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中国改革的最早突破

作者：陆学艺张义德

来源：光明日报

来源日期：1998-11-5

本站发布时间：2002-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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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而农村改革是从“包产到户”开始突破的；“包产到户”从安徽开始，安徽的“包产到户”从1978年开始。

发现了包产到户

1979年我在江苏、安徽等省搞农村调查，于6月初到达合肥。安徽省农委秘书长刘家瑞、省政研室的卢家丰等给我介绍了包产至U组、特别是凤阳“大包干(到组)”的情况。由于谈得很投机，在谈话将要结束时，刘家瑞很神秘地对我说：“我们这里还有包产到户的呢!”我听了很感兴趣，要求去看看。刘家瑞说：“我还没有权让你去看。”我说：“你去请示省委，就说我是中国社科院的，一定要去看看。”他走后，一直没有回话。第二天一早，开来一辆上海牌轿车，刘家瑞对我说：“省委同意你去看，但不要说是北京来的。”在刘家瑞陪同下，我到了肥西县山南区。

当时正是夏收季节，我们看到，这个区一派大丰收的景象。但不同类型的生产责任制，情况各不相同。人们把这种情况叫做“三层楼”：按生产队老办法子(当地农民称为“大呼隆”)的，增产一倍；实行包产到组的，增产两倍；实行包产到户(当时已占全区生产队总数的77%以上)的，增产近三倍。显然，这个区的丰收，主要应当归功于包产到户。后来，到夏收结束，汇总统计，这个区1979年总产小麦2010万斤，比1978年增产265%，国家征购1149万斤，比1978年增长5.7倍。

包产到户的由来

刘家瑞、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等同志向我介绍了包产到户产生的经过。

从他们的介绍中我知道：包产到户是当地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在特定的条件下的一种创造。1978年夏秋季，安徽大旱。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为了对付这个局面，曾经下令：无论如何秋季每户要种下半亩“保命麦”。如果这个任务完不成，第二年省里要饿死人的。这个任务到了肥西县山南区，要完成4万6千亩。但是到了9月15日，才完成了一千多亩。原因是旱情太重，土地板结、龟裂，种不下去。区委书记汤茂林下到村里，找大队支委们开会，研究如何种下“保命麦”。

在支委们一筹莫展时，汤书记问：“难道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这时，有一个委员说：“办法还是有的。”

汤书记听了，一声没吭。

所谓“老办法”，在场的每个人心里都明白，就是原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1961、1962年在安徽推行的“责任田”，也就是“包产到户”。“责任田”在摆脱因“五风”而造成的特大困难中起了重要作用，被安徽农民称为“救命田”。但曾希圣却因此而受了批判，被罢了官，省内从上到下有相当多干部因此被整。十多年来，这一直是一个敏感问题，不少人还“心有余悸”。

汤茂林走后，支委们连续开会，捉摸他对“老办法”的反应，觉得他的态度同往常不一样，这个支委提出“老办法”，并没有受批。支委们认为，既然他不反对，我们就可以搞。于是就连夜把土地分到户。一个村开了头，其他村就竞相效仿。就这样，山南区各公社的生产队大部分都陆续包产到了户。肥西县的其他区也有效仿搞包产到户的。

山南区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秋麦种植面积扩大到10万亩，超过原计划一倍多。农民的积极性很高，种麦时，许多农户点着煤油灯，在地里一连奋战三、四个昼夜，犁不动或牛力不足的地方，就用大锹翻地，硬是把麦种下去了。

对包产到户的不同反应

山南区的包产到户出现以后，各级领导的态度各不相同，总的来说是反对的意见多，赞成的意见少(有的心里赞成，也不敢明说)。区委是支持的，他们采取了很多办法来解决包产到户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县委是反对的，但也没有马上制止；省委的态度是，让他们试试。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说，就在这一个区试验，不要扩大，由我负责向中央汇报。有人说，万一试验失败了，粮食减产，怎么办?万里说，不就是一个区嘛!如果减产，全省调粮食支援这个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区就定为省委的点。

发生波折是在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封署名张浩的来信和编者按以后。这封信和编者按主要是批评包产到组，当然对包产到户的压力就更大了。在这种情况下，省委认为，春耕大忙已到，劳动组织、计酬形式等如果再变，对生产不利，表示山南区可以试着干，待秋后再说。可是，肥西县委却顶不住这个压力，做出纠正包产到户的决定，要求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把包下去的地往回收。他们要求山南区在干部和党员中办学习班，“转弯子”。据我们了解，肥西县委对包产到户增产效果显著，农民要求继续干下去的迫切愿望是清楚的，他们主要是怕担责任，怕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才采取了这个“收”的措施。

但基层干部和农民对县委的决定反映强烈，有的人间：“增产粮食犯不犯法?”“为什么证明了能够大增产的办法不让搞?”“我们大队前几年，年年吃返销粮，我们当干部的脸上不好看。我们国家现在还吃进口粮食，这个办法难道不比吃进口粮食好?”有一个社员要给中央写信，反映包产到户的好处，其他社员知道了，都要求在上面盖章、按手印，他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坐班房我去，不连累你们。”他说：“继续干(包产到户)，不但今年大增产，明年还要大增产。要是仍旧‘归大堆’，明年是乌龟过田埂——大跌跤子!”由于下面抵制得厉害，包下去的终于没有被收上来。

当地干部尖锐地提出问题：“搞了二十多年的农村工作，往往把粮食减少了，或者只是徘徊不前，反而说大方向正确，路线正确；而把粮食搞得大幅度增产了(如1961、1962年以及1979年夏季)，反而说大方向错了，路线错了，这是什么理论?”

山南区的包产到户对周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六安县椿树岗公社棚岗大队与肥西县山南区金牛公社山连共埂，这个大队(未实行包产到户)的支部书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农村兴不兴?要是兴的话，我看包产到户上得快。你去看看，我们大队的庄稼同金牛的相比，相差多大!”

最早反映包产到户的文章

我回北京后，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宋一平、哲学所党委书记孙耕夫作了汇报。他们对我反映的“三层楼”的情况特别感兴趣，认为很有说服力。不久，我收到了安徽的同志寄来的三篇文章：安徽日报记者汪言海写的《安徽省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省政协委员郭崇毅写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夏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安徽省农委政策研究室的《从山南区半年突变看政策威力》，内容都是介绍包产到户的。这三篇文章在当地发表有困难。我拿着这三篇文章向来一平汇报，他大力支持，同意发《未定稿》(院里的内部刊物)增刊，并对我说，你也要写一篇，从理论上讲一讲。我写的文章题目是《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其中论证了“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包产到户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提出“对1962年包产到户的问题，要重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

这期《未定搞》(1979年11月出版)发表的四篇文章，可以说是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最早的文章。(1979年，有的新闻报道介绍了“包产到组、责任到人”，实际上指的是包产到户，但没直接用“包产到户”的提法)增刊发行的范围虽然窄了些，但在上层领导同志中引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