影的地方。

足球场，不仅是上海外国人进行体育休闲活动的场所，也是人们在这里进行商业周旋和人际交往的场合。

⑤葡萄牙人的强大足球队，为他们赢得了和其他国家的侨民进行交往的机会。

1902年，上海成立了西人足球联合会，开始正式举办沪上的足球赛事，葡萄牙人就积极地参与到了这项运动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