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卢卡奇与马克思的物化理论

浅谈卢卡奇与马克思的物化理论摘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物化和异化是个经常的话题。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出了物化和异化理论并据此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与人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在《手稿》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秉承马克思的衣钵，在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以下简称《意识》）中再次对物化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但他的物化概念与马克思的物化理论还是有着较大差别的，拟从两人对物化概念的理解、对物化产生根源的论证等四个方面对此进行浅析。

关键词：物化；卢卡奇；马克思；差异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出了物化和异化理论并据此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与人的关系。

在《手稿》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秉承马克思的衣钵，重操物化和异化理论的利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矛盾和危机。

从而得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合理的、畸形的、病态的社会的结论。

如弗罗姆的“人性异化论”、哈贝马斯的“交往异化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等。

尽管上述论者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物化和异化理论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或相同，但毕竟是有着重大的理论差别的。

囿于浅陋，本文仅管中窥豹，就卢卡奇与马克思的物化理论的不同之处作些肤浅的比较。

一、对物化概念的理解迥异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现象是“物化”。

这个概念主要是在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观念的影响下提出来的。

它最初出现于卢卡奇在1919年写的《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

在此文中，当叙述到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拜物教特征时，他提到了“人的关系的物化”。

卢卡奇认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它使人屈从于狭隘的分工范围，把整个社会分解为一块块碎片。

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随着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人们的职业愈专门化，他们的生活也被局限在一个越来越小的圈子中，其结果是使人们的目光留恋于周围发生的局部的事情上，失去了对整个社会的理解力和判断力。

其次，它使现实（活生生的历史过程）物化、僵硬化和机械化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对物（商品）的追求使他们的目光变得愈来愈近视，他们面对的现实似乎不是历史运动的过程，而是物和一个个孤立的事实的堆积。

再次，它使无产阶级在劳动过程中客体化、对象化了，从而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成了转动着的机械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世界变得机械化的时候，它的主体，人也必然地被机械化了”[1]。

我们知道，物化和异化其实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

但在卢卡奇的《意识》一文中，物化和异化却被置于同等的地位。

在卢卡奇看来，物化就是异化，他没有对异化、物化、对象化这三个范畴进行精确的区分。

因此，当卢卡奇批评异化现象时，他也就同时批评了物化和对象化。

由于把物化、异化、对象化混为一谈，他也就模糊了马克思的异化观点和黑格尔的异化观点之间的本质区别。

马克思没有把物化和异化混为一谈，两者有着明确的界限。

物化不同于异化。

马克思认为，在商品生产社会中，物化有两种：一是劳动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表现为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有用物）；二是劳动在其社会规定性上的物化，表现为劳动所创造的交换价值（价值物）。

这两种不同的物化最初都不等于异化。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考察异化时必须注意到两种情况：一是由于分工、交换的发展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的物化、异化。

社会关系的异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是人们普遍面临的现象，不管你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上。

这种异化是指社会关系在由人与人的关系变为物与物的关系后，成为一种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支配着人的意识，并进一步支配人的行为的社会力量（如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等）。

二是社会权力同人相异化，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被少数人支配，用来控制、支配和奴役社会上的大多数劳动者，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资本的异化。

严格意义上的异化是货币向资本转化之后才出现的。

物化和对象化也不是一回事。

对象化问题是马克思在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以及后来进一步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特别给予关注的一个基本哲学理论问题。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评就是在这个理论基点上展开的。

马克思在那里指出，由于黑格尔把人等同于自我意识，而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因而人的活动也就不是对象性的活动，而只是自我意识的纯粹活动，这种活动当然也就没有对象性的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

而如果肯定了人是对象性的存在，他就必须要有对象性的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2]。

可见，在对象性的问题上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和分歧。

因此，如果把对象化等同于异化，那就从根本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

二、对物化、异化产生根源的论证有殊在论述物化和异化现象时，马克思没有泛泛地批评货币，也没有泛泛地批评商品，而是集中地批评资本；而卢卡奇则着重批评商品的结构。

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卢卡奇开宗明义地指出：“商品结构的本质常常被人们所指出。

它的基础是人际关系具有了一种物的特征，这样它就获得了一种‘幻想的客观性’，一种自主性，似乎它成了如此精确的理性和包囊一切的东西，以致人际关系——它的这个根本性质的一切痕迹都被掩盖住了”。

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商品的巨大堆积，商品形式的奥秘在于，它把人们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的产品的物的性质，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的形式。

换言之，它被物化了。

这种物化的结果一方面造成了一个存在与人之外的第二自然。

何谓第二自然？卢卡奇认为，社会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就其是人的创造活动的产物这一点来说，它本质上具有人的行为特征。

可是在商品生产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存在作为社会活动的结果，却失去了人的行为特征[3]，变成了一种不是由人的活动所控制，反而支配和主宰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的“第二自然”。

在这种情况下，人只能像对待第一自然那样以直观的、抽象反思的方式来面对这些规律。

另一方面，物化和异化导致了社会历史中普遍存在的二元对立，首先是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的对立。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本质上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史，物化和异化是在物质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必然要出现的现象，而物质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又为物化和异化的消除和扬弃准备了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即准备了客观和主观条件。

物化和异化问题只能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才能得到正确、合理的解释。

如果撇开人类物质生产的历史过程，用抽象的价值概念做标准去观察和评价过去的历史，把以往的全部人类史看成是一部异化史是人的本质自我异化和扬弃异化的历史，那就把产生物化和异化的物质基础都抽象地否定掉了[4]。

这显然背离了唯物史观，而是把现实的人类史仅仅当做意识发展史的唯心史观。

所以，只有科学地研究了人类物质生产发展的全部历史，才能揭示物化和异化现象的社会历史起源，以及它们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够被扬弃、被超越。

三、阐述物化和异化时所遵循的方法论判若两极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社会实践的主导形式是生产实践。

这就是说，要从社会的生产实践中去寻找异化产生的最终原因。

因为，作为生产劳动的实践是人类历史的源头，有生产才有历史。

作为历史的发源地，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奇妙现象，如物化和异化现象都可以而且应该从物质生产的发展中追寻它们发生、发展的轨迹。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要求从根本上把握住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个人类历史的源头，而且要求客观地去研究历史发展和变化的全过程，追寻以往历史发展的足迹，绝不能用想象的联系来填补事实的联系，这样对待历史才是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态度。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认为任何事物的两个方面都是辩证的、都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消除了事物的“坏”的方面，那么“好”的方面就不存在了。

马克思是这样论证货币的出现的：一方面，它是交换扩大的结果，并且它的出现会导致交换的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货币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关系的物化、异化，导致拜金主义的盛行。

如果因为它有后一个方面的消极的、坏的作用，而把它过早地消除掉，这种做法即不现实也不可取。

用历史主义的、发展的眼光看，货币的出现是有着巨大的进步作用的，甚至资本在历史上的出现也是如此。

可见，马克思首先是以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尺度的，他遵循的是唯物辩证法，而不是人学辩证法[5]。

在对异化发生的看法上，卢卡奇也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中得到启示，一再表示他对历史的重视和强调，甚至认为，生活中所存在的一切问题，包括拜物教、物化、异化等问题都必须而且只有在历史中才能得到解决。

抽象地看是正确的，但是他和马克思不同的是，他没有把人类历史首先看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没有试图通过对物质生产发展史的研究来寻求对问题的解决。

从表面上看，在这本书中，卢卡奇引用了马克思后期经济学著作包括《资本论》中的许多内容，似乎他已经重视经济事实和物质生产等与哲学的关联。

其实，经济事实在这本书中是被卢卡奇的逻辑所强制的，他的逻辑就是他的哲学思辨逻辑。

卢卡奇是从黑格尔思想的思辨性中获得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新的解释的决定性张力。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思辨意义上的主体，其力量不仅在于把主体变成世界历史的创造者，而且在于能把主体变成先验哲学的完成者。

在他看来，没有一种经济的或政治的状况自身就是革命的，所以人们必须首先使经济或政治状况成为革命的，而哲学的任务正在于点燃革命。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相比他没有多少优势，他拥有的唯一的优势、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武器就是拥有把社会的总体性看成是具体的、历史的总体能力，有能力把物化形式还原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出，这种观点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先验哲学的观点异常类似，实际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这种单纯的哲学思辨必然会陷入空想，而他的结论必然是一种救世主式的乌托邦[6]。

总而言之，卢卡奇的《阶级意识》一书是以抽象的人作为历史的主体；以主体及由主体构成的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历史的根本动力。

历史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不在于它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在于它是社会总体的代表，提供了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推翻剥削制度，而在于把握“总体意识”以克服“物化意识”。

这样的物化和异化理论脱离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不过，在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他终于接受了教训，将异化和对象化区别开来，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而为把异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来进行科学的研究。

参考文献：[1]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1.[2]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3]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4]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5]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6]孙伯葵.卢卡奇与马克思[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