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对东亚史学的影响与交流

中国史学对东亚史学的影响与交流

2016-05-03 14:45:26 《历史教学问题》孙卫国

中华文化有着悠久历史和广泛的影响力，在长达数千年的古代历史进程中，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文化传统。诚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所指出的，汉字、儒教、佛教和以中国传统律令制度为核心的法律系统，构成了传统东亚世界的四大支柱。①这四大支柱中，佛教之外，皆兴起于中国，佛教则是中国最早从印度学习过来，然后再传到东亚其它地区，因而中华文明构成了东亚文明的中心，中华文明成为东亚传统文化的源动力，影响深远。中国史学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日本、韩国和越南在内的周边国家史学的创立和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周边东亚诸国的史学正是在中国史学的影响下，才逐步发展起来的。

一、中国史书在东亚的流布

中国史学在东亚影响深远，首先表现在中国史籍在周边的流传与影响。从远古时期开始，中国书籍先传入朝鲜半岛，然后再传到日本和其它地区，周边各国对中国典籍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自箕子朝鲜以来，朝鲜使行人员抵达中国后，总是想方设法搜求中国典籍。同时，朝鲜历代王朝总希图中国王朝官方赐书，这样经过朝廷赐书与使行购求两条途径，将中国许多典籍都传入了朝鲜半岛，成为他们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朝鲜半岛一直以汉字为官方文字，科举考试也仿效中国王朝，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考试范围，因而促进了朝鲜士人阅读中国典籍，也进而推动了中国典籍在朝鲜的传播与影响。中国史学对日本的影响，也首先表现在古代日本对中国典籍的重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日之间的海上航路可称之为“书籍之路”，②经、史、子、集四部书籍纷纷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几乎每一部比较重要的中国史书，都传到了日本，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对于琉球和越南，也有着类似的影响。

朝鲜半岛何时开始接触中国史学，无确切记载。传说时代的箕子朝鲜，在朝鲜半岛实施“八条之教”，③将中华文化传入朝鲜半岛。箕子朝鲜是朝鲜半岛历史上长期受关注的一段历史，也为其以后效仿中国文化提供了先例。西汉时期，汉武帝征服朝鲜：卫满政权，并于公元前108年设立真番、乐浪、临屯三郡，次年又置玄菟郡，朝鲜半岛进入中原王朝直接管辖时期，一直持续了400多年。这期间，在朝鲜半岛上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根，中国史书也在朝鲜半岛得以广泛流布。三国时代，中国史书已被广泛阅读。《周书》载百济“俗重骑射，兼爱坟史”。④《北史高句丽传》载：“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⑤《旧唐书·高丽传》曰：“俗爱书籍……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

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⑥可见，中国史书在唐朝之前便广泛流传到朝鲜半岛，成为他们阅读的典籍。

唐朝与新罗文化交往密切，通过官方使者以及来唐留学生、僧侣之手，不少史籍传入朝鲜半岛。贞元四年（788），新罗“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⑦当时熟读《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已成为新罗科举取士的重要标准，五经、三史等史籍已广泛流入新罗。高丽对宋朝更是极为仰慕，多方搜求宋版书籍，书籍之多，甚至可以补充宋朝之不足。1074年，北宋神宗诏令国子监，允许卖《九经》、子、史诸书与高丽使者，由此大批史书流入高丽。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高丽宣宗八年），宋哲宗竟通过高丽使节向高丽访求大量图书，总计128种、5101卷，刘兆祐将此128种书与《宋史·艺文志》相对勘，发现其中90种书未见载，其中史书最多，包括很多中国残缺不全或失传已久的史书。⑧

明清时期，朝鲜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藩国。特别是在明代，朝鲜对明朝奉行事大主义，对中国文化倾慕有加，中国史书在朝鲜半岛的流布更为广泛。明朝多次赐给朝鲜书籍，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赐“《元史》一部、《十八史略》、《山堂考索》、《诸臣奏议》、《大学衍义》、《春秋会通》、《真西山读书记》、《朱子全书》各一部”。⑨成化十一年（1475），朝鲜使者韩明浍自明回国，向国王“进《新增纲目》、《通鉴》、《名臣言行录》、《新增本草》、《辽史》、《金史》……各一帙”。⑩朝天使每次来华，都会购买大批中国典籍归国。朴周锺《东国通志·艺文志》载：“东人之好古书，亦天性也。凡前后使价之入中国，伴行五六十人，散出分掌，自先秦以下，旧典新书、稗官小说之在我所缺者，不惜重直购回乃已。故中国书曰彼国反有异书藏本者，是也。”（11）这样几乎明清每一部重要的书籍，朝鲜王朝都能想方设法得到。一方面通过官方请求赐予，另一方面就是使行购买。经、史、子、集四部书籍，以及方志、族谱等等皆通过各种方式传入朝鲜半岛，成为他们学习和研读的重要典籍，其所收藏的书籍甚至可以补明清之阙。

日本亦如此。在三国时期，中国典籍就开始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日本《和汉三才图会》载：“晋太康五年……百济王遣阿直岐者，贡《易经》、《孝经》、《论语》、《山海经》及良马。”（12）可见，早在西晋初年百济已将《易经》等书籍传到日本。唐朝时，大批遣唐使来华，加强了彼此往来，日本也借机大肆购求中国书籍。《旧唐书·日本传》载：“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13）可见，日本遣唐使为了购买书籍，甚至将中国王朝所赐财物，也都“尽市文籍”。以后历朝如此，即便官方没有往来，民间贸易，搜罗中国书籍也是他们必不可少的活动。江户时代，往来中日之间的商船不绝，几乎每次日本商船来华，都会购买众多的书籍，就这样将中国各种书籍都传入了日本。

与韩、日相比，越南跟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十世纪前，越南是中国的交州，因而早早就播下了汉文化根基。五代时期开始独立，直到十九世纪被法国殖民之前，越南成为中国藩属国，也长达千年之久。越南多方收集中国书籍，而使行前来采购，也成为越南收集中国书籍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书籍传到越南后，也多被重抄或者刊行。经、史、子、集，诸子百家，无不被越南人所传抄，作为中国重要的史籍，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部分。

中国史籍在东亚的流传，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伟大的传记文学巨著，对中国后世史学和文学影响深远。同时，对东亚的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他们学习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史籍，也是他们编写史书仿效的对象。

《史记》何时传入朝鲜半岛，现已无从考查。可以肯定地说，在汉四郡时期，《史记》已经传入朝鲜。三国时期，《史记》与诸儒家经典成为君臣阅读的重要史籍。统一新罗、高丽王朝、朝鲜王朝，历朝历代，莫不对《史记》备加推崇。自入学时始，朝鲜士子便接触《史记》，以后会伴随一生。“所讲书，必先小学，次四书，次六经，间以先贤性理文字及《史记》，年三十以下背讲。”（14）《史记》是朝鲜王朝时期乡塾所讲授的书目之一，一般士人对《史记》非常熟悉。在朝鲜士人开列的必读书目中，必定有《史记》，熟读《史记》是朝鲜士人的一种基本功夫。

《史记》是朝鲜世子培养必读史书，也是国王经筵日讲的重要内容。朝鲜世子的培养非常重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习读经史。如何习读经史，孰先孰后，也很关键。朝鲜世子教育中，《史记》是必读书籍，当时有大臣指出“先读《史记》，次读经书，则文理易达”。（15）同样，如同中国朝廷的经筵制度一样，朝鲜王庭的经筵制度乃是大臣定期向国王讲授儒家经典与重要史籍。朝鲜国王要求大臣不仅要精通儒家经典，也要精通中国史书，以备顾问。《史记》是历朝国王经筵中必讲内容。明宗时期，有大臣上疏曰：“自上圣学高明，《四书》必讲之后，当以《史记》进讲。治乱兴亡，人物邪正之易知者，莫如《史记》。”（16）可见，总是将治国之事与讲《史记》联系起来，这样，使经筵日讲有经世致用之功效。

《史记》何时传入日本，有不同说法。覃启勋认为“公元600年圣德太子派出了第一批遣隋使，《史记》始传日本的使命正是由这批使者完成的”，并指出“《史记》始传日本乃是中国史学始传日本的重要标志”。（17）传入日本后，《史记》颇受重视。推古天皇时期圣德太子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将“天皇”一词，移植出来，不再使用“大王”，此后，“天皇”成为日本民族的象征。日本古代教育中，《史记》是重要的教科书。日本古代设有专门讲习学问的“大学寮”，其中设有专门讲习历史的“纪传道”，修习“纪传道”的学生被称为“纪传生”。《史记》是这些“纪传生”的必读之书。“纪传生”学成后，常担任大学头、侍读、式部大辅等要职，成为公卿，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亦有部分学生被选派到“撰国史所”，参与日本官方的修史活动。到室町时代，幕府设立足利学校，足利学校中规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