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 家 作者：青海循化韩庆功

一我们家从祖辈上就扎下了穷根，从爷爷那辈起，一家人没白没黑地忙碌，只能勉强度日，家境始终不见好转。

父亲早逝，母亲改嫁，在我孑然无助时，表哥伸出援手，把我揽在了怀里，咬紧牙关硬是让我上完了中专。

那一年我十五岁，正逢包产到户，生产队给我单分了一亩水浇地和几棵杂树。

表哥送我去畜牧学校那天，邻居曼苏日大爷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你这个娃娃命里有造化，是咱土巷道里出来的公家干部，许是你家祖上积了德哩。

”对于命运的转机，我由衷感激的还是敬爱的表哥阿布都?韩德祥。

因此我心里早已删除了“表”字，视他如亲哥。

我哥在柴达木盆地的一个山沟里挖煤，终年猫在几百米深的矿井里，不是在斜井里放炮，就是在平洞里除瓦斯，提着脑袋挣钱。

1984年冬天，他押着一车黑黝黝的焦煤和几百斤骆驼肉赶来，速速办了我的婚事。

次年初夏，我哥捎来一封信，大意是要我赶在秋收前分家。

我不愿，他却一再催促。

信里说单另起灶是迟早的事，不如早分早起家。

他说我屋里的东西都归我，把爷爷留下来的那口黑得发光的面柜和一亩责任田及几棵树木划给我。

村里有几处长年锁门的闲房，都是断了嗣的人家留下的遗房，几个旁亲都占着份儿，素常不是当草房就是圈牲畜。

我很快物色到一个闲院，里面有厢房、厨房、畜棚和茅厕。

看上去厢房有些年份了，房顶的木头被烟气熏得像涂了一层黑漆。

用草泥抹就的土墙歪歪斜斜、凹凸不平，依稀可见用手指抹泥的印痕。

我找来旧报纸细致地裱糊了墙壁，墙的正中贴了两幅风景画；花格窗上糊了艳丽的花纸；屋梁下端从这头到那头拉了几道铁丝，铁丝上先用报纸打了顶棚，待报纸上的浆糊干透了，再裱一层白纸。

如此拾掇一番，屋内立时亮堂一新，有了一股暖烘烘的气息。

爷爷传下来的那口面柜是中间隔开的小柜子，里径小，总共装不下三五百斤东西。

这对于我，也是件稀罕家什，花十五块钱漆成米黄色。

我把一张小饭桌和装青油的塑料桶立起来，摆在面柜上，试图在空间布局上造成一种丰富感。

用几根木条做成一个四方形架子，把稍大的一张炕桌套在上面，形似八仙桌，搁在对门的墙中央，两把靠背椅放在桌两边。

桌上摆了两个暖瓶、几口盖碗和两面镜子。

靠近炕沿处安放一台圆筒火炉。

这些是我起家时的全部家当。

难忘分灶后的第一顿饭。

因为没有居家过日子的经验，那顿饭做得有点不成样，不是缺了盐就是少了醋，直到把碗端在手里才想起忘了买筷子，情急之下折断了油菜秆当筷子。

别人都说小锅里的饭香，而我的首顿饭却没吃出香喷喷的味道，记忆中多了一些苦涩和酸楚。

金秋时节，我那金灿灿的麦地可以开镰了，丰收的喜悦涌满心间。

妻子在农活上是一把好手，手持镰刀的架势、弯腰割麦和打捆的娴熟动作跟中年妇女毫无二致。

她虽有身孕，但干起活来总不见累，顶着烈日，挥汗扬镰，到晌午就能割下二分地。

地边简单吃过午饭后，她又去收拾散乱的麦地。

她用两只手各提起一捆麦秸，把两扎麦捆的穗头向上挨紧，岔开麦捆屁股，朝地上使劲一蹾，就稳稳的立起一排人字形麦捆来。

干完这些，她又把洒落在麦茬里的穗头一枚枚拣拾，随手打结成拳头大的穗团，放到背篼里，等歇工时拿回家。

生产队分给我的都是犄角旮旯地，屁股大的地儿分散在几处，送肥料运麦捆都得马驮人扛。

妻子到娘家牵了骡子来，我把麦捆驮上骡背，一次次运到打碾场。

妻子说咱家麦捆少，不够摞起一堆麦垛，用脱粒机碾场也不划算，不如用链架收拾便当。

于是妻子操起链枷，噼噼啪啪地闹腾了三五天，当人们还在地里忙活时，我家的粮食已经安然入仓了。

黄澄澄的麦粒让人产生一种实实在在的成就感，盛在木斗里计量，总共一石八，大概是三百六十斤。

那年冬天，我尚未从成家的磕磕绊绊中走过来，儿子呱呱坠地了。

一个生命的来临，意味着另一个生命的延续。

分不清是喜悦还是烦忧，我的右肩挑起家务，左肩压着一份父亲的责任。

身单力薄的我，未能隆重地迎接儿子的临世，甚至把乡间惯有的喜庆仪式也省去了。

我们村地贫人穷，唯一长脸的是满沟满坡的树儿。

树叶挨了霜之后，几天间发黄枯萎，秋风一过，便纷纷落下来，在渠边、地头、路上都铺满厚厚的叶片。

这是大自然的馈赠，只要勤快点，就能安顿好一冬的炕料，使烂衣薄裳的老幼从容无忧地送走难熬的寒冬。

为了多扫叶子，妻子天不亮就到村外的树林里，静谧的月夜里发出沙沙沙的扫叶声。

第三个年头，我用自家四分承包地就近换了一份宅基地，开春时借来墙板，挨门请了帮忙的人丁，选了吉日就放线动土。

打墙的场面真是热烈欢畅，五六十号男子有放线的、领喊号子的、运土抛土的，人声鼎沸。

那些站在墙头上光着脚丫、倒背双手、喊着号子、有节奏地使劲踩土的汉子抖擞着、蹦跶着、喊叫着。

那节律性的姿势随便采撷一段，就是一支蹁跹的舞蹈；那抑扬整齐的喊声收集起来，就是一首动人的歌谣。

一层层墙板上下替换，院墙越筑越高。

傍晚时，从两头打墙的人马正好碰在一起，一份湿漉漉的四围合拢的院墙呈现在人们面前，意味着村里又添了一户人家。

圈了庄廓后，最大的心愿就是盖几间房子。

我和妻子商量，每月从工资中挤出三十块钱置备木料。

犹如树枝上筑巢的鸟儿衔来的枝条，我把一根根木料月月扛回家，码在墙角边。

两年后，修建三间堂屋的檩子椽子基本凑齐。

准备木料的同时，我借来一把土胚模具和石杵，自己动手夯土胚。

整个一个夏季，在后院菜地里摞上了八排齐头高的山墙，少说也有五六千块土胚。

二在农村，家境殷实的人家总要张罗着修几间大房。

所谓大房就是有廊檐的结构略微繁复的房屋，廊前雕刻几道造型各异的花槽。

大部分人家盖的是半土半木的简易平房，所需木料取自杨柳杂木，截曲除弯后将就着用。

处于保暖的考虑，房基陷进院子好多，看上去又矮又窄，与其说是房屋，不如称其为“窝”更为贴切。

我为盖房的事早晚盘算，颇费心思。

有一天舅舅叫我过去，关切地说：“盖房是件大事，舅帮不上什么忙。

20年前你母亲在咱核桃园边栽下了几棵杨树，没成想都活了，都长成大树了。

现今你要修房，正好可以派上用场了。

过两天我带你去认一下。

”这真是意外的收获。

三棵高拔的钻天白杨成了整个树林的骄傲，要不是急用，真舍不得下手。

我叫了几个帮手，把高大的树木一一放倒，按尺寸拦腰锯断。

几根大梁、几根檩子和做门窗的料子全都解决了。

雨季之前，请来本村一位老木匠放线动工，大约半个月就把房子立了起来。

苫房那天，亲朋邻居都来帮工，一大早就摆开了干活的阵势。

老汉们在房顶上铺板，小伙子擩草铡草、担水调泥，腰圆臂粗的年轻人狠狠地往房顶抛掷草泥，手上有点功夫的匠人放线砌墙。

赶在一场大雨前，苫好了屋顶，堵实了四墙。

我站在还在滴水的房间里，心里有了一种真正的人生从此开局的庄严感。

北方的房屋须要盘一面土炕，火炕几乎是家的半壁生活。

想盘个热烘烘的炕也不易。

我的一位远房表哥是石匠，他说盘炕用的石头他想办法。

他把我领到几里外的河滩，我俩挽起裤管，赤脚趟过湍急的河水，用钢钳划开几大片石板，稍加修理后背到家里，和着泥土，盘了个结实的大炕。

看到我如此起劲地创业，我哥也捎过话来，叫我在自家树滩挑一棵大白杨树，锯成木板，做一扇大门。

我的印象中，弯弯绕绕的土巷内，挺立着的是一扇扇老旧笨重的单扇门，我做出来一扇双开的上了油漆的大门，有点鹤立鸡群的气派，着实争足了面子。

1992年我又得一女，变成四口之家了。

靠工资打发的日子，像是总也舀不满的半缸水，黯然无色。

妻子说等孩子们长大一点、没有拖累了她就找一些碎活干，添补家用。

她做针线活手指灵巧，自裁自缝，做出的活儿深得旁邻喜爱，来求她裁剪缝补的家妇偶尔留下一些辛苦钱。

等到女儿会走路时，妻子从镇上买来十几只鸡仔，一直喂养到秋后。

除留下几只蛋鸡外，其余都卖了，猛赚了二百多块。

初尝了额外贴补的甜头，妻子心劲更足，决意来年多抓些雏鸡娃。

然而，妻子始终放不下创业的念想，想在服装裁剪方面探摸一下，兴许能掘开一条找钱的路子。

几番苦求，镇上一家裁缝店愿意让她打下手。

但裁缝店老板疑心太重，生怕妻子学上了手就会抢去他的生意，只让妻子做钉纽扣之类的下脚活，还抵押了两个月工资，试图把她栓牢。

妻子起早贪黑不知钉了多少纽扣，总也不见工钱，便掐灭了在针线上追梦的念想，安心操持家务。

三我在雨雪泥粪里摸爬了十年后，在行业内小有所成，由此调任县畜牧兽医站副站长。

初到县城时，四周陌生得一片漆黑，叫人发慌。

好在组织上垂顾我，在沿街的兽医门诊部腾出一间宿舍，又让我去商店提一辆凤凰牌自行车。

为了弥补薄如餐纸的家境，妻子承包了离村很远的四亩弃耕地。

犁地浇水、搬运肥料、播种除草、收割打碾，一年到头苦累得胼手胝足，面容身段都走了形。

纵使如此拼劲，除去种地的各样成本，了无所获。

1994年，一位退休的河南籍老职工返回老家，单位就把他的住房安顿给我。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修建的老式瓦房，屋内有三间套房，大门旁加盖了一间简易厨房。

房前两侧与左右邻居用两道墙隔开，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小院子。

院内有一棵杏树和花椒树。

我用六百元从原房主手中买下沙发、床桌等必要的家具，足够一个小家庭过像样的日子。

那一年是我婚后的第八个年头，几番劝说后，妻子终于答应放弃老家搬到县城居住，从此厮守多年的老屋门上挂了一把久未打开的铁锁。

当初我最大的愿望是盖几间大厢房，我的人生规划中再也找不出比盖房更大的宏愿。

移居县城后，我的大房梦也就随之搁浅了。

那是一个残缺的梦想，我只能在夜夜的怀梦中重温着旧日的乡情。

离开老家后，我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听说房子好几处因漏雨而坍塌了。

妻子知道了很着急，还有点伤感，我心里也隐隐地有些惋惜，毕竟那里浸透着我们创业初期的几多汗水，寄托着青涩的梦想。

城市对他乡陌客永远板着一副生冷的面孔，习惯于匆匆打发那些夜半投宿者，不让来历不明者轻易地占据它的一角屋檐。

相比之下，我们是幸运的一代，不经意的抬腿，竟毫不费劲地跨进了城市的门槛。

四安住公房的我，原以为今生的窝儿已成定局，再也无需挪动，不想耳边又飘来一个挠人的热词--集资建房。

报名要房的多半是跟我一样的单职工，这就像黑夜赶路的一群人相互壮胆，在建房协议上不知深浅地签下名字。

不到两年，几乎所有单位蜂拥而动，忙着建楼分房，在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中喜迁新居。

大规模建房的群体行动对我是一种鼓励，我把栓牢的胆儿放出来，毫不迟疑地向四周张了嘴，向银行递了申请，加上单位补贴那一块，不经意间拿到了楼房钥匙。

不过，最后一批房款凑齐时，我已是连黄水都挤不出一滴的贫病之体，想一想装修和家具的事，像霜打的蔫叶，耷拉下精神头。

毛坯房可以裸住，但没有家具怎么过活？妻子说马都有了，配不起鞍子就不是个事。

孩子们也都嚷嚷着要住新房。

无奈之下，我又去老家的树滩砍了一棵大树，按家具尺寸锯成木板，骄阳下曝晒了一整夏。

入秋时节，把晒干的木板运到楼房，请一名浙江木匠制作了满屋的家具，床、桌椅、茶几、饭桌、案板，甚至端菜的盘子都一应俱全了。

摆置上这些家什，房间里增添了非凡的气息，与城里人家不相上下。

亲戚们给我贺喜的那天，表姐说住上这样的房子就像在天堂里，她决意要让儿子上大学，将来一定要成为像我一样吃公家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