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1977》观后感《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更重要》

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更重要

基础医学院13级临床九班高晨雨 13010929

这是一部电影，也是一本书籍:《高考1977》。它讲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是30年前一群农场知青经由高考获得自由与解放的故事。

书中的那一群人，是下乡到黑龙江某队的各地知青。曾经握笔的手，现在用来垦荒，曾经读书的眼，现在用来看地。远在他乡，有家归不得。10年青春，慢慢流逝，也许他们已经忘了黑板上的公式和书本的模样。若不是再一次高考，当年的他们：我们的先辈和现在的我们，又会是一副什么模样？

当年，重新开放的高考为无数人生命转折提供了巨大的历史契机，将数以十万计的年轻人从水深火热的知青生涯中拯救了出来。而30年后的今天，高考却变成了遭人诟病和不满最多的一种国家制度形式。在这30年里，高考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可以说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容易在社会不同代际之间形成文化代沟，并且也由此造成不同年龄层次观众对这部影片观影反应的截然对立。比如，30年前经由高考改变了生活轨迹的人，今天说起高考一定不会忘掉“感恩”二字。对那一代人来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假如不是当年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在三个月后恢复高考，假如不是邓小平力排众议，决定把印刷毛选五卷的纸张调拨来用于印刷高考试卷，假如不是邓小平从报考须知中删去“组织批准”这四个字，那今天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将面临一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而对于我们这些从未经历也未常常耳闻的人来说，这样的感情显得遥远而陌生，不知何从面对。

在未恢复高考的十年间，组织就是权威，组织说对就是对，社会似乎处在一种集权的状态里。这不是个人意义的集权，可以说是一种信仰的束缚。高音喇叭就是一个组织权威的象征，是中国集权时代话语霸权的独特符号。从大喇叭里传出的是组织权威的声音，它可以随时随地昂首阔步地闯入每个人的私人生活。只要喇叭一响，所有个人空间立刻四分五裂，每个人的自我意识也会在组织强大的声浪中土崩瓦解。瞭望塔也以另一种方式喻示着组织的无所不在，它高高在上，以一种上帝的视线，将每个人的生活一览无余。对知青而言，大喇叭和瞭望塔是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物，而对老迟来讲，却是他行使权力、塑造威严的权杖，他可以在麦克风前为所欲为，用自己的声音笼罩着整个农场。本书就是从这样一种角度，揭示出那个年代个人与体制的紧张而又微妙关系。而大喇叭最终砸死了人，一个早早陷入“革命”深潭的年轻知青。小根宝这个人物代表那一代知青中一种最为绝望的生存状态。他们从小学就开始抛开书本闹革命，与真正的老三届相比，他们的青春完全被政治动荡耗费殆尽，一俟高考恢复，命运的大门洞开之际，他们忽然发现，自己根本走不动了。机会来了，可他们却无力抓住。最后只能用死于非命让自己与那个黑暗的时代一起永远地沉沦下去。但这可歌可泣的一砸，确实将组织独特的权威渐渐瓦解，高考恢复的声音越奏越响，大多数人还是看到了光明。

正如陈琼之父陈国甫在戏里所说，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更重要。纵使今天的高考被人百般诟病，也难掩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给中国带来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每一个人都不可以否认的事实是，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才正式吹响，中国走向新时代的第一步才正式迈出。试想，如若当年依旧搞文革，搞“组织万岁”，我们又何能以一个大国公民的身份，自豪地说出：“我是中国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