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强制性

浅议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强制性
2012级汉语言文字学专业马真真
摘要：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就像是一张纸的正反面，任何一面都不能离开另一面而独立存在，而语言符号的这两面并不是指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也就是说，符号的两个部分都是心理的，这就否定了前人把语词符号的性质归结为一种分类命名集的观点，即否定了先前的学者把符号问题和语言问题等同于命名问题的认识，索绪尔从概念和音响形象这两种心理的东西中提炼出两个更为抽象、更具有系统特性的成分—“所指”和“能指”。

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索绪尔认为，符号的任意性广义上是包括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两点的，但是语言符号一旦进入交际，也就是能指和所指一旦相结合起来指称事物，对使用它的成员就具有了强制性，任意性和强制性既是矛盾的又是相联系的，我们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

关键词：
能指所指任意性强制性
正文：
“所指”和“能指”这两个词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用得非常普遍，我们在读《教程》中遇到“所指”和“能指”二词时要明确索绪尔指的是抽象化、心理化了的概念和音响形象，而不是单
纯的事物和名称。

关于能指和所指的关系问题，古希腊即有“按规定”和“按本质”的争论（只不过当时争论的是“词与物”的关系问题，其实问题的本质和焦点都是一样的）。

1、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结合的任意性
（1）、从不同语言对同一事物的命名上看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同一个事物，不同的语言用不同的名称去指称就是最好的例证，比如，“书”，英语中称之为book，汉语中称之为shū，日语中称之为ほん，我们看不出“书”的本质即“装订成册的著作”与哪个声音形象有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是与book有联系，与shū有联系，还是与ほん有联系，还是与其他某种语言里的名称有联系？我们完全看不出。

这足以证明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不是必然的、本质的，而完全是偶然的、任意的、社会共同约定俗成的，索绪尔又把这种任意性称之为不可论证性。

但有人反驳，“索绪尔说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那‘飞机’一词不就可以解释为‘飞行的机器’吗，难道这还是任意的吗？”我们应该明确一点，索绪尔指的符号的任意性广义上是包括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两点的，所谓的绝对任意性是指一个单纯符号的所指/能指关系是具有不可论证性的，而相对任意性是指一个合成符号的所指/能指关系是可以通过它的次级单位的组合、聚合关系能够相对地论证的，上述以“飞机”为例对索绪尔观点的反驳并没有看到索绪尔论述合成符号时所阐述的可论证性即理据性的观点，而只是把索绪尔的任意性狭义地理解为绝对任意性而已。

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的是，并不是所有合成符号的能指/所指关系都可通过次级单位的组合、聚合关系来加以论证的，相对可以论证的词语经过历史的演变有可能失去论证性，变得没有理据可言。

比如说“墨水”一词，本来只指一种黑色的、供书写用的液体，这通过“墨”的语素义显现出来，但是后来又有了红色的、蓝色的这种液体，“墨水”一词的内涵扩大了，我们单凭“墨水”一词只能看出它指黑色的供书写用的液体，而却看不出它也指红色的、蓝色的这种液体，这样，原本有些可以论证的词语经过历史的发展、词语意义的变化，它的理据性越来越小，甚至有些合成词语已完全失去了理据性，可见，相对论证性是就一般共时的关系而言的，而不是对词语的历时演变来说的。

（2）.从不同语言的拟声词和感叹词上看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针对任意性这一原则，有人就拟声词和感叹词提出了反驳任意性原则的意见。

其实，拟声词从来不是语言系统的有机成分，拟声词在交际中具有临时性、个人性，对于同一种声音，不同的语言所用的声音形象不完全一致就是很好的证明，比如狗的叫声，汉语中用wāngw āng“汪汪”来表示，日语中用ウンウン来表示，而wāngwāng“汪汪”和ウンウン是相近但有差别的两种声音形象，也就是说，能指和所指是没有本质的、必然的、内在的联系的。

感叹词很接近于拟声词，也会引起同样的反对意见，有人想把感叹词看作据说是出乎自然的对现实的自发表达，但是对其中的大多数来说，我们可以否认在所指和能指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我们还是以不同语言的拟声词比较作为论
证，仍以汉语和日语为例，汉语中表示惊讶的感叹词wà“哇”和日语中表示惊讶的感叹词うわあ虽然听上去相近但在口形、音长等方面还是不同的，虽然我们认为两种语言中（上面所提到的日语和汉语）有某些感叹词的声音形象是相近的（如上面所举的wà“哇”和うわあ），或者姑且认为是相同的，但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当作是一种偶然，因为在别的语言（如英语）中表示惊讶的词的声音形象可能与汉语的wà“哇”和日语的うわあ相差悬殊，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在表达某种感情时所用的声音形象不可能完全一致。

总的来说，语言中的拟声词和感叹词源出于象征，是两种比较特殊的词，在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这一问题上引起争论也是难免的，或许某些感叹词在造词之初的确是出乎自然的对现实的自发表达，但我们已经无法追溯最初的情形了，因此很多感叹词在现在看来已没有什么理据可言了。

由此可见，索绪尔的“符号的任意性支配着整个语言机构，任意性原则是头等重要的原则”这一观点是可以理解的。

2、语言符号对其使用成员的强制性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就造词之初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来说的，但是语言符号一旦进入交际，也就是能指和所指一旦相结合起来指称事物，语言符号就对使用它的人们具有了强制性，就好像是人们对语言说“您选择吧！”但是随即加上一句“您必须选择这个符号，不能选择别的。

”已经选定的东西，不但个人即使想改变也不能丝毫有所改变，就是大众也不能对任何一个词行使它的主权，不管语言是什么样子，大众都得同它捆绑在一起，语言符号对使用它的语言
社团来说是不自由的、强制的。

但是，既然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的特点，那强制性又是从何而来呢？也就是说，语言符号为何一旦进入交际它的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就变得不自由了呢？关于这个问题，根据索绪尔的观点我本人有几点认识：
第一，是因为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结合的任意性使得变更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变得不必要。

前面提到过，索绪尔认为符号的任意性特点支配着整个语言机构，任意性原则是头等重要的原则，符号的任意性使我们不得不承认语言的变化在理论上是可能的，深入一步，我们却可以看到，符号的任意性本身实际上使语言避开一切旨在使它发生变化的尝试，既然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那么在造词之初一个概念用这个语音形象表示也可以，用那个语音形象表示也可以，那能指和所指所表示的概念一旦确定下来就没有去变更能指和所指结合关系的必要了。

第二，语言中数不胜数的符号的存在使得随意变更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关系成为不可能的事。

如果语言只有为数有限的要素，那么人们共同约定来改变原有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关系，这也是可以被人们接受的，这样的改变也是很容易的，只要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都认可就可以了。

但是事实是，语言的符号是数不胜数的，人们不可能一下子变更所有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关系去接受一种新的能指和所指关系，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在任何时代，哪怕追溯到最古的时代，语言都是前一时代的遗产，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相结合来指称事物是被
全体社会大众所接受了的。

要去任意改变那数不胜数的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关系是完全不现实的。

第三，能指和所指结合起来指称事物并构成大量的合成符号后，语言这个系统就变得复杂起来，一旦用于交际，就使得变更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关系就显得格外困难。

前面提到过，索绪尔所说的任意性包括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两点，也就是说，语言并不是完全任意的，合成的符号是可以通过它的次级单位的组合、聚合关系来论证的，很多合成的语言符号是能找到它的理据性的，这也就是说，一旦改变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关系，原来的理据性就没了可以依赖的基础了，语言这个系统是相当复杂的，不是轻易就能改变的。

第四，集体惰性对一切语言创新的抗拒是解释语言符号对社会成员具有强制性的最主要的因素。

语言是人们每天都使用着的、用来交际和思维的工具，它无时无刻不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一点上其他制度是无法与其相比的，这一首要事实也足以说明对它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语言在本质上是惰性的，这种惰性对语言创新是会产生抗拒力量的。

结语：
以上四点足以说明语言符号对使用它的社会成员具有强制性的原因，总的来说，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结合的任意性和对其使用成员的强制性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我们不能只看到任意性而随意变更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关系（除非整个社会都约定这么做），也不能只看到强制性而否认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
结合的任意性和对其使用成员的强制性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相联系的一面，这两者是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赵蓉晖《索绪尔研究在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