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历史经济变革读后感

2014年，民建北京市委理论委员会开展系列读书会活动。我利用春节期间休息，一气

读完了钟瑛主任推荐的吴晓波老师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不由得心潮澎湃，感触良多。此书以时间为轴，在东西方历史的宏大背景下，打破时间壁垒，重构历代变法全貌；对中国历史上十数次重大经济变革的种种措施和实践作了系统的概述和比照，以建设性的理性心态，指明因革演变，坦陈利害得失，探研本国的历史轨迹及可能的前途；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式改革的历史脉络，又剖析了隐藏在历代经济变革中的内在逻辑与规律。辩驳得失，以史为鉴，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经济史”。

我们知道，对一个事物的把握，不仅要从感官上对事物的形态进行了解，还要了解事物所处的周边环境，更要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到灭亡的历史规律及所处历史阶段。同理，对经济的学习，不仅要横向，也要纵向，不仅要微观，更要宏观，不仅要重点，也要全面。

书中吴晓波老师提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我们迄今仍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第二，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它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的变革，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场化为取向，以维持“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这次变革的时间长度很可能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长度。

作为一本经济类的书籍，《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没有华美的文字，只有对历史朴实的描述，引经据典，展示了中华民族经济发展变革的背景、思路、内容和成果，说明了两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不是停滞而是探索和发展的，洞悉上下五千年来华夏国家当权者治理国家经济的方针，并通过历史改革事件分析，为当今中国改革提供借鉴。

自春秋战国时期2000多年以来，中华民族不仅是简单的朝代更迭和轮回，对发展生产力和改善生产关系进行了很多探索和创新，努力调整和平衡国家中央政权、地方政府、有产阶级、无产阶级四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从管仲、商鞅、桑弘羊、王莽、刘晏、王安石、朱元璋、李鸿章、宋子文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陈云、邓小平、朱镕基等人，都在历史中留下了经济革新的印记。

中国的朝代更替、集权与放权，表面是历史英雄人物个人的强弱促成的，实际深层的推动力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历经诸侯割据兵荒马乱的时代，人民苦不堪言，流离失所，就慢慢盼望统一、集权、安定的强势国家出现，于是就容易出现一个儒家模式管理的国家；在长期等级森严、教条、迂腐的国度，人民慢慢就盼望自由无束的生活，于是国家就容易转换到道家的模式。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就不断在儒家和道家两种模式中转换，分分合合。经济管理其实也一样，集权利于国家应付内忧外患的紧张时期，集中力量办大事；放权利于地方和商业，容易搞活商业，促进经济发展。任何一项改革都应是适应时代潮流和国家人民需要的，否则就会流产，甚至改朝换代。

通篇阅读后，不由得心潮澎湃，书里不断暗示读者所在国家的历史如此源远流长，文化如此璀璨，而我们所处的时代又是何等的伟大，仿佛我们自身也跟着伟大起来。我们可以梳理出这样的框架构造：

中国历朝历代的焦点集中于四大利益集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和四大模式（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控制模式、社会精英控制模式、宏观经济制度模度）。

中央集权在前工业文明时期的四大基本制度分别呈现为：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郡县制度保证帝国的运行，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的产生；尊儒制度扼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社会精英吸纳到体制内为我所用；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

改革涉及到的三个重要方面就是财政（税收）、货币和土地，好的改革要处理好这三个方面，从税收上来讲，明税容易造成反对，暗税则容易被接受。国家对上游资源、生活必需品（盐铁）、货币、土地的控制措施，历次改革都想出了很多措施和办法，总的来说各方在利益博弈中通常是政府胜出，最终又造成权贵经济，剥夺国家经济活力，并逐渐走向衰亡并转向重新分配的轮回。

两千七百年前，春秋时期的管仲改制变法，使得齐国一跃成为霸主，傲视群雄；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一时国库充实，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为之缓解；公元1978年，邓小平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百年积弱的中国经济再度崛起，重回强国之列。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每一次变革，都顺应社会发展而发生，也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今，新的社会发展又提出了继续变革的要求。

看《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更多的是看历史。就一国的治理与发展来说，政治制度是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固然重要，但通常还是要服务于政治的。任何经济改革方案都是一把双刃剑，都涉及到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就是改变利益分配模式，重新分蛋糕，就会有反对有支持，就会流血，就需要强权来镇压和稳定，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作为保障，经济改革是无法进行的。所以，要厘清经济变革的前因后果就不得不牵涉到政治环境的讲解，作者对此给出了不少自己的看法和对历史的评价。

书中，作者看似不经意提及的那一句：“所有经济制度改革的基础是政治制度的变革”；事实上，所有的章节都已经用数据明确指出，经济变革对政治制度变革的依赖度远远超出所有改革家的想象；制定战略的过程，其实也是当事人发挥想象力的过程——变革家倾其全力发挥无穷的想象，和土地博弈、与金融斗争以及向国有（民营）经济不断发起的挑战——终究挣不脱的是政治这块天花板；很多严重问题的起源是在制定原则方向的时候就已经埋下错误的种子，而之后所有的执行都是可怕的错上加错，可知战略的重要性。新一届国家领导团体上台之后，“顶层设计”这个词语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它是如此直白地在向每一个受众大声呼喊：我就是方向！我就是愿景！！我就是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