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与民族主义》、《想象共同体》、《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三书的理论联系

论《民族与民族主义》、《想象共同体》、《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三书的理论联系

盖尔纳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和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以及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两书相比，如盖尔纳所言，《民族与民族主义》是在论述一个简单的、定义明确的事例的著作[1]，更像是在做一种引导性的科普工作，普及的是一种基础性的概念。安德森和杜赞奇两书在盖尔纳理论铺开的道路后，进一步提出自己对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观点甚至是可以说是一种期许。所以，为了便于后文对上述三书的交叉比较，本文首先对盖尔纳的民族主义进行背景式的说明总结，然后选取三书中关联性最强的三个主题进行比较。

盖尔纳的观点倾向于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民族主义现象。全书围绕文化之于民族以及民族主义生成的至关重要性。无论民族的定义如何复杂多样，盖尔纳绕开它，不对民族这个概念做正式的定义。而是从文化和文化认同两个方面来阐释他对民族的理解。民族的构成前提有两个：一个是彼此共享同一种文化；另一个是彼此相互承认对方属于同一民族。

而民族主义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工业时代的到来（在盖尔纳看来似乎也是唯一的因素）。在工业时代到来之前的农业社会中，水平的层级文化总是被顶端的文化统治阶层强行地制造出层级差异，并且强化层级之间的文化差异。工业社会促成了劳动分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也颠覆了农业社会单向性流动的文化垄断，以强调流动性的的职业分工的取代了强调稳定性的阶层分工。这种劳动分工的参与者需要共同的文化，也即文化上必须实现统一。那么，要想实现并维持文化的统一，则需要一个可以维持秩序的国家机器来对其进行保护与管理。所以这就促成了民族主义产生以及民族国家发展为国际社会主角的时代的到来。所以，在盖尔纳看来，工业社会是民族主义出现最为重要的的背景条件。

一、文化分层农业中国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关联

盖尔纳在总结农业秩序时代的高层次文化与工业时代的差异时，提到在政治上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在文化上更多地依附于信仰和教会。他认为，农业秩序时代里，由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的少数人所维持的高层次文化更多地依附于信仰和教会，但是在工业社会的高层次文化却是跟国家和普遍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而中国却是个例外，在（农业秩序时代）中国，一种高层次文化更多地与伦理和国家联系在一起。[2]在这一段阐述中，不难看出在盖尔纳眼里，农业秩序时代的中国高层文化跟工业社会的高层文化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首先，在农业秩序时代的中国，伦理其实就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由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渗透的中国社会，伦理思想首当其冲成为官方乃至民间共通的文化因子，是一种当之无愧的普遍文化。也就是说，农业秩序时代的中国，其高层文化与普遍文化的关系，和工业社会里高层文化与普遍文化的关系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其次，就国家而言，中国农业秩序时代里跟高层次文化挂钩的国家含义，跟工业社会里被高层文化传播的国家虽然有所不同，但却也存在可以辨识的相似性。例如对边界的重视程度以及在秩序维持方面的集权力度。

所以从上述两点相似性来看，中国的例子似乎并不符合盖尔纳的文化层次说。理由如杜赞奇所提出的批评：在像中古欧文明这样一些复杂的文明历史中，很难描绘出一幅各自孤立的群体加上与下层分裂而内在统一的知识阶层的图景。[3]但是，尽管中国的社会情况并不符合盖尔纳的社会分层理论，由于上文提到中国农业秩序时代的高层文化与工业社会的高层文化具有某些相似性，所以，或许可以猜想：农业秩序时代的中国就已然具备民族的雏形，只

是盖尔纳并没有明确提出。而在杜赞奇的研究中，反倒提及了这种观点：在（中国）农业社会中，许多人都从不同的层次上意识到了其文化与身份。从这种意义上说，也许他们与现代人并无太多差别。[4]在杜赞奇看来，中国人在现代西方民族主义传入之前就已经有了类似于民族的想象了。

有趣的是，在农业秩序时代中，西方社会中高层文化所依附的信仰和教会，在中国却是为民间文化所依附的。这一点在杜赞奇研究华北农村的那本《文化权利与国家》就记录了这种发现：宗教观念和宗教生活在中国民间非常普遍。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第三章中，杜赞奇通过国民党人与民间信仰或迷信的冲突也反映了这个现象。对此，我的看法是，在西方社会中，这种依附于信仰和教会的文化是一种干扰民族想象的力量。于中国社会而言，这种文化也同样阻碍民族发展，但并非阻碍对民族这个概念的想象，而是阻碍民族国家体系的建构。

二、想象与遗忘有关民族属性的看法

在盖尔纳书中，读者似乎无法捕捉到任何跟民族的想象或遗忘相关的内容，因为盖尔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书中倾向于认同民族属性的稳固性与偶然性。如盖尔纳本人所言，像本书这样论述一个简单的、定义明确的事例的著作，却仍然存在着（或可能更容易）被人误解和错误地解释。[5]后来的民族主义研究者会有更多的补充解释，即使并非盖尔纳所言的错误和错误的解释。

在安德森的论述中，民族它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6]所以在他的观念中，民族主义本质上更倾向于创造性，虽然在第一波民族主义之后的第二波第三波都是对第一波的模仿，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盗版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比第一波更有自觉意识。这种创造性的典型，如他所认定的最早的民族主义就出现在美洲大陆遭母国歧视的新移民们在殖民地上开始想象并构建出一个属于殖民地住民自己的民族，并为脱离母国走向独立而发展出第一波民族主义浪潮。

但对于有过中国史研究的杜赞奇来说，这种模式化的想象所表现的出来的创造性，更应该理解为承异性。因为在他所认识的中国，早在西方民族主义传入之前就已经有类似民族的想象了，典例如元清两代初期汉族群体的民族意识。所以杜赞奇创造了承异这个解构性的概念来取代安德森所用的想象，用以表示新民族在其形成过程中，一个群体成功将一种传承与/或异见的历史叙述结构施加于他样的和相关的文化实际之上[7]的手段。这种承异的目的在于改造群体界限的觀念。

改造往往需要借助一定的历史叙述结构以促成非主线历史的被遗忘。所以，对一个民族来说，正如安德森在书中所引用赫南的话：民族必须要遗忘很多事情。[8]事实上，这里的很多事情，指的是也只能是跟历史有关的记忆。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杜赞奇从一个历史学者的角度出发，将民族必须要遗忘很多事情表达为民族主义者与民族过去的非主线历史的一种割裂，即杜赞奇所谓的历史终结症[9]

首先，我们从《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书名中便可以窥探出作者是如何历史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历史之所以需要被拯救，是因为民族主义者利用线性的历史叙述结构，压抑了其他路线的历史真实话语。正如杜赞奇在该书《附录：东游记》所说的，本书的主要研究目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