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为陈独秀辩护状
陈独秀的宪政爱国主义
陈独秀的宪政爱国主义作者：陈永苗来源：作者赐稿来源日期：2005-9-2本站发布时间：2005-9-2 21:57:52阅读量：258次不爱没有人权的国家1914年11月10日陈独秀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第1卷第4号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立即毁誉等身而名动天下。
陈独秀说，“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
”不能一看到国家两个字，就胡里糊涂就去爱，不爱没有人权的国家。
他激动地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
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
”他的意思是说，现在的国家，对外不能御侮，对内残害人民，不要算了。
尽管公认陈独秀剑走偏锋，但陈独秀还是站立在理性的基础上。
他把爱国作为信仰加以审问，认为只能爱有资格值得爱的国家。
他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
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
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
”看来能够防御外敌，并不是值得爱的条件。
在外交和内政之间，只有内政是君子，保护人权而不是侵害人权的国家才值得爱。
爱国主义应该是理性的政治哲学，而不是盲目的政治信仰。
在陈独秀看来，民族自爱心同个人自爱心具有相同的性质。
个人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人生存，没有什么罪恶。
民族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族生存，也没有什么罪恶。
他爱国不能盲目。
所爱国家对外不应压迫他国，对内不应压迫人民。
如果没有这一界限，爱国心就是盲目的，甚至是有害的。
经过理性地考验，陈独秀确立了爱国主义信仰。
对于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问题，陈独秀的回答是明确的：“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
”“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陈独秀的爱国是自由主义的，以个人自由作为终极目的。
这让看起来是世界主义倾向的，而且似乎摈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
陈独秀的国民党四字经让蒋介石暴跳如雷
陈独秀的国民党四字经让蒋介石暴跳如雷2010-11-01 09:57:05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新闻热线：1932年10月15日，上海岳州路永兴里11号，处于半隐居状态且卧病在床的陈独秀被警方捕获，是叛徒谢少珊供出了他的住址。
早在1927年7月，这位书生意气十足的总书记即因屡犯“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被自己的同志炒了鱿鱼，两年后，又由于托派问题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现在身陷国民党的囹圄，以“危害民国”的重罪遭起诉，尴尬人遇尴尬事，真算得上是当年中国政坛的头号荒诞剧。
第二天，《世界日报》找准这个新闻噱头，刊登了一幅漫画：主人公是饱尝皮肉之苦的陈独秀——共产党一拳将他击伤，国民党又冲上去追加两拳，把他揍得像滴溜溜的陀螺一样天旋地转。
被鲁迅嘲为“焦大”陈独秀落入罗网，生死莫测，消息不胫而走，惊动了当世不少头面人物，他们纷纷声援，设法营救。
酷爱和平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拍了份越洋电报给蒋介石，称赞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人才难得，请勿以政见歧异而加害。
大哲学家罗素、杜威也陈词灼热，以惜才之心恳请国民党当局审慎从事，优容知识界精英。
至于国民党高层，一些资深元老更是为陈奔走呼吁。
《申报》以头版头条刊出蔡元培、宋庆龄、柳亚子、杨杏佛、林语堂、潘光旦、朱少屏等人合署的《快邮代电》。
傅斯年发表《陈独秀案》一文，作出持平之论：“政府以其担负执法及维持社会秩序之责任，决无随便放人之理，同时国民党决无在今日一切反动势力大膨胀中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蒋梦麟、刘复、周作人、陶履恭、钱玄同、沈兼士等12人致电张静江、陈果夫，为陈独秀说情。
胡适、翁文灏、罗文干、柏烈武等人致电蒋介石，为陈缓颊。
另有若干人尝试寻求法律解决的途径，竭力保陈性命。
当然，陈独秀蹲大狱之后，外界也有一些异样的声音，最典型的是鲁迅以何干之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面发表杂文《言论自由的界限》，嘲骂新月社诸君子是《红楼梦》中的焦大。
陈独秀最后的日子：一代人杰潦倒孤村
陈独秀最后的日子：一代人杰潦倒孤村作者：来源：《党史天地》2016年第09期在陈独秀逝世后的几天里，重庆地区的新闻有所报道，对他评价道：“青年时代的陈独秀，向宗教宣战，向偶像宣战，一种凌厉之气，不失为一个前驱者。
”“他毕竟是一个较有操守者，因为我们还得到他‘身后萧条’的消息。
”一代人杰溘然长逝1942年5月25日上午，陈独秀欲给潘兰珍（陈独秀的妻子）留下嘱托。
他艰难地示意潘兰珍再靠近些，然后用极其微弱的语气说：“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自立。
”5月27日，强心针与平血压针交互注射，但已没有了先前的那般效验。
陈独秀沉沉地昏睡着，周身能动的，只有微微的气息和孱弱的心跳。
夜9时40分，陈独秀停止了心跳！他逝世前的半个月，还编写着《小学识字教本》一书，在这未完的书稿上，他写的最后一个字竟是“抛”字！写完了这个字，他再也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对它进行注释了！这个世界抛弃了他，而他的精神仍在以无穷的力量关怀着这个让他恨由爱生的世界！而今，这个世界，依然没有超越他和他的同人们创造的“五四”时代，“五四”时代并没有因为这些先哲之逝而过去！在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上，“民主”与“科学”依然如他的生前一样没有被松绑。
“德先生”一方面被人虚伪地玩弄着，一方面又被人漠然地、麻木地忘却着；“赛先生”的命运依然暗淡在国民的愈加愚昧和贫穷里。
在陈独秀逝世后的几天里，重庆地区的新闻有所报道。
5月29日，《江津日报》一版刊发了《一代人杰溘然长逝》的消息，重庆的《大公报》也发表了《悼念陈独秀》的短评，还有《时事新报》《新民报》等对陈独秀之死，也有短小的消息见报。
消息中对他评价道：“青年时代的陈独秀，向宗教宣战，向偶像宣战，一种凌厉之气，不失为一个前驱者。
”对他的后期评价道：“他毕竟是一个较有操守者，因为我们还得到他‘身后萧条’的消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被清除出党1927年6月下旬，共产国际训令中国共产党批判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中共中央。
章士钊为“陈独秀案”辩护
章士钊为“陈独秀案”辩护作者：暂无来源：《读报参考》 2016年第8期1933年4月，国民党统治下的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理陈独秀等“危害民国案”，起诉书列举的罪名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
（一）4月14日上午，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第一次开审，55岁的陈独秀踏上法庭时，记者发现他“四周瞻顾，态度自若”。
当审判长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他回答：“这是事实，不否认。
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
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
至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
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4月20日上午，陈独秀等“危害民国案”第三次开庭，旁听者人满为患，有些是从上海、无锡、镇江各地赶来的，法庭无地可容，门外挤满了人。
等检察官控告完毕已是下午1点45分，陈独秀当庭抗辩：“检察官论告，谓我危害民国，因为我要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但是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
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他在法庭上指斥一“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民之上，视自己为诸葛亮与伊尹；斥人民为阿斗与太甲。
日本帝国主义方挟‘武力征服’政策对待吾国，同时国民党政府亦挟同样态度以临吾民。
”他表示自己力争的只是体现民主共和国实质的人民自由权利，力争的是实现普选的国民立宪会议，力争的是民主制扩大到历史的最高阶段。
现在和将来，他本人都没有篡夺民国为“党国”的企图，试问谁为“危害民国”？他进一步反驳，如果说人民发言反对政府或政府中某个人就是有罪，那么两千年前周厉王有监谤之诬，秦始皇有巷议之禁、偶语之刑，汉武帝更有腹诽之罚，那时当然没有言论自由。
历史趣谈：大律师章士钊的两次义务辩护：两次成功免死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大律师章士钊的两次义务辩护：两次成功免死导语：章士钊，字行严，1881年生于湖南善化(今长沙)的一个耕读之家。
章士钊早年自新闻界起家，1903年仅22岁就被聘为《苏报》的主笔。
章氏年少激进章士钊，字行严，1881年生于湖南善化(今长沙)的一个耕读之家。
章士钊早年自新闻界起家，1903年仅22岁就被聘为《苏报》的主笔。
章氏年少激进，主导《苏报》的改革，发表了大量排满反清、倡言革命的文章。
由于章士钊在《苏报》连续刊载激进文章，清廷将位于上海公共租界中的《苏报》诉至会审公廨，章炳麟、邹容等涉案作者被捕入狱，《苏报》亦被查封。
此即晚清历史上著名的“《苏报》案”。
经此一事，章士钊在政治上的主张愈加激进，甚至开始着手进行实际的革命工作。
次年11月，因参与刺杀广西巡抚王志春，章士钊被迫流亡日本，后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法律、政治等科。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孙中山的邀请之下，章士钊携眷回国，一度担任国会议员、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等职。
1930年，章士钊重返上海，执律师业，时谓上海四大律师之一。
壹辩为“因言获罪”的诤友陈独秀辩护“法律所禁止的乃是行为，而非理想”章士钊素为报刊界闻人，当年远赴英伦学习法律的机缘也因有关言论自由的“《苏报》案”而种下，他执律师业后所代理的第一个代表性案件也是“因言获罪”之案。
1932年9月15日，上海市公安局协同法租界总巡捕房持第一特区法院所出具的搜查拘留票，以“危害民国”罪将陈独秀(字仲甫)及其领导的托派中央常委机关同事彭述之、宋逢春等抓获。
两日后，陈独秀等人被引渡给国民党当局，旋被押解至南京卫戍司令生活常识分享。
陈独秀的被捕、庭审,与死亡
陈独秀的被捕、庭审，与死亡作者：罗学蓬来源：网上文摘来源日期：2002-11-10本站发布时间：2002-11-11阅读量：301次千秋功过，世人评说。
“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独领风骚的陈独秀，在中共历史上功过是非的评价，也因时而异。
本文披露陈独秀被捕入狱后一些鲜为人知的生活片断。
1932年10月15，陈独秀没有想到，他被共产党开除党籍之后，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为此，《世界日报》刊登一幅漫画：主人公是受尽皮肉之苦的陈独秀——共产党一拳把他打伤了，国民党两拳把他打昏了。
1932年12月8日，世界著名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给蒋介石拍来电报：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求给予释放。
被誉为“世界20世纪的三大哲学家”也相继给蒋介石拍来恳求电。
特别是英国人伯特兰?罗素、美国人约翰?杜威更是陈词灼热，对陈独秀一片爱心。
可蒋介石却无动于衷。
蒋介石说：“陈独秀虽已被共党排除，但亦是共党之鼻祖，危害民国，未戒组织社团闹事之病。
”在中山公园，蒋介石被记者团团围住，问及陈独秀事件，他说：“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近年共产党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一1932年，在周家嘴路的一条弄堂底部，陈独秀仍在深夜奋笔疾书，吟诗骂世。
突然，整个弄堂一片漆黑——停电了！陈独秀叹道：“中国的现实就像眼下的光景，漆黑一团！。
他拿根蜡烛正想点燃，突然几道手电光同时向他射来。
接着，沉重的铁铐锁住了他的双手。
陈独秀眼睛一瞥：“原来是你谢少珊出卖了我？！”说着，狠狠向谢的脸上吐了口唾沫。
谢少珊是“左派反对派”中央常委的秘书，曾经鞍前马后跟着陈独秀，备受陈独秀的赏识。
陈独秀在租界看守所见到了彭述之等几位被捕的党委。
彭说：“该如何是好呀？”“怕什么，我独秀已蹲了三次监狱。
共产党人，命大！”当时，各地的电报雪片似的飞到国民党中央，义愤地提出“查办处决”的意见。
有单位发的—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广东省党部，以及许多军队的师党部和地方的县党部；还有个人发的——湖南清乡司令何键、新疆省主席金树仁……他们陈词激烈，把陈独秀视为千古罪人，不杀不解心头之恨。
被喻为“不羁之马”的陈独秀
被喻为“不羁之马”的陈独秀陈独秀是怎样的一个人，同时代的人对他有过众多的论说，而与他相知有素的老友章士钊的描述，倒是惟妙惟肖，言之成理。
他说陈独秀这个人乃“不羁之马，奋力弛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
其胸怀俊迈的抱负，奋不顾身的胆略，已经跃然纸上。
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陈独秀幼年丧父，祖父陈章旭担当起对他启蒙教育的职责。
这位晚清候补知县性格孤僻古怪，周围邻里的孩子都怕他，背后叫他“白胡老爹”。
他教孙儿读书，纯用传统的灌输法，恨不得七八岁的小孩，一年内就能读完四书五经。
旧时读书就是背书，而一旦背不出来，祖父就会痛打手心。
无论祖父怎样毒打，他总是咬紧牙关，不吭声，不掉泪。
老人气得咬牙切齿，捶胸顿足，气恼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母亲见此情景，常常以父亲一生读书而未中举人的恨事进行劝慰，边说边流眼泪，倔犟的他也失声痛哭。
及至晚年回忆往事，他感慨道：“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之命令。
”陈独秀对理想的追求和主义的信仰，向有一股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精神。
新文化运动时，面对旧派人物的围剿，他毫不胆怯，发誓为文学革命，“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文学革命正因为有他担当前驱者，才能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他的朋友胡适是这样评论的，文学革命得到陈独秀“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运动了”。
五四运动时，陈独秀曾说过：“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
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他自己正是如此实践的，一生的四次牢狱之灾，根本没有损及他的意志力，相反却泰然自若，一身是胆。
毁誉平生章士钊
Walk into y o u，走进人家毁誉平生章士钊文/左文章士钊，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烂柯 山人，孤桐，青桐，秋桐等，汉族，湖南 长沙人，1881年3月20日生。
1973年去世。
著名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 治活动家。
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第二任馆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1911年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
著有《逻辑指要》《柳 文指要》等著作。
章士钊享年92岁，-生跨越两个世纪，处身政、学两界，所交者，三教九流，无所不有。
-生命运，波澜起伏，所具思想，繁复驳杂。
终其一生，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虽晚年得以善终，然毁誉参半，却是他难以逃脱的命运章士钊幼年入私塾，青年流亡日本、留学英国、22岁因《苏报》案为天下瞩目。
继而与陈独秀等创办《国民日日报》、编译《大革命家孙逸仙》、与黄兴等创建华兴会。
1905年流亡日本，与闻筹建同盟会，但坚辞人会，并终其一生再未加人其他任何政党武昌起义后，章士钊应孙中山之遨，回国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但因其不合西方政党标准而意见不一，且反对其“毁（旧）党造（新）党”说，主张施行政党内阁制，被同盟会员斥为“保皇党”，愤而辞职_而后又应袁世凯之邀北上，袁世凯赠其豪宅一座，并任命他为北京大学校长，但没有到任。
宋教仁被刺事件后，章士钊逃离北京。
随后又奉孙中山之命，联合岑春煊讨伐袁世凯，并任讨袁军秘书长，事败后再次亡命日本而后即创办《甲寅》杂志，力主“调和革命论”，及虽倡言革新、反对专制，但反对暴力激进手段，并批评革命党有“好同恶异”之弊：1914年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后，黄兴另起炉灶，组织成立欧事研究会，章士钊又附从黄兴。
袁世凯称帝引发众怒，章士钊又出任西南方面军务院秘书长，参与反袁战争1917年，章士钊应陈独秀之邀，担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逻辑学，并力荐李大钊、杨昌济到北大任教以所兼北大图书馆长职荐李大钊继任。
不羁性格让陈独秀终被政治抛弃
不羁性格让陈独秀终被政治抛弃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经世致用，宏济天下之传统志向，在那个新旧裂变、内忧外患、悲情乱世的年代，政治就象一波波涌动的春潮，让他们那颗忧患当下，思索未来的心骚动着，沸腾着，或涌入春潮一试身手，或踏水潮边一过其瘾。
陈独秀是最有个性的书生，却偏偏走上了政治之路。
自小，他就倔强而叛逆，被祖父痛打从不喊一声痛，祖父曾感慨：“这孩子将来不成龙，就成蛇。
”后来，陈独秀留学日本，却不喜欢日本式的改良，独爱法国催枯拉朽式的革命。
五四前后，陈独秀一谈到革命，就神采飞扬，他在《文学革命论》写道：“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
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这样的思想，注定他会身陷政治。
一件看似巧然却是历史必然的事情发生了，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曾因在八大胡同为争风打架，震动了京城和学界，嫖娼事件后不久，他黯然离开北京，南下上海。
在桃花盛开、春潮涌动的黄浦江畔，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紧紧握手，成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
政治需要的是圆润和油滑，陈独秀桀骜不驯的个性、火山爆发般的臭脾气，就象满身的刺，动不动就把人轧得满身伤痕。
除了维经斯基，他和马林、鲍罗廷等共产国际代表都吵得面红耳赤，互相不融。
陈独秀当上总书记后，谁也约束不了他，据张国焘回忆，我们经常找不到总书记。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陈独秀在总书记之位失踪过一个月，惊动了莫斯科和共产国际。
1926年1月下旬某天，陈独秀突然失踪，中央一片恐慌，遍寻无果，发启事找人。
陈独秀看到报上的“寻人启事”，才从扬州发回电报，说“外出治病，初有好转，可以扶病视事”。
他人上哪儿去了？原来，他在扬州跟闪恋闪婚的女医生施之英“度蜜月”呢。
对于陈独秀，章士钊说他是一匹“回头之草不啮”的“不羁之马”；汪孟邹说他“无法无天”；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郑超麟说他“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
这样的个性和作派注定陈独秀无法成为党魁，最后，他被开除出共产党。
离开后，陈独秀却未改年轻狂态，至死犹抱革命情怀，他一生几陷绝境，险遭暗算，从不惊恐，让人生敬，让人肃然，让人景仰。
1932年陈独秀的法庭辩护状
1932年陈独秀的法庭辩护状作者：雷启汉来源：中国思维网来源日期：2005-6-22本站发布时间：2005-6-22 12:13:30阅读量：192次1932年陈独秀的法庭辩护状：我为什么要推翻政府？作为一个现代有影响的人物，陈独秀的一生是颇为复杂的。
笔者谨将早年从家父雷彬章口里听到的一段龙门阵摆出来，供读近代史和爱好遗闻轶事者参考。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寓所被工部局巡捕逮捕，经第一特区法院略事询问，即将同案人犯引渡给上海市警察局。
接着蒋介石命令将陈等解押南京（同案尚有彭述之、濮一凡、王武、王兆群、何阿芸、王子平、郭镜豪、梁有光、王鉴堂等），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派军法司司长王振南审理。
这时全国各地报纸纷纷发表消息，国内和国际的著名学者如蔡元培、杨杏佛、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人都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释放陈独秀。
蒋介石在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下，被迫批示，由军法司移交地方法院审理。
于是，陈氏等由军法司看守所移至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羁押（因军事法院审理不公开，不得请辩护人。
地方法院则反是，故蒋氏为平民愤，而将陈氏改由地方法院审理）。
当时陈氏被控为“危害民国罪”，按规定应由江苏高等法院审理。
但高等法院设在苏州，如果将陈氏押往苏州，恐怕会出问题，于是苏州高等法院派庭长胡善称到南京组织法庭审理陈氏等。
苏州高等法院检察处也派检察官朱隽到南京为公诉人。
当公审陈氏的时候，法院内外人山人海，旁听席内拥挤不堪，法庭外也挤满了人：不仅南京万人空巷，还有从上海、苏州、杭州、镇江等地专程乘车、坐船赶来旁听的人。
其中以学生最多。
审理开始，书记官宣布审理陈独秀等“危害民国罪”一案。
审判长胡善称命令带陈氏到庭。
陈的辩护人章士钊律师入席就座。
审判长讯问陈独秀姓名、年龄、籍贯、职业、有无前科后，便请公诉人提出公诉。
公诉人朱隽宣读起诉书，认定陈氏犯“危害民国罪”，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提出公诉。
审判长问陈为什么要推翻国民政府。
陈独秀
陈独秀1933年4月14日上午，在促狭的江宁地方法院法刑二庭，记者挤满前廊，庭内座无虚席，百余人旁听了一起以“叛国罪”提起公诉的审判。
由狱警带上被告席的陈独秀，气色尚佳，眼睛深深眍进挑起的眉梁骨，不自觉有睥睨一切的神气。
当堂自辩时，他的一番讥诮之词引得旁听席上一阵骚动。
“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非国家……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满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
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再度入狱的陈独秀，此时已被国、共两党剥除了任何合法的政治身份。
自1913年“二次革命”以来，他曾因“反政府”、“组织共产党”等罪名四次被捕。
这一次，为营救陈，知识界的民主人士一如既往地竞相奔走，在胡适、蔡元培的运作下，杜威、罗素乃至爱因斯坦都拍来了声援电报。
当时最有名望的大律师章士钊自愿出任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慷慨陈词53分钟，以“保全读书种子、着重言论自由、恪守法条之精神”为陈辩护。
陈独秀闻言，当庭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状为准。
”台下哗然，有人议论陈是“想当英雄”。
法庭最后判陈入狱13年。
遥在延安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据此评论说，“陈(独秀)托(洛茨基)取消派跪在国民党法庭面前如此讨饶，所以保住了性命。
”面朝四壁把国民党的牢底坐穿，背后则忍受着“自己人”的谩骂。
这位参与创党的中共首任总书记，到了晚年被《新华日报》等称为“托匪汉奸”、“日寇侦探”，直到死后仍长期背负着“右倾机会主义”、“反动路线总头子”的骂名。
他身前的思想与作为，有如受到诅咒，至今仍深埋在公众的视野之外。
向左走？向右走？站在法庭上，年过半百的陈独秀仍精神矍铄。
壮年时他曾教训青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
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的美的生活。
”现在这看起来像是他人生的自剖。
囚于南京狱中期间，曾经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重操早年精熟的文字学，写成一部《实庵字说》，成为他的遗世之作《小学识字课本》的底稿。
【同步素材】陈独秀------倔强坎坷的一生
【同步素材】陈独秀------倔强坎坷的一生在学习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很正面的印象，但是性格决定命运，陈独秀的倔强坎坷的性格也就决定了他的倔强坎坷的一生，中国的革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更像一个大熔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其实就是一部共产党党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作为中共最主要的创立者，几十年来，他被先后戴上了九顶帽子，即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如今，这些帽子先后被一一摘掉，2002年出版的党史一卷，将长期以来的“右倾投降主义”改为了“右倾机会主义”。
2004年4月，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谈到大革命失败时，又给予了新的说法，将其表述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这是到目前为止由中央领导人所作的新的定性，获得了学界普遍好评。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姚金果对此深以为然：“陈独秀在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不能全归咎于他，有共产国际的原因，加上党太年轻，缺乏经验，所以他所犯的错误应该是集体错误。
”在中央党史研究室“镇室之作”《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姚金果承担了第二编“党在大革命”时期的编写工作，之后又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的编写。
姚金果告诉本刊记者，苏联解体之后，有关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大批档案文件得以解密，越来越多的事实正以它们的本来面目先后回归，与之相伴的便是历史评价的修正，陈独秀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被共产国际束缚手脚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年轻的中共蒙受巨大的损失。
陈独秀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不管其所奉行的路线政策是自觉主动的还是被迫违心的，都逃脱不了应当承担的领导责任，他因此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离开了连任五届的中共最高领导岗位。
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解密档案显示，从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作出过738个决议，即平均两天一个决议。
中央文史研究馆——存史资政、心怀天下、情系百姓、敢于直言
A special article of our journal <本刊专稿中央文史研究馆——存史资政、心怀天下、情系百姓、敢于直言编者按：中央文史研究馆肩负着存史资政的重任馆长和馆员，皆由国务院聘任，由总理颁发聘书，获聘馆员“资格颇严”，需“德、才、望”三者兼备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多是来自各领域德高望重的名流、学者、艺术家等，他们继承和弘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服务；同时关心国是，关注民生，从各自专业出发资政建言，中央文史研究馆作为政府咨询机构，馆员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章士钊：这个运动不能再搞下去1973年5月25日，一架前往香港的 飞机从北京起飞，机上乘坐的是时为中 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已92岁高龄的章士 钊：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与台湾方面会 谈两岸问题，欲开启“第三次国共合作”抵达香港后的章士钊，因频繁活动，劳累过度，37天后病逝于香港。
民国时期，章士钊仗义辩护陈独秀 “危害民国案”，长达53分钟的滔滔雄 辩旁征博引、洋洋洒洒，使得“政府不 等于国家”这一声音，响彻大江南北.其辩护词被中外报纸竞相登载：章士钊于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_1959年丨0月任馆长时，章士钊已经78岁，但他并非静养天年，而是对时局、国策等建言不断，且多敢为之举。
最为人称道的便是在动乱非常、人人自危的文革时期，他向毛泽东直言文革之弊，认为这个危害国家的运动不能再搞下去了。
试想，章士钊曾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国民政府的参政员，还曾被鲁迅痛骂为“落水狗”，如此经历任何一项，在造反派“横扫一切”的恐怖中，将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都万分“有理”。
所以，这样的情形下，章士钊的所言所为，可谓之大义大勇。
据相关史料及其女章含之的回忆文章记载：文革初期，章士钊见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并公然提出“打倒刘少奇”时，便深感不安和愤怒，并直言表示：“这个运动再搞下去，国家要完了。
陈独秀
报人陈独秀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
《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甲寅杂志》《新青年》《每周评论》
第二阶段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到大革命失败期间
《共产党》、《劳动界》、《向导》、《新青年》季刊和《前锋》
第三阶段为大革命失败后
《无产者》、《火花》和《热潮》
报人陈独秀
（一）平民化的编辑语言。案例：《安徽俗话报》--‚切瓜‛ （二）平民化的编辑内容。陈独秀是一直关注政治的，只是这政治是国民政 治，而不是‚政党政治‛。因此其报刊编辑内容上以及他为报刊编辑所撰 写的文章，选材内容基本都是为平民所关注或为平民呼吁的。 ……………等等。
“不打不相识”因 共同参与《甲寅》 编辑而认识 携手创办《新青年》 《每周评论》 “南陈北李”筹建 中国共产党
1
章士钊，字行严，1881年生。 22岁时，担任进步刊物《苏报》 主笔，24岁时流亡日本，成为 孙中山、黄兴的策士。1914年， 章士钊在东京创刊《甲寅》杂 志。
《甲寅》杂志是中国近代 史上影响极大的政论刊物， 是《新民丛报》之后、《新 青年》之前影响最大的杂志。
蔡元培对陈独秀的评价
‚一位失败的书生政治家，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一位特立独行的叛逆 者，一位命运坎坷的孤独英雄，抑或是一个不依附任何势力的社会活动 家？‛一切的评价用在他身上似乎都不为过。 ——蔡元培
鲁迅对陈独秀的评价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 ‚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 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 ‚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 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 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鲁迅
76年前章士钊为陈独秀辩护词（节选）
76年前章士钊为陈独秀辩护词（节选）76年前章士钊为陈独秀辩护词（节选）1932年3月淞沪抗日之战逐渐平息后，章拟议中的律师事务所虽然早已于上年11月领到律师证书，但于是年1月才正式挂牌开办业务。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及其托派成员彭述之、宋逢春、罗世凡等，其中央常委全部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旋即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转押赴南京，后由江宁地方法院看守。
近日偶然看到76年前章士钊为陈独秀危害民国案辩护词，看到的是半文不白的艰涩语句。
只有一段文字被引用得很白话，说：政府不等于国家，民国的主权在民，复辟国体才是叛国，才是危害。
否则，不论对于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都是正常的，只有半开化的国家才会以此“临之于刑”。
：（以下选自《寂寞秋桐：章士钊别传》）章士钊说“本律师曩在英伦，曾闻道于当代法学家戴塞，据谓国家与政府并非一物。
国家者，土地、主权、人民之总和也；政府者，政党执行政令之组合也。
定义既殊，权责有分。
是故危害国家土地、主权、人民者叛国罪也，而反对政府者，政见有异也，若视为叛国则大谬矣。
今试执途人而问之，反对政府是否有罪，其人必日若非疯狂即为白痴。
以其违反民主原则也。
……英伦为君主立宪之国家，国王允许有王之反对党，我国为民主共和国，奈何不能容忍任何政党存在耶!本律师薄识寡闻，实觉大惑不解也。
……本法庭总理遗像高悬，国人奉为国父，所著三民主义，党人奉为宝典，总理有云：‘三民主义即是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
为何总理宣传共产，奉为国父，而陈独秀宣传共产主义即为危害民国耶?于法于理能服人乎?若宣传共产即属有罪，本律师不得不日龙头大有人在也。
”他的辩护起势就高屋建瓴，使听者为之动容，接着，他从法理上、从逻辑学上展开议论，用带湖南腔的普通话清晰地说：“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遂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
即于法理不当。
”检察官哑然无辞以对。
旁听席中大多为知识阶层，听到这样词义精严的辩驳，则都为之首肯。
关于建党伟业的人物小传600字
关于建党伟业的人物小传600字篇11918年，正在北洋大学读书的张太雷，为了使独居的母亲有个照应，遵从母命，利用暑假返乡与陆静华结婚。
陆静华出身贫寒，父母早逝，依靠叔父抚养教育，她为人厚道，性格温柔、随和，巧的是同太雷同年同月出生。
成婚后，租住在南门外子和里三号。
张太雷也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团聚，平时由陆静华照料母亲薛氏。
1921年春，张太雷派往苏俄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
因时间紧迫，来不及回家告别，只好写了一封长达2000多字的家信寄给妻子陆静华。
把他对母亲和爱妻的思念之情、他对革命的抱负和对今后的期望，全都在这封信中倾诉出来。
信中说:“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
认为从这个问题说起，他们要容易理解些，所以太雷在信中说:“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想等明年去考高等文官考试。
但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做了官，发了财，难保我的道德不坏。
”“你也看见多少做官发财的人们多嫖赌娶妾，惟有求得高深的学问既可以自己独立谋生，不要依靠他人，心境自然也就安定。
又可以保持我清洁的身体、高尚的道德。
在信中他充满深情地说:“希望我回来的时候，我学得很好，你也学得很好，那时我们多快活啊!”张太雷对母亲十分孝顺，在信中特别关照妻子要妥善安排好家庭的经济生活，“母亲年老应当吃好一点，穿好一点。
你可劝劝母亲说不要过省。
不然我在外如何安心呢?”“我们现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
”这封家信，充满了一个革命者对亲人的真挚感情。
为了革命、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张太雷怀着对祖国、对亲人的深深眷恋，毅然踏上了前途莫测的艰险征程，去谋将来的永远幸福。
这封家信，是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现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篇2夏明翰出身于书香门第、仕宦之家，从小在生活上无忧无虑，然而他生活的时代却是中国处于列强瓜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黑暗时代，民族危亡、民生困苦，他目睹的这一切，使他发自内心要追寻光明，从青少年时期就充满了正义感。
章士钊与陈独秀
章士钊与陈独秀
1933年4月，南京江宁地方法院以“危害民国罪”起诉陈独秀。
拥有执业律师执照的章士钊自然清楚，一旦罪名成立，被告势必会被判处重刑，便主动要求为其辩护。
友人不解地问：“陈独秀已然把您当成了仇人，为何还要帮助他？”而在章士钊看来，陈独秀一直是他的好友，当年的交情让其难以忘怀。
早在1919年秋，时任南方军政府秘书长的章士钊就搭救过被逮捕的陈独秀，他以与其是“总角旧交”为由，要求北洋政府放人。
熟知内情的人知道，他们之间的友情当属过往。
二人早年因为志同道合往来密切，随着形势的变化，因政见发生严重分歧形同陌路，章士钊转而支持??民党，自然变成陈独秀心目中的敌人，因而经常撰文对章士钊嬉笑怒骂，甚至把其与逆时而为的北洋军阀段祺瑞并列一起严厉谴责。
但章士钊并未把这些放在心上。
在法庭辩论中，章士钊用了近一个小时据理为被告开脱，其辩护词却遭到陈独秀的断然否认。
一位同行为此打抱不平：“您费时费力写出长篇辩护词，没获得被告的一丝感激，反而以敌视态度对待，你这又是何苦呢？”章士钊说：“朋友落难，当该尽力相帮，为何要去计
较他的态度？”最终，陈独秀被轻判。
陈独秀在南京服刑期间，许多人对其避之不及，包括一些昔日旧友都没去看望，而章士钊经常托人捎去钱和日常生活用品，还特地从上海请来医生为他治病。
出狱后的陈独秀客居重庆江津，拒绝国民政府的救济，贫病交加，章士钊得知情况，自掏腰包三百元给陈独秀汇去，自始至终关心和照顾老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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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为陈独秀辩护状(2)义中之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
”(同上)综合前后所论，其说明民生共产相同及相质相剂之处，何等明切。
今孙先生之讲义，全国弦诵，奉为宝典，而陈独秀之杂志，此物此志，乃竞大干刑辟，身幽囹圄。
天下不平之事，孰过于斯?又起诉书指独秀“打倒资本家，没收土地，分配贫农，其言词背谬，显欲破坏中国经济组织、政治组织，此即《中山丛书》求之，复如桴鼓之应，不差累黍。
民生主义第一讲云：“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总是相冲突，不能调合，所以便起战争。
最好是分配之社会化，消灭商人的垄断。
’斯与起诉书中上述各语，论质论量，俱不知有何分殊。
尤为彰明较著者，同盟会之四大政纲，第四即日平均地权，既曰平均，当日分配，后有分配，其先必有没收。
没收者何?取之地主之谓。
分配者何?给与贫农之谓。
商人的垄断于焉消灭，劳工之冲突，于焉化除。
中国传统至今之经济政治两种组织，如之何其不破坏乎?援陈证孙，本如一鼻孔出气，谓是言词背谬。
龙头大有其人。
尤有足资记注者，孙先生平均地权之策，至今迄未实行，其所以然，则曩述“共将来不共现在”一语，足为铁板注脚。
惟其如是，故孙先生时时以“革命尚未成功”一语强聒于众。
盖平均地权之业，须以革命之力成之，理势则然也。
夫孙先生之革命，与陈独秀之暴动，一贯之论尔。
孙先生之书，既为国人所诵习，既其革命方略，亦谆嘱同志努力为之。
独陈独秀以含义悉同之“暴动”字样，求民生主义内之同一中坚政策实现。
乍一启口．陷阱生焉，凡服膺中山主义之忠实信徒，其谓之何?且也，就陈独秀、彭述之连日口供观之，此二人者，并不得视为表里如一，首尾一贯之共产党，何以明其然也?独秀不认危害民国，而认反对国民党政府。
综其理由，约分三事：一、刺刀政治。
政府以强暴之力强抑天下人之口，使不得有所论列。
微论非党人之无言论自由权也，即高级国民党员之无枪杆者，亦禁阻使不得声。
二、搜括手段。
凡国民党之政策，悉以构成，苛捐杂税，横征无已，聚敛所得，悉数寄存外国银行，以便帝国主义者之操纵把持，侵压本邦，反之，商市萧条，农村破产，国民经济之如何衰败，举不值国民党政府之一顾。
三、抗日无诚意。
当人民一致抗声浪最高之顷，政府竞听孤军转战，不予接济，民既剥夺殆尽，民族主义且无以自恃；甚至民间宣言攘外，驳骚有得罪政府之势。
彭述之所供略同。
此之论调，盖已离却共产党本位，与一般讥切时政之声口，仿佛一气。
如西南五省，如冯玉祥先生，与共产党风牛马不相及者，近时箴规政府之文电，遍载于南北新闻纸类，亦殊去上陈三事不远。
假令吾国国体未改，帝制依然，以此置于汉人论时事疏，或宋人上皇帝书中，匪惟责罚无闻，抑且优旨嘉奖，事例颇多，无可抵谰。
至各国国会，即前席陈词；所为推排当局，惟一时舌锋是视者，其类此之论，尤难枚举。
独是中华，忝为民国，陈、彭言虽稍激，议实从同。
以此列为罪状，写入爰书，其以示天下后世?明代于谦之狱，熊廷弼之狱，当时推问，并不限于中涓，狱成之日，何尝不以为罪人斯得，然朝局一变，是非大白，至今公论如何，宁待考知。
以今例昔，事同一例。
何况陈独秀之于国民党也，今虽仳离，始则合作。
审判长屡讯陈独秀曾否在国民党担任职务?独秀坚称无有。
如实论之，却不尽然。
所供民国十年在广东任教育厅长，是为孙大元帅在粤确定政权之始，且不具论。
而十一年之赴莫斯科，为国民党容共政策所由发韧，同行者且为今日全国之最高军事长官，谈士类能言之。
尤要者，十六年四月五日，独秀与今行政院长汪精卫先生发布《国共两党领袖宣言》，首称：“中国共产党坚决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
”并云：“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
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主张打倒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
”由是推测，可见共产党中眼光错误，主张打倒国民党者，大有人在，而独秀苦口劝之，情见乎词，至哀告同志，使勿“为亲者所怨，仇者所快。
”即此一点，殊足酿成共产党分裂之势而有余。
审判长叉问独秀：“究以何故成为苏俄干部派(即斯丹林派)之反对派?”独秀答云：“以意见不同耳。
”再问是何意见?即惨然不答，并求审判长勿复进叩党事，致陷彼于自作侦探之嫌。
此其哀情苦志，实已洋溢言表。
而独秀党籍之被开除，与联合汪精卫发表宣言一事之不见悦于莫斯科干部派人物，不无草蛇灰线，因果相寻之迹，明眼者不难一目得之。
己虽不言，而要不失为法院应采之证。
当是时也，容共为国民党公开政策，凡共产党同时为国民党，反之，凡国民党亦多同时为共产党。
陈独秀适为大团结中之一人，其地位与当今国民党诸要人，雅无二致。
清共而后，独秀虽无自更与国民党提携奋斗，而以已为干部派摈除之故，地位适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不期而化为缓冲之集团。
即以共产党论，托洛斯基派多一人，即斯丹派少一人，斯丹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要无不可。
即此以论功罪，其谓托洛斯基派有功于国民党也，且不暇给，罪胡为乎来哉?此义独秀必不自承，而法院裁决是案，倘不注意及此，证据、方法既有所未备，裁判意旨复不得谓之公平。
要而言之，陈独秀之不能与国民党取同一之态度，势为之也；其忠于主义，仍继续研究共产学说者，理为之也。
彼将实行计划，付之后来，与江西红军无关，与第三国际复无关，以托洛斯基自号厥派，实与生物学家之奉达尔文，心理学家之奉佛洛伊德无异，而亦中山之遗教如是。
国民党人且当奉行唯谨，矧在他人，至其见到国民党之失政，引绳批杷，有所抨击，此国民之义务如是，即不为共产党，亦得激于忠义而为之。
政府现时约束舆论，刻意从严，如陈独秀所陈三事，未便公开如量发布，则有政府所颁之《出版法》，当然与其他新闻杂志等一律取缔。
必欲侦骑四出，如临大敌，一有索引，辄论大刑，国家立法之本旨，岂其如是?基上论述，本案陈独秀、彭述之部分，检察官征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及第六条，所谓叛国、危害民国及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同之主义，湛然无据，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知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尊重言论自由，恬守法条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累。
实为公德两便，谨状。
本案当首严言论与行为之别。
言论者何？近世文明国家，莫不争言论自由。
而所谓自由，在都指公的方面而言。
以云私也，甲之自由，当不以侵乙之自由为限，一涉毁谤，即负罪责。
独至于公而不然，一党在朝执政，凡所设施，一任天下公开评骘，而国会，而新闻纸，而集会，而著书，而私居聚议，无论批评之达于何变。
只需动因为公，界域得以“政治”两字标之，俱享有充分发表之权。
……而本案检察官起诉书：一百对于G·M·D政府冷讥热骂，肆意攻击，综其要旨，则谓G·M·D政府威信堕地，不能领早群众云云，皆成为紧急治罪之重要条款。
此即中华人而互衡之，何度量之相越及公私之不明如是其甚耶！退一步言，如起诉书所称，信有罪矣，然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共十一条，究视何条，足资比附耶？讥而言冷，骂而曰热，检察官究以何种标准，定其反对高下之弃数耶？要之，以言论反对，无论何国，均不为罪。
即其应付紧急形势之特别法规，也未见此项正条。
本起诉书之论列，无中无西，无通无别，一切无据。
此首需声明者一。
何谓行为？反对或攻击政府矣，进一步而推翻或颠覆之，斯曰行为。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以“左列行为，为必要条件。
左列行为者，指现在之事实。
……夫法律之事，课现在不课将来。
”审判长郑重问过陈独秀：“共产党最终之目的是推翻G·M·D，建设苏维埃否？”答云：“当然。
”可见，共产主义是禁禁禁的最终目的，是将来之事。
本庭遗像昭重之孙中山先生，即倡言共产主义者也。
特叮咛以示于众曰：“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M_-Z主义第二讲)。
”以故先生所持共产理论最透彻而流弊毫无。
如谓将来之举动，当受刑事制裁，则以共产嫌疑先陈独秀而应被处分之人，恐非法庭之力所能追溯。
若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绳之法律平等之谊，又焉可通？……是以行为论，独秀也断无科罪之理。
此应申明者二。
独秀之开罪于政府者，非以其鼓吹共产主义乎？若而主义，由司直(指检察官)之眼光视之，非以其与三M_-Z义不相容乎？(检察官以紧急治罪法第6条起诉)如实论之，尤谬不然。
孙中山先生之讲民生主义也，开宗明义之言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 (第一讲第一段)其解释同党之误会云：“许多同志，因为反对禁禁禁，便居然说共产主义与三M_-Z义不同。
”下又云：“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
”又云：“G·M·D既是赞成三M_-Z义，便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
”综合前后所论，其说明民生共产相同及相质相剂之处，何等明切。
今孙先生之讲义，全国弦诵，奉为宝典，面陈独秀之杂志，此物此志，乃竟大干刑辟，身幽囹圄，天下不平之事，孰过于斯？(起诉书指控陈独秀“打倒资本家，没收土地，分配贫农，其言词背谬，显欲破坏中国经济组织、政治组织”。
章士钊以对孙中山著述极为熟稔的功底予以驳斥)此即《中山丛书》求之，复如桴鼓之应，不差累黍。
民生主义第一讲云：“资本家和工人的分之，总是相冲突，不能调合，所以便起战争。
最好是分配之社会化，消灭商人的垄断。
”斯与起诉书中上述各语，论质论量，俱不知有何分殊。
尤为彰明昭著者，同盟会之四大政纲，第四即日平均地权。
即日平均，当曰分配，后有分配，其失必没收。
没收者何？取之地主之谓。
分配者何？给与贫农之谓。
商人的垄断于焉消灭，劳工之冲突，于焉化除。
中国传统至今之经济政治两种组织，如之何其不破坏乎？援冻征孙，本如一鼻孔出气，谓是言词背谬，龙头大有其人。
尤有足资记住者，孙先生平均地权之策，至今迄未实行，其产以然，则曩述“共将来不共现在”一语，足为铁板注脚。
惟其如是，故孙先生时时以“革命尚未成功”一语强聒于众。
盖平均地权之业，须以革命之力成立，理势则然也。
其上论述，本案陈独秀、彭述之部分，检察官征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2条及第6条，所渭叛国危害民国及宣传与三M_-Z义不相同之主义，湛然无据，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知无罪。
本案当首严言论与行为之别．言论者何？近世文明国家，莫不争言论自由。
而所谓自由，大都指公的方面而言。
以云私也，甲之自由，当不以侵乙之自由为限，一涉毁谤，即负罪责。
独至于公而不然，一党在朝执政，凡所设施，一任天下公开评骘，而国会，而新闻纸，而集会，而著书，而私居聚议，无论批评之达于何变。
只需动因为公，界域得以“政治’两字标之，俱享有充分发表之权。
……而本案检察官起诉书：一面对于国民党政府冷讥热骂，肆意攻击，综其要旨，则谓国民党政府威信堕地，不能领导群众云云，皆成为紧急治罪之重要条款。
此即中华人而互衡之，何度量之相越及公私之不明如是其甚耶！开篇便倡导言论自由“近世文明国家，莫不争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