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书评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王学典摘要：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叙事基调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的变迁：1945年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史料考订派为中心的叙事，1949年至1980年代末，基本上是以唯物史观史学为中心的叙事，而1990年代以来，学术史叙事的分裂是空前的，但总体趋势向史料考订派倾斜。
左右学术史叙事的基本因素有意识形态立场，因路数不同而形成的门户之见，个人色彩比较浓厚的学术好恶，不同学派所特有的方法论自恋，对学术史叙事公正性威胁最大的因素看来是方法论自恋。
有“偏见”的历史叙事并不必定是坏的历史叙事，“偏见”有时也很可能构成洞见。
“客观的学术史叙事”既非是以“史考”为中心的叙事，也非是以“史释”为中心的叙事，而是兼顾史观、史料和方法的叙事。
学术史叙事的终极指向是史学的理想状态，一部中国现代史学史叙事所达到的“客观性”程度，就看对史料与史观、考据与义理、实证与阐释、思想与事实、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等几对矛盾的平衡程度。
客观的学术史叙事的终极可能性，归根结底不是主观或觉悟问题，更不是史家的个人品质问题，而是要建立起一种公正的交流、评价和比较机制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现代学术史；客观性；史考；史释历史大概永远不会自己说话，更不会自我呈现、自我表达、自我诠释———历史永远都是被叙述出来的。
学术史是“历史”的组成部分，自然也永远是被叙述出来的，而不是自我呈现的。
不过，学术史与普通历史有一重大差异，即学术史的原生态在被“历史”化后仍然存在，如文献书籍、期刊报章等依然存在下来供后人检视，而普通历史则仅仅存在于时人和后人对它们的记录之中，它们本身则在这种记录完成之后灰飞烟灭。
学术史的主体是“学”，普通历史的主体是“人”，“学”可以完全寄托在文献中，“人”则死后如灯灭，无以整体寄托。
这样讲绝不意味着学术史比普通历史更可靠。
20世纪刚刚过去，这一世纪的书籍杂志期刊绝大部分都还摆在那里，但是阅读不少20世纪学术史著作之后，我们依然会无所适从：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学术背景，或同一时期、不同学术背景，或同一学术背景、不同时期，甚至同一时期、同一学术背景的论著，其中关于史家、史学流派、史学现象的评估差异之大，以及以这些评估为依据所绘制的20世纪中国史学版图的面目各异之显著，用“天壤之别”来形容，恐怕一点也不为过。
论20世纪的史学
虽然新史学研究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背景下才出现的，但不是说新史学的研究是从西方移植到中国的，而是说在两种文化的交流背景下，才使得中国的学者反思，反省自身史学传统，因而刺激促成了新史学的研究在中国的诞生。又由于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信奉历史进化论，才使得史家将各种文明既做纵向的前瞻，有做横向的比较，由此而发现自己的文明的位置，为其超前而窃喜，为其落后而焦虑，由此角度来比较闻名的价值，几乎永远无法让人满意，因为比较文明进步的标准自有多种，比较方法各有不同。于是中国的史学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宽广，方法越来越多理性，指导观念也越来越创新。但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得以兴起和完善终究归于以下五点：
3.新史料的发现。近的不备，亦可决定后期史学的途径。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创见―――层累造史理论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创见―――层累造史理论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提要]顾颉刚是国际学术界最尊重的中国史学家之一，他“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受到各国中国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他编著的《古史辨》在《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有专门辞条。
但是，长期以来，顾颉刚和他的理论在中国却默默无闻。
本文认为层累造史理论不但对古代史，而且对近现代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试图对这一理论作进一步发展。
文章对新文化运动也提出了新的见解。
[关键词]顾颉刚史学理论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指出，当时中国学术界发生了两场具有重要意义的大辩论，一是丁文江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辩论，二是顾颉刚发起的关于古代历史的辩论。
[1]在后一场辩论中，顾颉刚的中心思想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
这个理论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创见之一，不但对古代史研究，而且对近代和现代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后来居上在北京大学毕业后，顾颉刚留校担任助教。
后来因为祖母病重，他请假南归，并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写历史教科书，以维持生计。
1923年5月，顾颉刚发表了给钱玄同的一封信和按语，明确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在全国造成了巨大的反响。
这个理论的基本内容，是认为先秦的历史记载是一层一层累积起来的，后人不断添加新的材料，使它越来越丰富。
顾颉刚说，这包括三个含义，第一是随着时间不断向后发展，历史记载不断向前延伸:“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2]原来，人们按照文献记载，普遍认为中国远古的帝王从先到后有炎帝、黄帝、尧、舜和禹等。
顾颉刚仔细研究了各种史料，发现在周穆王以前的所有文献都没有提到禹。
禹最早出现于西周后期的作品中。
而尧和舜出现得更晚，到春秋末年孔子才提到他们。
在战国时期，秦国的方士编造出一个黄帝，放到尧、舜之前。
后来农家学派又虚构了一个神农，摆到黄帝前面。
有人说这个神农是炎帝。
在春秋以前，每个民族各有自己的始祖，与其他民族根本没有血缘关系。
评二十世纪中国史
评《二十世纪中国史》杨奎松2012-10-29 11:45:13 来源：《南方周末》2009年12月10日金著的使命感粗粗读完金冲及先生的这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以下简称金书），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的使命感。
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尤其是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思想冲击和历史变迁，曾经长期被许多共产党人视为傲人资本的革命经历，多半已失去了其耀人的光环。
由于建国以来接连不断的政策失误，以至遭遇重大历史挫折，由于人们已置身于全新的国际环境和社会关系中，接受了全新的生存准则和发展理念，在在都引导着国人“告别革命”，过去那套革命的话语和理念，潜移默化中早已受到了极大的质疑，甚至是挑战。
金书正是面对这样一种情势，出于为革命正名，和全面论证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而作的。
金书通篇其实都是在告诉读者：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在100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它不是，也不可能一步达到，必然会是一个复杂艰苦的探索过程。
无论革命，还是建设，许多事情都是头一回经历，既没有现成的答案，也缺乏成熟的经验，怎样根据中国的国情，走出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新路子来，必须通过成功与失败的反复实践，逐步摸索出，才能达到胜利的彼岸。
因此，金书明确告诉读者：“失败是成功之母”，不能因为看见了挫折、失败，就怀疑，甚至是否定前人艰苦的努力和探索。
用书中的话来说，就是：既然是探索，自然不可能把什么都预先弄得清清楚楚，都已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
周围的局势又往往那样危急而紧迫，不容许你从从容容地做好一切准备后再起步。
许多事只能看准一个大的方向，便勇敢地往前闯，在闯的中间作种种尝试。
其中难免会有风险，会有曲折。
有时，人们的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再加上不那么谦虚谨慎，还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碰得头破血流。
人们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发现问题就去解决，认识错误就去纠正，才能逐渐学会应该怎么做。
路就是这样闯出来的。
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遭受过两次大的失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犯过两次严重错误，但是：这个党的本质是好的。
20世纪中国的史学方法论研究
20世纪中国的史学方法论研究一、本文概述Overview of this article《20世纪中国的史学方法论研究》一文旨在深入剖析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论的发展历程、主要特点及其影响。
本文将首先概述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论研究的背景，包括国内外学术环境、史学研究的演变以及方法论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随后，文章将详细介绍史学方法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关键领域，如历史观、史料学、历史编纂学等，并阐述这些领域在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论研究中的具体表现。
本文还将分析史学方法论研究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和启示。
文章将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论研究的主要成果和不足之处，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通过本文的阐述，旨在全面展现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论研究的丰富内涵和深远意义，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The article "Research on the Methodology of Chinese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aims to deeply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of the methodology of Chinese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Thisarticle will first outline the background of methodology research in 20th centu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cluding the academic environment at home and abroad, the evolution of historiography research, and the importance of methodology in historiography research. Subsequently, the article will provide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the main content and key areas of methodological research in historiography, such as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historical compilation, and elaborate on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these areas in the research of methodology in 20th centu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is article will also analyze the status and role of methodological research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20th century, as well as its impact and inspiration o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research. The article will summarize the main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of method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provide prospect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Through the exposition of this article, the aim is to comprehensively demonstrate the rich connotations and profoundsignificance of methodological research in 20th centu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academic research in related fields.二、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论的发展历程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ethodology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20th Century20世纪的中国史学方法论研究，历经曲折而丰富的发展历程，既受到国内外学术环境的影响，也反映了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20世纪以来中外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著作的分期及观点
“中国史学史”课程实小组成员：践……作业一．20世纪中外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作者书目出版社出版年代1、魏应麒著《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1年2、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3、朱杰勤著《中国古代史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4、柴德赓著《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1982年5、仓修良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6、张孟伦著《中国史学史上、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1986年）7、袁英光选编《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华东师大出版社1984年8、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9、高国抗著《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10、陶懋炳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1、周春元著《中国史学史》贵州师大学报编辑部1989年12、杨绪敏主编《中国历史要籍研究资料辑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13、袁英光、桂遵义著《中国近代史学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14、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5、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16、瞿林东著《中国史学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992年17、陈其泰著《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18、张家璠耿天勤《中国史学史简明教程》广西师大出版社1992年19、柴德赓著《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92年20、陈其泰著《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21、马金科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22、瞿林东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23、高国抗、杨燕起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概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24、陈其泰著《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25、马金科、洪京陵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26、蒋俊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历程》齐鲁书社1995年27、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28、张岂之著《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29、乔治忠等编著《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30、李炳泉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31、陈其泰著《史学与民族精神》学苑出版社1999年32、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33、杨翼骧著《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34、仓修良著《史家·史籍·史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35、余英时著《论戴震与章学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0年36、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37、罗炳良著《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38、汤勤福主编《中国史学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39、周一平著《中共党史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40、顾颉刚著《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1、张剑平著《新中国史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2003年42、王晴佳著《后现代与历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43、周文玖著《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44、罗志田著《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45、许冠三著《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46、胡宝国著《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47、岳纯之著《唐代官方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48、乔治忠著《清代官方史学研究》49、傅玉璋等著《明清史学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50、钱茂伟著《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51、汪荣祖著《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中华书局2003年52、罗炳良著《清代乾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53、许凌云著《儒家伦理与中国史学》齐鲁书社2004年54、吴怀祺主编《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十卷本）黄山出版社2002年—2005年55、瞿林东著《简明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6、杨艳秋著《明代史学探研》人民出版社2005年57、瞿林东著《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8、罗炳良著《传统史学的终结与嬗变——章学诚史学的理论价值》泰山出版社2005年59、周文玖著《史学史导论》学苑出版社2006年60、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61、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62、余毓黻著《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63、乔治忠朱洪斌杨翼骧《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2013-10-01二．20世纪中外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著作的分期及观点1.《中国史学史》作者：魏应麒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1941年2.《中国史学史》作者：金毓黻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1957年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的观点：中国史学可分六期：一为萌芽期，上古讫汉初，史家以孔子及左丘明为史家之冠，而《尚书》、《春秋》及《左氏传》，又史籍之卓出者也；二为成立期，两汉之世属之，史家以司马迁、班固两家为冠，而史籍则《史记》、《汉书》是也；三为发展期，魏晋南北朝私家修史之风极盛而所成之史亦多，《后汉书》有七家，《晋书》有十八家，十六国、南北朝各有专史。
学术与社会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史学_编书之余的一些反思
·读史札记·学术与社会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史学——编书之余的一些反思罗志田 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即将来临,在此辞旧迎新之际,“回眸”两字在我们的各类言说中出现得相当频繁,全社会似乎都带点怀旧的思绪(与19世纪末中国人主要面向未来的倾向大不相同)。
久已陷入“危机”的史学因为许多人“历史感”的突然增强而似有枯木逢春的意味,在这样的时刻来回顾和反思20世纪的中国史学,真可以说是适逢其时。
海峡两岸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已开过不少次,《历史研究》杂志开辟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回顾”专栏,已刊发了相当数量的论文;而《近代史研究》也推出了“5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回顾专辑。
20世纪的中国史学的确已经到了应该有所总结的时候了。
山东出版总社在此时推出《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丛书,其中《史学卷》由我充任“主编”。
编辑之余,也有一些体会,下面即结合该书的编辑设想谈谈我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些看法,特别侧重书中所论未及的一些面相和专题。
¹・183・¹有好几个原设计的专题目前或尚无人研究,或研究得不够充分,或未联系到学力足以完成该专题的学者,结果都取消了。
最后确定的专题是:一、《引论: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王 森撰);二、《民国史学中的新派及其批评者》(王 森撰);三、《二十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蒋大椿撰);四、《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刘龙心撰);五、《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王晴佳撰);六、《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编年》(陈力撰)。
《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依我的理解,这套书虽然试图对20世纪的中国学术进行总结,但不是纯粹的学术史,写作旨趣与过去的史学史不完全相同,更多从社会视角观察,注重学科的发展演化及其与社会的互动。
《史学卷》即从整个世纪的发展着眼,注意考察20世纪将结束时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史学状况和对史学的内(史学界)外(社会)认知的相同与不同(即兼顾变与不变的两面),并藉此凸显20世纪史学与前此史学的异同。
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和思考
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和思考在漫长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20世纪的中国史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史学出现了从不曾有过的深刻变化:封建主义史学衰败,并被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所代替;在激烈的社会革命、社会变革,以及科学进步和学科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历经艰难曲折,不断成长壮大,得到迅速的发展。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不仅结束了一个时代,开辟了一个时代,而且还以其丰硕的成果作为珍贵的学术遗产,直接影响到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走向。
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可清楚地看到史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是中国史学发展不可替代的前提;而史学的发展,又不断提出新的理论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对历史进程或历史学自身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总之,回顾和思考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结论之一,就是没有史学理论的不断进步,就没有历史科学的发展。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首先是一部史学理论发展的历史。
明确这一点,并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对新世纪中国史学的建设,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
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都是时代的呼唤。
然而,这一切又都不是自发进行的,首先需要理论的支持和指导。
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以进化史观为核心的史学发展的直接成果。
正是进化论、进化史观的广泛传播,才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问世开辟了现实道路。
20世纪初,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
而它们的出现,首先是和包括史学在内的外国学术思潮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
20世纪初,严复的《群学肄言》、《天演进化论》系统阐释了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原理,大力宣扬赫胥黎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 许纪霖 第三卷 论战
第三卷论战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王元化（275）杜亚泉（自由主义思想家，带有很强的民主色彩）看来，保证社会不会发生专制集权现象的重要条件之一，就在于要有一个民间社会的独立空间（公共空间？？）277杜亚泉认为知识阶级缺乏独立思想，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因而在文化上有双重性。
一面是贵族性；另一面是游民性。
282东西文化第一次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两种文化传统做了周详的剖析，对中西文化的交流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实开我国文化研究之先河。
284这场争论的问题核心在杜亚泉的调和论中有关传统伦理道德观念。
度言论的动静说是他的文化调和论的主要根据。
动静互为其根，所以东西文化也缺一不可。
杜亚泉——东西文化个有不同特点，持调和论。
陈独秀——中西文化绝无相同之处，西学为“人类公有之文明”，反对调和论。
胡适——虽然主张整理国故，但以西学为主题，强调两种文化之共性，不主张调和论（指思想实质）。
吴宓——与胡适相反，以中学为主题，但亦强调两种文化之共性，不主张调和论（指思想实质）。
289“问题与主义”论辩的历史意义林毓生（296）一、三重危机：论辩的历史环境“问题与主义”是一次相当开放的辩论：双方都持尽量了解对方立场的态度：因为彼此都能严肃地看待对方，所以他们都相当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立场，从客观上来看，这次论辩把彼此立场之得失显示得相当清楚；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这样子的交换意见是很难得的。
中国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秩序均已解体，中国处于这三重危机之中。
当时的历史环境使得许多的知识分子被激进的意识形态所吸引，因为他们觉得激进的意识形态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才是真正切实的，才真正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
二、胡适与李大钊的基本论式297李大钊把主义当做发动社会运动的政治性工具认为在没有达到经由革命而获致政治上的基本变革之前，任何特定具体问题的解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胡适把主义当做解决问题的参考认为许多特殊而具体的问题不可能由于政治革命便可获得解决，因为政治革命由于其本身性质使然，一定会使以开放心灵来找寻许多具体问题的解决之道受到限制。
论20世纪20-40年代朱谦之的史学批评
论20世纪20-40年代朱谦之的史学批评1. 引言1.1 朱谦之的史学思想朱谦之的史学思想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强调历史研究应该立足于中国历史的特点和传统，不应简单套用西方史学理论。
朱谦之认为历史是一个发展不断变化的过程，他主张历史研究应该注重对历史事件的客观分析和思辨，不能被主观情感所左右。
朱谦之强调历史研究应该体现人性的尊严和价值，历史学家应该秉持道义操守，致力于揭示历史的真相，而不是为了迎合权势或谄媚权贵。
朱谦之的史学思想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个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朱谦之的史学思想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标志，对中国史学界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引导作用。
1.2 20世纪20-40年代历史背景20世纪20-40年代是一个充满变革和动荡的时期。
在这段时间里，世界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对于20世纪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一时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导致数百万人死亡，战争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不久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更加烈烈地摧毁了世界各地，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伤痛。
20世纪20-40年代也是许多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时期。
在这段时间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许多殖民地开始了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迈向独立和自由。
这些运动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化。
2. 正文2.1 朱谦之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朱谦之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历史观念、历史研究方法、史料应用和历史写作风格。
朱谦之批判了传统史学中的宿命论观念，认为历史并非由某种必然的力量所决定，而是由人类自身的选择和行为所塑造。
他指出，历史并非一成不变的定数，而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强调了历史的活力和开放性。
朱谦之批评了传统史学中偏重文献资料的倾向，提出了“以史为鉴”的观念，认为史料应该被当作历史的工具而非终点，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和解读，不能片面追求史料的大量和完整性。
评二十世纪中国史
评《二十世纪中国史》杨奎松2012-10-29 11:45:13 来源：《南方周末》2009年12月10日金著的使命感粗粗读完金冲及先生的这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以下简称金书），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的使命感。
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尤其是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思想冲击和历史变迁，曾经长期被许多共产党人视为傲人资本的革命经历，多半已失去了其耀人的光环。
由于建国以来接连不断的政策失误，以至遭遇重大历史挫折，由于人们已置身于全新的国际环境和社会关系中，接受了全新的生存准则和发展理念，在在都引导着国人“告别革命”，过去那套革命的话语和理念，潜移默化中早已受到了极大的质疑，甚至是挑战。
金书正是面对这样一种情势，出于为革命正名，和全面论证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而作的。
金书通篇其实都是在告诉读者：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在100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它不是，也不可能一步达到，必然会是一个复杂艰苦的探索过程。
无论革命，还是建设，许多事情都是头一回经历，既没有现成的答案，也缺乏成熟的经验，怎样根据中国的国情，走出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新路子来，必须通过成功与失败的反复实践，逐步摸索出，才能达到胜利的彼岸。
因此，金书明确告诉读者：“失败是成功之母”，不能因为看见了挫折、失败，就怀疑，甚至是否定前人艰苦的努力和探索。
用书中的话来说，就是：既然是探索，自然不可能把什么都预先弄得清清楚楚，都已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
周围的局势又往往那样危急而紧迫，不容许你从从容容地做好一切准备后再起步。
许多事只能看准一个大的方向，便勇敢地往前闯，在闯的中间作种种尝试。
其中难免会有风险，会有曲折。
有时，人们的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再加上不那么谦虚谨慎，还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碰得头破血流。
人们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发现问题就去解决，认识错误就去纠正，才能逐渐学会应该怎么做。
路就是这样闯出来的。
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遭受过两次大的失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犯过两次严重错误，但是：这个党的本质是好的。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书评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书评这本书是由王学典和陈峰教授共同编的，王学典教授主要致力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研究，尤其擅长于中国现当代史学思想及史学思潮研究。
陈峰教授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20世纪中国学术史。
这两位学者不光合作共同编了这本书，他们还共同写了另外一本书叫《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另外的一本书是他们在本书基础上，结合一些学者的观点把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势进行详细的论述，可以看出我所读书目的重要性，那么我下面就首先将就本书的写作背景简单介绍一下。
20世纪是中国学术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是中学与西学相互激荡产生空前创获的时期。
作为中国学术史中与现实联系密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历史学，其发生的变革尤为剧烈。
从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到实证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直到90年代的新国学，可谓此起彼伏、一波三折，都曾在不同时期引领风骚，并相继居于史界主流地位，每个思潮或流派都构成二十世纪史学发展链条中重要的一环。
如何认识这些思潮或流派的地位和意义，无疑是我们后世治学术史者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因此，处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对此前100年的历史学的发展行程作一番学术史上的总结无疑是必要的。
书中收入了齐思和、周予同、白寿彝、戴逸、余英时、唐德刚、张广智、杨念群等史学大家以及一些著名学者对20世纪宏观史学评论的文章，这些文字或侧重发展过程，或突出问题意识，集中系统地展现了整个20世纪史学发展的概貌。
其中不少是当事人或亲历者（余英时、周予同等）对他们所处时代史学发展的论述和评论，弥漫着当时的学术气息，是珍贵难得的真实记录。
这是一本论文集，主要是一些史学家对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回顾以及对二十一世纪史学发展的展望，这有助于我们很清晰的了解中国史学的演变历程。
这本书主要以时间为主线，分别介绍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如晚清、民初、民国时期、抗战时期、20世纪后五十年和后二十年的评论，它们体现着各个时段的学术特点，有利于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进行比较，从中发现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变与不变。
论20世纪20-40年代朱谦之的史学批评
论20世纪20-40年代朱谦之的史学批评【摘要】20世纪20-40年代，朱谦之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批判，借鉴西方史学并加以批评，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史学思想，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朱谦之的史学批评也存在局限性，如忽视了实证研究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朱谦之的史学思想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为当代史学提供了启示。
研究20世纪20-40年代朱谦之的史学批评，不仅有助于了解其对传统和西方史学的贡献，还有助于思考当代史学的发展方向。
总结20世纪20-40年代朱谦之的史学批评的重要性，展望其史学思想对当代史学的启示，对于推动史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朱谦之, 史学批评, 20世纪20-40年代, 传统史学, 西方史学, 史学思想, 中国史学, 重要性, 当代史学, 启示1. 引言1.1 介绍朱谦之及其史学批评的背景朱谦之（1897-1948），字照宇，号初亭，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文化评论家，被誉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20世纪20-40年代，正值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传统史学在新思潮的冲击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朱谦之作为当时的一位杰出学者，积极参与了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与反思，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朱谦之致力于解放史学思想，主张史学研究应该避免僵化的教条和陈规，注重实事求是，不拘泥于传统典籍。
他认为历史研究应该紧密结合社会现实，面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朱谦之的史学批评背景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悄然形成的。
通过对朱谦之的史学批评背景的介绍，可以更好地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对于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向的影响。
朱谦之的学术成就不仅在于其独到的思想和深刻的见解，更在于他敢于挑战传统、勇于创新，在中国史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2 研究20世纪20-40年代朱谦之史学批评的意义20世纪20-40年代，朱谦之的史学批评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思潮_方光华
近 世史 家
, ,
,
必 说 明所纪 事
,
实之 关 系
1902
其 原 因 结果
《 新史 学 》
前 世 史家 不 过记 叙 一
: “
二有权 力 者 兴 亡隆 替之 事
必 研 究人 群 进 化 之 现 象
, ,
虽 名为 史
、
实不
。
过 一 人 一 家 之 谱谍
近 世史 家 必 探 索 人 间 全 体 之 进 步 中又 指 出
为 之次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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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断世
、
界学 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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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2
年 9 月 1 6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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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独 史 》)
其 他 就 通 史 体例 发 表过 意 见 的还 有 曾 鳗化
可以看 出
。
夏 曾佑
刘 师增 等
综观
这一 时 期 新 史家 对 理 想 史学 著 作 体 例的论 述
一 是 以 梁 启 超 为 代表
,
即 民 国 全 部 之 经 历 及 其相 互关 系
”
年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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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求 其 公 理
,
公例 之
必不 能
所在 律
“
。
于 是 有 所谓 历 史 哲 学 出矣
。
历 史 与 历 史哲 学 殊 科
“
要之
”
,
荀 无 哲学 之理 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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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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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断 然也
。
”
总之
新史 学 必 须 归 纳 出 历 史 事实 的 演 变 规 则
、
陆绍明与20世纪初年的史学批评
摘要：20世纪初年的史学批评因其处于新旧交替、中西融汇的过渡时代，而具有多个面相。
与其时流行的否定传统史学的学术批判不同，陆绍明对传统史学虽也有批驳，但比较客观和理性。
为包括传统史学在内的旧学“招魂”，是陆绍明的学术志向所在。
陆绍明在史学批评上的一大贡献，是他从深层次上提出了中国史学的五次变迁论。
重绘中国传统史学的学派格局，则是陆绍明史学批评思想中最有建树的地方。
陆绍明将传统史学分为尚文派与重笔派，又从诸子与史学的关系入手，将史学分为九家和二十家，虽高明有余，但审慎不足，终究留下了一种不同于今天的史学批评观念，具有学理上的价值。
在清季新旧学术价值观的交锋中，旧的学术话语虽明显处于下风，但陆绍明仍代表着传统派批评家发出了声音，使旧的话语体系不至于失语，因此在史学批评的近代化历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但他于辛亥革命之后，史学思想有所倒退，与其时中国学术文化的大潮已渐行渐远。
关键词：陆绍明；史学批评；传统史学作者简介：刘开军，男，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4-0158-0820世纪初年的史学批评因其处于新旧交替、中西融汇的过渡时代，而具有多个面相。
与其时流行的以西方史学观念否定中国传统史学的学术批判不同，有些学者坚持以客观的态度理性地研究传统史学。
他们曾在学术上有过一番作为，却终因时势与学术等因缘际会而渐被边缘化，成为学术史上的失踪者，陆绍明就是这样一位史学批评家。
加强对这一学人群体的研究，不断扩大20世纪学术史的书写版图，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清季以来西学东渐，传统学术日显式微，时人形容此时的学术界是“观欧风而心醉，以儒冠为可溺”[1]。
面对如此危局，一些知识分子以挽狂澜于既倒的气概，提倡研究国学，延续旧学血脉。
1905年，黄节、邓实等人在上海四马路东惠福里成立的国学保存会，即是这样一个以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学术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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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书评这本书是由王学典和陈峰教授共同编的，王学典教授主要致力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研究，尤其擅长于中国现当代史学思想及史学思潮研究。
陈峰教授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20世纪中国学术史。
这两位学者不光合作共同编了这本书，他们还共同写了另外一本书叫《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另外的一本书是他们在本书基础上，结合一些学者的观点把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势进行详细的论述，可以看出我所读书目的重要性，那么我下面就首先将就本书的写作背景简单介绍一下。
20世纪是中国学术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是中学与西学相互激荡产生空前创获的时期。
作为中国学术史中与现实联系密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历史学，其发生的变革尤为剧烈。
从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到实证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直到90年代的新国学，可谓此起彼伏、一波三折，都曾在不同时期引领风骚，并相继居于史界主流地位，每个思潮或流派都构成二十世纪史学发展链条中重要的一环。
如何认识这些思潮或流派的地位和意义，无疑是我们后世治学术史者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因此，处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对此前100年的历史学的发展行程作一番学术史上的总结无疑是必要的。
书中收入了齐思和、周予同、白寿彝、戴逸、余英时、唐德刚、张广智、杨念群等史学大家以及一些著名学者对20世纪宏观史学评论的文章，这些文字或侧重发展过程，或突出问题意识，集中系统地展现了整个20世纪史学发展的概貌。
其中不少是当事人或亲历者（余英时、周予同等）对他们所处时代史学发展的论述和评论，弥漫着当时的学术气息，是珍贵难得的真实记录。
这是一本论文集，主要是一些史学家对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回顾以及对二十一世纪史学发展的展望，这有助于我们很清晰的了解中国史学的演变历程。
这本书主要以时间为主线，分别介绍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如晚清、民初、民国时期、抗战时期、20世纪后五十年和后二十年的评论，它们体现着各个时段的学术特点，有利于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进行比较，从中发现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变与不变。
同时，编者又把关于一些对20世纪史学的总体概括的文章也收录进来，这些文章将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作为考察对象，就其发展大势、学风转换、方法更新等重要问题进行讨论，这样可以就20世纪整个史学的发展大势有个整体的认知。
最后又介绍了关于西学冲击下的20世纪的中国史学，这样可以使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受外在因素影响的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
这本书共收入了27篇文章，具体内容如下：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齐思和）民国以来的历史学（方豪）民国后20年史学的新趋向（许冠三）抗战以来的历史学（叶蠖生）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史学倾向（刘茂林叶桂生）50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周予同）50年来的中国历史编纂学（邓嗣禹）60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白寿彝）近20年中国历史学的新发展（陈启能）近50年的中国历史学（王学典）台湾史学的“变”与“不变”：1949-1999（王晴佳）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戴逸）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林甘泉）20世纪的中国史学（瞿林东）20世纪史学的回顾（赵俪生）百年史学历程回顾二题（王家范）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三大情结（陈支平）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反思（雷戈）20世纪的中国史学：对其背景和发展过程的评论（格雷）20世纪中国史学：特点和趋势（于沛）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余英时）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唐德刚）20世纪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张广智）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桑兵）美国对中国史研究30年回顾（霍尔）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杨念群）日本近代汉学中的史学研究（郑春苗）编者编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使读者能够更好的了解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因而他们把不同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都收录书中，从而更加丰富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面貌，读了这本书以后，我认为这百年的史学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间段，即二十世纪前五十年和后五十年。
前半期中国史学有三大思潮：“新史学”思潮、实证主义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
“新史学”思潮发端于20世纪初，是在西方史学影响下，结合反思和变革中国史学的意向而形成的。
在20世纪的前三四十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新史学”的倡言者是梁启超，他发表的《中国史绪论》中指出中国的旧史有“四弊二病”，故史学必须变革。
此后，章太炎、夏曾佑等人在史学思想和历史撰述方面都直接或间接的受到梁的影响，使这种史学理论逐渐扩展。
这种理论体系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史料的整理、鉴别和对于专史的研究，摆脱了传统经学的影响，为20世纪史学的发展开了个好头。
实证主义史学是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历史考据学（乾嘉考史派）而言的，它在继承传统历史考证学“实事求是”原则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
同时，在书中于沛的“20世纪中国史学：特点和趋势”一文中指出：20世纪20 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不少中国学者明确提出借助西方史学的先进思想改造旧史学的问题，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见，实证主义史学也是中西结合的产物。
王国维是实证主义史学的开山，他考证历史时注重史料（二重证据法）。
陈寅恪也是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不过也不能仅仅把他看成是考据派，他特别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怀，他治史强调史事、制度的渊源流变。
而胡适有更多的关于考证的方法论的论述，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顾颉刚、陈垣也是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引发的二三十年代史学界关于古史的讨论，成为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发展中的一个高峰。
陈垣以其广泛的研究领域（如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严谨的考证和缜密的类比方法，把传统的历史文献学推进到新的阶段，他主要致力于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史源学、史讳学、辑佚编纂等工作，他认为传统的考据学是不能完全否定的，前人的考据有部分科学的，只能说他们运用的考据方法不是科学性的，不能全盘否定，这在当时学术界是很有创见的。
总而言之，这些人都是重材料、重考证、重方法的，并各有其独特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的出版为标志。
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迅速发展，分别表现在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社会史论战的展开、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通史等领域的研究、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的出版，这些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在理论形态上的重要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成为中国学术界主流思潮，唯物史观广泛传播，同时同中国历史结合的程度更加密切。
从这三大史学思潮兴起的时间来看，这些史学理论之所以会成为一种思潮是与史家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有极大关系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危机加深，变法维新思潮日盛，推翻旧制度的束缚成为知识分子的理想，因而思想文化领域发生重大变化，新史学应运而生。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推动了科学与民主的倡导和西方史学思想的传入，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促使人们对于社会、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关注，使得实证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重大发展。
20世纪后五十年史学的发展道路曲折，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经历了极大的困难，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迅速传播，史学界呈现比较活跃的局面，有许多比较热门的研究话题，如：古代史分期的讨论、关于农民战争性质和作用的讨论等，这与当时党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政策有很大关系。
但是与此同时，到了五十年代中后期，由于政治上“左”的思潮泛滥，出现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作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理解和运用的错误倾向，这给史学的发展造成了极大地损失。
“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历史学界打开的缺口，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拉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历史与现实是联系的，此时历史被践踏、滥用，影射史学流行（陈启能在“近二十年中国历史学的新发展”一文中解释影射史学就是已经完全丧失了历史学的性质，而沦为当前政治漩涡的附庸和工具），历史学成为阴谋家篡党夺权的工具，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就文革期间的史学的态度而言，不同的学者对其评价也各有区别，如瞿林东认为这十年根本无史学可言，但白寿彝认为尽管这期间中国的历史科学事业处于低潮阶段，但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仍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今天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新发现的资料和启发。
所以这一段历史在史学发展方面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国史学又迎来了高潮，出现了空前的局面，研究成果也大获丰收。
史学界经过拨乱反正，批判了“四人帮”的罪行，清理了“左”的错误，史学发展呈现出新局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逐渐摆脱了教条化和形式化，强调联系实际，研究领域拓宽，重视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借鉴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一些传统的历史观念和认识受到了挑战，对不少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重新提出评价，同时涌现出一批很有潜力和发展前途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史学队伍的知识结构从整体上来说更加合理。
对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评论，不同学者持不同评价态度，大部分学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史学就呈现繁荣景象，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时出现了短暂的萧条。
如赵俪生在“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三大情结”一文中写到：文化大革命后，即80年代以来，政治对于学术的严密控制得到了显著地缓减，史学研究有了较为自主发挥的空间。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政治的变迁，史学家们遇到了新困境，一方面由于学术与现实政治之间不复存在以往那般紧密或者说是亲密的关系，许多与生俱来背负着政治情结的历史学家们，反而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带来了社会分配制度的紊乱原来大锅饭制度下知识分子工资略优于农工阶层的局面被打破了，知识分子们在社会分配比例上陷入了社会的下层，在此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困难下，中国的史学界发出了“史学危机”的感叹，这种危机只是一种心理的莫名感受，而不一定是客观的事实。
赵俪生在“20世纪史学的回顾”一文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人心大定。
大家正准备着安下摊子正儿八经地干些活了，接着来了市场经济。
中国太穷，人民太穷进不了社会主义。
必须富起来，富也不是一下子的事，因而出现了先富带后富，这就产生了负面影响，大家向钱看，史学文章没人看了，历史系招生很少人报名了，出现了史学短暂的萧条，不过这毕竟是短暂了，很快史学界就出现了大部分认为的繁荣。
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从东到西、由南至北，人们突然变得念旧怀古，“反思”大行其道，成了时髦的话题。
在我国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日盛，涉及的领域及研究的课题也颇为广泛，“国学热”由此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