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蒿里行》赏析

曹操《蒿里行》简析

作者简介

曹操 155-220，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毫州市）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二十岁举孝廉而入仕途，任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后在镇压黄巾起义和讨伐懂卓的战争中，逐步扩充军事力量。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为衮州牧，分化、诱降青州黄巾军的一部分，编为“青州兵”。建安元年（196年），迎献帝都许（今河南许昌）。从此用其名义发号施令，先后削平吕布等割据势力。官渡之战大破河北割据势力袁绍后，逐渐统一了中国北部。建安十三年，进位为丞相，率军南下，被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击败于赤壁。封魏王。子曹丕称帝，追尊为武帝。他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精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书。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等篇，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亦清峻整洁。著作有《魏武帝集》，已佚，有明人辑本。今有整理排印本《曹操集》。（《辞海》1989年版）十数年间，先后击败吕布、袁术、袁绍等豪强集团，征服乌恒，统一北方。建安二十一年封魏王。谥号魏武帝。其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政领袖，还是一位慷慨的诗人和忧患的哲人，其诗均古题乐府，气韵沉雄，慷慨悲凉。其文亦清峻通脱。

政治军事方面，曹操消灭了众多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区域，并实行屯田制等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文学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魏朝建立后，曹操被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创作背景

公元189年（东汉中平六年），汉灵帝死，少帝刘辩即位，何进等谋诛宦官，不成，被宦官所杀；袁绍袁术攻杀宦官，朝廷大乱；董卓带兵进京，驱逐袁绍、袁术，废除刘辩，另立刘协为帝（献帝），自己把持了政权。公元190年（初平元年），袁术、韩馥、孔伷等东方各路军阀同时起兵，推袁绍为盟主，曹操为奋威将军，联兵西向讨董卓。

【注释】

蒿里行：蒿同薨，枯也，人死则枯槁，蒿里指死人所处之地。蒿里行为汉乐府的一个曲调名，是当时人们送葬时所唱的挽歌。

关东：指函谷关(今河南新安县东)以东。

义士：指各州郡起兵讨伐董卓的诸将领。

兴兵：起动，发动军队。

群凶：指董卓及其婿牛辅、部将郭汜等人。

盟津：即津，在今河南孟县南。相传周武王起兵伐商纣王时，曾与各路诸侯在此地会合订盟。这里用“会盟津”代指讨伐董卓的各路军队结成联盟。

乃心在咸阳：各种义军心向汉王室。《尚书·康诰》：“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此处化用其句。咸阳是秦朝首都。这里的“咸阳”和上句的“盟津”都是用典，并非实指。

雁行：大雁飞行时排行的行列。比喻讨董各路军队都列阵观望，畏缩不前，不愿齐心合力，奋勇杀敌。

嗣还：随即。

戕：残害。

淮南弟：指袁绍的从弟袁术。

称号：即称帝，指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袁术在淮南寿春(安徽寿县)称帝之事。

刻玺：刻皇帝所用的印章，指袁绍在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图谋废黜汉献帝，拥立刘虞为皇帝的事。

铠甲：古代军士打仗时护身的。金属制做的为铠，皮制的为甲。

虮：虱子的卵。

译文

关东的仗义之士都起兵讨伐那些凶残的人。

最初约会各路将领订盟，同心讨伐长安董卓。

讨伐董卓的各路军队汇合以后，因为各有自己的打算，力不齐一，互相观望，谁也不肯率先前进。

势利二字引起了诸路军的争夺，随后各路军队之间就自相残杀起来。

袁绍的堂弟袁术在淮南称帝号，袁绍谋立傀儡皇帝在北方刻了皇帝印玺。

由于战争连续不断，士兵长期脱不下战衣，铠甲上生满了虮虱，众多的百姓也因连年战乱而大批死亡。

尸骨曝露于野地里无人收埋，千里之间没有人烟，听不到鸡鸣。

一百个老百姓当中只不过剩下一个还活着，想到这里令人极度哀伤。

作品鉴赏

《蒿里行》是汉乐府旧题，为古代的挽歌，汉乐府古辞尚存，见于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中的《相和歌辞·相和曲》。曹操的《蒿里行》是借旧题写时事，内容记述了汉末军阀混战的现实，真实、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的苦难，堪称“汉末实录”的“诗史”。蒿同薨，枯也，人死则枯槁。所以“蒿里”指死人所处之地。“蒿里行”是汉乐府的一个曲调名，是当时人们送葬时所唱的挽歌。?

袁绍等关东诸将起兵讨董卓，结果虽然造成自相戕杀的军阀混战局面，但其始未免不心存忠义。诗的前四句是交代背景：群凶作乱，义士讨伐，形势大好。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是说义士们起初希望结成联盟，心向着汉室，即通过讨伐这一举动来平定叛乱，拥护汉室。（各方将领都希望团结一心，效法周武王那样，会师于盟津，吊民伐罪，一心一意地除奸诛恶，忠于国事，匡扶汉室。形势是大好的）“义士”“讨”“群凶”这些词语表明诗人是憎恶董卓等人作乱，渴望国家统一。

中间六句是交代这有关讨伐的情况：联军内部矛盾重重，自相残杀，力量涣散。导致的原因是“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袁术分裂，自立为帝；而袁绍也阴谋废掉汉献帝，立刘虞为帝；他们搞分裂、谋私利，造成的结果是：“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貌合神离、互相观望，畏缩不前、按兵不动甚至是自相残杀。

诗人对这种情况的态度是悲愤、失望的；把矛头指向了“二袁”，显示出作者的非凡谋略和远见卓识。

最后六句直接描写战争的危害：由于连年战争，将士的铠甲不离身，长出了虱子；百姓大量死亡，荒野上白骨累累，千里之内都听不到鸡鸣之声。面对着这荒凉、凄惨、惨绝人寰的景象，诗人不禁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喊：“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表达了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体现了强烈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

这首诗描述了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兀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各方将领都希望团结一心，效法周武工那样，会师于盟津，吊民伐罪，一心一意地除奸诛恶，忠于国事，匡扶汉室。形势是大好的。可是，这大好形势，却被袁绍等野心家给破坏了。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为幌子，行争霸称孤之实，给予无情的揭露，并对以此造成的战乱，予以严厉的抨击。诗的结尾描绘出因战争而造成的凄凉悲惨的画面，连年战乱，士兵们不能解甲归田，人民死亡惨重，百不余一，使富饶的北方，变得满目痍瘦，哀鸿遍野。到处是白骨累累，千里之内听不到鸡鸣之声。面对这一惨绝人寰的图景，诗人发出了“念之断人肠”的呼喊。

《蒿里行》运用民歌的形式，行批判之实，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这首诗不仅时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

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它是汉未之实录，是史诗也。

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体现了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是曹操比较成功的作品，通过阅读，不仅可以让读者了解当时的历史事实，还能领略作为诗人曹操的独特文风。

《蒿里行》赏析

《蒿里行》是曹操现存的二十几首乐府歌辞中的一首，这是一首具有较突出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好诗。它之所以好，是因为它不仅对因战乱而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群凶，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挞。锺惺在《古诗归》中赞赏这首诗，说它是“汉末实录”，是“诗史”，我以为并不过分。

“蒿里”之曲，原是齐国东部的民谣，它是当地士大夫、庶民死后出殡时唱的挽歌。唱时一人领唱，数千人和唱，那场面是相当壮观的。曹操“雅爱诗章”，“登高必赋”；他又是个音乐的爱好者和行家，往往是“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并且立即把这些新编乐章交给倡优们演唱，常常是“日以达夕”，乐在其中。他一生戎马倥偬，写了许多诗，全是乐府歌辞，都具有民间歌谣的特点。这首《蒿里行》，就是他运用乐府旧调旧题的形式，反映汉代末年社会动乱现实的诗篇。利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这正是诗人的特长和特点。我们从他的大部分诗作来看，无论是状物抒怀，叙事写景，都可以听到诗人的心声和时代的脉搏在一同跳动。它不仅在继承秦汉优秀诗歌传统，推动五言诗的发展上作出了出色的贡献，而且一反汉末名门士族所谓“经术”的陈腐传统，面向民间，向民间歌谣学习。他的诗作能针砭时弊，言之有物，开创了一代诗风。

《蒿里行》运用民歌的形式，行批判之实，这在当时确是一个创举，也是一篇战斗的檄文。诗人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当时势力雄厚、地位显赫的二袁，这充分显示曹公是具有非凡的胆略和卓识的。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这是诗的开首第一段。诗人仅用四句精炼语言，便概括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初平二年（190），关东（函谷关以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无耻，祸国殃民的董卓。本来各方将领（包括曹操在内）都希望团结一心，效法周武王那样，会师于盟津（即孟津，武王伐纣，八百诸侯会师之地，在今河南孟县南），吊民伐罪，一心一意地除奸诛恶，忠于国是，匡扶汉室。形势是一派大好的。可是，这大好形势，却被袁绍一伙（包括韩馥、公孙瓒等）野心家给破坏了。所以诗人至此笔锋一转，戟指袁绍之流，充分揭露了他们的罪恶和丑态。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自相残杀起来。

曹操当时因卫兹（陈留人）的资助，仅招募了五千兵卒，参加了讨卓联军，可谓是势单力薄了。而袁绍是兵强马壮，权大势高，曾骂曹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见陈琳代袁绍拟的檄文。所谓“赘阉”是指曹父是宦官曹腾的养子），可见他根本瞧不起曹操。但曹操不畏强权，对袁绍之流的倒行逆施，“踌躇而雁

行”的态度，曾大胆告诫，仗义执言。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当时曹操曾严厉地指出：“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可是袁绍之流并不以此为诫，更不以此为耻，甚至变本加厉，大做起想当皇帝的美梦来了。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这是诗的第三段。诗人在这里对袁绍之流以讨伐董卓作幌子，行争夺霸权，南面称孤之实，以致造成长期战乱，民不聊生的卑劣行径，给予无情的揭露与抨击。当时（建安二年，公元一九七年）袁绍的从弟袁术，确已在淮南（今安徽寿县）扯起帝号大旗来了，乃兄袁绍更是不甘后人，也于初平二年（191）“擅铸金银印”（即“刻玺”）阴谋把献帝废了，“立幽州牧刘虞”为天子。这些谋私利，搞分裂，制造社会动乱、民生疾苦的罪恶活动，激起了诗人无比憎恶的感情，进而痛加挞伐，充分揭示出这群丑类极其凶残的本质和嘴脸，而且对由此而导致的长期战争，给予广大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无穷疾苦，寄予了极为深切的同情。从而为诗的煞尾震撼人心的描述，铺平了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就是诗的煞尾。诗人通过这四句的描绘，画出一幅多么凄凉悲惨的图画呵！正因为袁绍之流所造成的连年战乱，士兵们不能解甲归田，人民死亡惨重，百不余一，使富饶的北方，变得满目疮痍，哀鸿遍野。荒野上到处是白骨累累，千里之内听不到鸡鸣之声。面对这样一种惨绝人寰的图景，诗人不禁发出了“念之断人肠”的呼喊，这正是诗人正视民瘼，大痛大悲之情的充分流露。他运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由于战祸连年而造成人民的重重苦难，从而准确地、有力地反衬出袁绍之流的罪恶行径，反衬出造成人民苦难的首恶元凶，也正是这群丑类。诗人运用这种艺术的巧妙反衬，就更加真实、更加具体、更加形象、更加典型地揭示了他们的嘴脸，这就使得诗人的批判武器，更加强大有力，弹不虚发，准确地击中了敌人的要害。这也正是《蒿里行》这首灿烂的诗篇，具有较强烈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所在之处。

《蒿里行》共分四段，有启、有承、有转、有合。段与段之间，环环紧扣，层层剥笋，相辅相承。既表现了诗人气势沉雄的超凡文采，也反映了诗人博大胸襟，俯瞰一切，对腐朽势力敢斗敢争、决不妥协的英雄气概。在实际生活中也是如此，诗人对袁绍之流的所作所为，先是言诫，继之笔征，最后予以兵伐，终于把这群丑类赶下了历史舞台，统一了北方，实现了广大人民渴望已久的安定统一的政治局面。有人说这是“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可谓言之不谬。当然，曹操是地主阶级（中小地主）的政治家和诗人，他的思想，他的言行，不可能不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但当时曹操对社会形势的发展，确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在政治上对农民则采取让步的政策。反映在文学倾向上，打破“经明行修”的束缚，反对两汉传统，主张用人唯才，几乎把当时四方有识的文士，网罗无遗，造成文学上的“彬彬之盛”。因此，我们也不能因所谓局限，抹煞诗人的独创性和写实的诗风。《蒿里行》也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