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

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

在这一百年间，中国外交有两项基本任务：20世纪前半叶，中国人追求的是恢复19世纪失去的国家独立和主权；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外交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同现存世界打交道，学习更好的维护自身利益并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近代中国外交的起源与发展（1840——1911）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外交是在一个传统的中国与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发生全面冲突的过程中产生的。中国外交的困境与它起源的这个历史环境密不可分。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1911年清王朝覆灭，中外关系的演变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是中国近代外交产生的序幕。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遭失败，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主权和领土完整开始遭到破坏。60年代和70年代是中国近代外交的起源阶段，清政府开始尝试着用新办法和西方国家打交道：1861年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4年翻译出版了一本关于国际法的教科书，1866年后向国外派出了考察团和外交使团。1873年清帝在接见一批外国使团时准予免行叩拜礼，到70年代末，清政府相继在伦敦、华盛顿、东京、柏林、圣彼得堡和巴黎等地设立了使馆。至此，中国总算姗姗来迟地进入了国际社会。清王朝的最后30年，是中国接连不断遭受重大打击的时期。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犹犹豫豫地投入了保卫越南和朝鲜藩属地的两场战争，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在蚕食了中国边疆和朝贡国以后，列强又开始分割中国本部。瓜分狂潮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但当时任何人都未能找到有效的办法把国家从危亡中挽救出来。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意味着19世纪一系列灾难所带来的后果最终被固定化了。

概括起来，清王朝留下的外交遗产主要包括4个方面。

首先，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条约体制。

其次，是面对激烈变动的中外关系手脚无措而导致的混乱的、病态的外交政策。

第三，是中国进入世界之后，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处于屈辱、从属和孤立无援的地位。

最后，一个无形的方面是心理上的，它层次最深，影响最长远。在两种国际体系交错的过程中，强烈的反差使中国人失去了平衡：自豪感与屈辱感、仇外与媚外、向西方学习先进与抵制西方影响长久地、矛盾地共存于中国人的胸中，交替起伏，因时而异。

二、民国初年外交失败引起的反响（1911——1927）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长达两千多年之久的封建帝制，也燃起了中国人恢复民族尊严的希望，但是，这场运动不可能一下扫除清王朝遗留的积弊，也不可能一下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态。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很快就陷于分裂。外交方面的一连串失败使中国人迅速恢复民族尊严的希望破灭了。中国由此进入一个国内政治斗争与对外关系演变相互作用、交叉发展的时期。

辛亥革命虽然是民主革命,宣布建立的也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希望中国富强。他们从自己在华利益考虑,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

因此，尽管南京临时政府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也始终得不到列强的承认。巴黎和会尽管中国代表团多方外交努力，战胜国再一次推行强权政治，侵犯中国主权，极大的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作为对民国初年外交失败的反应，从2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对外关系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动向：一个是经十月革命建立的苏联日益成为对中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另一个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逐步演化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革命运动。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就鲜明的提出了“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主张；改组后的国民党也提出了“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地位”和“达到军阀，达到列强”的口号。

从1911年至1927年这个混乱的时代，既是中国大革命的开端，也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开端。在这十几年里，中国内部深刻的政治变革已经开始，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跌落至最低点后也由于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斗争而开始缓慢回升。从中国外交的发展来看，这段历史没有丰碑，但为丰碑的奠基却从这里开始。

国共两党不同的阶级基础使得它们在如何求得国家的独立、统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存在尖锐的对立。共产党主张以激烈的民族革命为手段铲除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以获得民族独立；而国民党则指望在承认中外关系既存体制的前提下，以温和的外交手段逐步改善中国的地位。两条道路究竟哪一条走得通，不但取决于国共两党各自的政策和策略，也取决于外部世界提供的条件和机遇。

三、国际体系的大变动与中华民族的独立（1927——1949）

从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末是国际关系也是中国政治发生天翻地覆巨大变化的时期，国际形势、中国政局和中外关系处处充满变数，前景扑朔迷离。

中外关系演变过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远东国际关系的变动不断引起中国内部政治关系、特别是国共关系的变动；而中国内部各派政治势力的分裂或重组又总是给予中国外交的发展以巨大影响。

一般的说，1931年之前那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对蒋介石实现自己的国内目标——反共和统一中国是有利的；而此后国际关系的急剧变动，则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机会。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日本在中国北部的大规模扩张不仅打破了由华盛顿会议确立的列强在远东的均势，也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引起了国共两党内外政策和相互关系的改变。

仓促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是先天不足的政权。它不仅面对着各种国内势力的反对，还面临着日本扩张的威胁。1935年后，蒋介石逐渐意识到，共产党虽然是它的“心腹大患”，但日本人的威胁却更为急迫。“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只好不情愿地将其政策逐渐转移到联苏容共以抗日的方向上来。在这个转变过程中，1936爆发的西安事变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

日本的侵略也促使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政策。1935年底，中共放弃内战时期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立场和“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确定要在国内、国际建立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个政策与苏联当时推行的集体安全政策和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并不相悖。

不管怎样，国共两党各自政策的转变，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双方再度合作创造了条件，而国共再度合作又为近代中国首次实现全民族共同抵抗外来侵略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因此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战争期间，中国在外交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