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 程颐兄弟在理学思想发展中的贡献

“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概论。“生之谓性”止训所禀受也；“天命之谓性”，此言性之理也。（《二程遗书》卷二十四）
“性”与“理”为什么不可分呢？二程从《周易》关于“穷理尽性”的传统说法入手展开讨论。二程说：
? 穷理，尽性，至命，一事也。才穷理便尽性，尽性便至命。因指柱曰：“此木可以为柱，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所以曲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二程外书》卷十一）
二程兄弟关于穷理的途径，有许多精彩论述，如程颐说：
? 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事接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同上）
就穷理的方法而言，程颢兄弟较为重视类推与积累，以达到“脱然贯通”。程颐说：
程颐指出，人的本性都是相同的，但才质所禀受的气不同，因而人与人有差别。程颢说：
? “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盖“生之谓性”，“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二程遗书》卷一）
当然，二程兄弟也没有忽略“穷理”的重要性。程颐说：
敬只是涵养一事。必有事焉，须当集义。只知用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敬只是持己之道，义便知有是有非。顺理而行，是为义也。若只守一个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二程遗书》卷十八）
程颢兄弟既要求“合内外之道”，又把“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做加以分别。程颐说：
? 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见闻。（《二程遗书》卷二十五）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于身，其得尤切。（《二程遗书》卷十七）
不过，二程是很重视“致知”、“穷理”的。由此，二程兄弟在知行关系上强调知先行后：
? 孟子言人性善是也。虽荀、扬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独出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无不善，
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途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遗书》卷十八）
性出于天，才出于气，气清则才清，气浊则才浊。譬犹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为栋梁、可以为榱桷者才也。才则有善与不善。性则无不善。（《遗书》卷十九）
?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伊川易传》序）
至显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显微一源。古之君子所谓善学者，以其能通于此而已。（《二程遗书》卷二十五）
在世界本原问题上，程颢兄弟不同意张载把太虚之气看作是万物本原、看作是道。程颐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道也，如一阖一辟谓之变。（《二程遗书》卷三）
阴阳之气所以然之理，才是形而上的道，才是阴阳以及万物的最后根源。二程说：
? 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二程遗书》卷一）
? “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专要精一之也。精之一之，始能“允执厥中”。中是极至处。（《二程遗书》卷十九）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二程遗书》卷二十四）
当然，二程兄弟所谓“灭私欲”，并非“绝民之欲而强人以不能也” （《二程遗书》卷二十五），而是要人的“视听言动，非理不为” （《二程遗书》卷十五），就是要合“礼”。
三、二程兄弟关于性命修行的精神
程颐有“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程遗书》卷十八）的名言。这句话对后世理学影响极大。
关于“敬”，程颢兄弟认为，不可把“敬”与“静”混为一谈。程颐说：“敬则自虚静，不可把虚静唤做敬。”（同上）用“主敬”代替周敦颐的“主静”。至于“敬”的界定，程颐说：“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同上）所谓“主一”、“ 无适”。
二程兄弟还通过诠释《古文尚书·大禹谟》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来阐发其天理与人欲对立的观点。程颢说：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执厥中”，所以行之。（《二程遗书》卷十一）
程颐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
程颢兄弟充分认识“居敬”对于“穷理”的重要作用：
?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二程遗书》卷三）
格物亦须积累涵养。（《二程遗书》卷十五）
《易》所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须是直内，乃是主一之义。……存此涵养，久之自然天理明。（同上）
一、二程兄弟的理本论
程颢兄弟的“天理”又称“理”，之所以加之以“天”，乃是由于其不为个人意志所左右的缘故。二程说：
? 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是佗元无少欠，百理具备。（《二程遗书》卷二上）
既然，从根本上看，性、理、命难以分开，为什么又出现不同的概念呢？程颐说：
? 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二程遗书》卷十八）
自理言之谓之天，自禀受言之谓之性，自存诸人言之谓之心。（《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上）
就气禀而言，程颐认为，人的才质禀于气，气有清浊，因而人有贤愚善恶之分。程颐说：
第三章
二程兄弟在理学思想发展中的贡献
程颢（1032—1085）
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河南洛阳人。曾任地方官吏，后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
程颐（1033—1107）
字正叔，程颢之弟，学者称伊川先生。曾任国子监教授、崇政殿说书。
二程兄弟早年同受学于周敦颐，“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宋史·周敦颐传》）。后又与邵雍多有交往。张载是二程的表叔，也交往甚密。程颢兄弟因长期在洛阳讲学，其学被称为“洛学”。程颢兄弟的言论与著作，后人编为《二程全书》，包括《二程遗书》、《二程外书》、《明道文集》、《伊川文集》、《伊川易传》、《程氏经说》、《二程粹言》等。关于程颢兄弟二人学术观点的异同，学界众说不一，本章以合而述之。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为天道，则乃以器言，而非道也。（《二程遗书》卷十一）
在理与气的关系上，程颐说：
? 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二程遗书》卷十五）
? 格物穷理，非是要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所以能穷者，只为万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虽小，皆有是理。（《二程遗书》卷十五）
所务于穷理，非道须尽穷了天下万物之理，又不道是穷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积累多后，自然见去。（《二程遗书》卷二上）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济事，须是集众理，然后脱然自有悟处。（《二程遗书》卷十七）
关于“穷理”， 程颐说：
? 明善在乎格物穷理。（《二程遗书》卷十五）
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合内外之道也。语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语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学者皆当理会。……求之性情固是切于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二程遗书》卷十八）
二、二程兄弟对性、理关系的见解
二程兄弟的理本论是为了人生的道德践履。因此，在他们进行关于“天理”思考时就很自然地将之引入到道德论之中，于是产生了“理”与“性”的关系问题。二程兄弟通过先秦心性论的分析，以阐述他们在心性学的见解。程颐说：
凡言性处，须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谓性”，论其所禀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论其本，岂可言相近？只论其所禀也。（《二程遗书》卷十八）
? 须是知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二程遗书》卷三）
故人力行，先须要知。非特行难，知亦难也。……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那门，行那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往之心，其将何之？（《二程遗书》卷十八）
须是知了方行得。……未致知，便欲诚意，是躐等也。学者固当勉强，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强行者，安能持久？（同上）
四，二程兄弟关于天理
人欲的一般看法
二程兄弟提出“性即理”，认为人性之本即为天理；同时又把人欲看作是恶的根源，而与天理对立起来。程颢说：“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则亡天德也。”（《二程遗书》卷十一）程颐说：“人之不为善，欲诱之也。诱之而弗知，则至于天理灭而不知反。”（《二程遗书》卷二十五）又说：“视听言动，非理不为，即是礼，礼即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二程遗书》卷十五）
? 凡物之散，其气遂尽，无复归本原之理。天地间如洪炉，虽生物销铄亦尽，况既散之气，岂有复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气？其造化者，自是生气。（《二程遗书》卷十五）
二程对于张载的本原论也表示了不同的看法。程颢明确地说：
? 立“清、虚、一、大”为万物一源，恐未安。（《二程遗书》卷二上）
当他们从本体论的角度使用“理”与“性”的范畴时，二者并无意义上的分别，当他们从发展论角度解释人的差异时，其“理”与“性”也就具有特指意义。程颢说：
天下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非本恶，但或过或不及便如此。（《二程遗书》卷二上）
圣贤论天德，盖谓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无所污坏，即当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坏，即敬以治之，使复如旧。所以能使如旧者，盖为自家本质元是完足之物。（《二程遗书》卷一）
? 散之在理，则有万殊；统之在道，则无二致。（《伊川易传·序》）
天下之理一也，涂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其致则一。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于一，则无能违也。（《伊川易传》卷二）
认为具体事物各有其不同的理，这就是万殊，但最后又殊途同归，统一于一理，这就是“道”。二程说：
? 二气五行刚柔万殊，圣人所由惟一也。（《二程遗书》卷六）
理则天下只有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二程遗书》卷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