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一波三折

一.中日关系的历史回顾

1.中日两国的敌对（1949—1971）

二战后，日本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吉田政府于1952年4月与台湾当局缔结《日台和平条约》，建立了所谓“外交关系”，从而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设置了新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决定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渐进积累的方式，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1952年6月，中日签订了第一个战后民间贸易协定。1953、1955、1958年又签订了三次民间贸易协定。但1958年的“长崎国旗事件”一度导致中日贸易中断。由于双方对发展经贸关系又很强的需求，1962年廖承志与高崎达之助签署了《中日贸易综合备忘录》，即L—T备忘录。1963年中日友好协会成立，积极开展中日民间交流。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中日关系受到严重冲击。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前29多年的两国关系，可以清清楚地看到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以下三个因素的制约。第一是冷战这一国际大环境；第二是日美关系；第三是日台关系。

2.中日关系的蜜月时代（1972—1991）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剧变。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感到震撼，谋求同中国邦交正常化的呼声高涨。1972年9月，田中首相访华，双方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两国邦交实现了正常化。1978年8月，两国又签署了《中日友好和平条约》。10月，邓小平访日。中日关系得到了全面、迅速的发展。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1周年。从表面上看，中日早已和解。但是，这些年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这两个国家远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解。究其根源，是因为中日的和解，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从上至下的安排。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为了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引导了41年前的正常化。但是，从上至下的和解往往是脆弱的，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没有对过去战争历史的起码认识和反省，没有民间社会真正的对话和沟通，没有国民教育的反思，历史的旧恨随时可以被重新激活。

3.曲折发展中的中日关系（1991—2000）：两强并立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影响中日关系的国际环境和两国的国内条件发生了变化。国际格局的剧变使中日两国在全球和地区结构中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出现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高潮日本却受到“55年体制崩溃”和泡沫经济破灭的冲击。中日两国在外交战略选择过程中彼此产生了摩擦，相互警戒感增加。日本政界总体保守化和“新生代政治”导致了对华强硬势力的上升，主张摆脱“历史包袱”，把对华“友好关系”调整为普通关系。

面对日本在处理对华关系上的变化，中国政府采取了坚持原则的立场，努力在斗争中求得两国关系的友好发展。1998年11月江泽民访日，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日本。两国发表了第三个政治文件，新的《中日联合宣言》明确中日两国将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4.中日关系的冰冻期（2001—2006）：政冷经凉

21世纪的头几年，中日关系经历了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堪称21世纪初，中国所有对外关系中最差的一对双边关系。在小泉执政时期，中日首脑互访的中断和高层互访受阻是中日关系“冰冻期”的最直接体现，中日关系由““政冷经热”向着“”政冷经凉”转变，两国民众对彼此的情感也降到了冰点。中日权势结构的变化加大了中日两国的全球及地区的安全困境，导致双方外交战略发生变化。日本国内对华友好的传统力量迅速衰落，政府内部知华派力量也遭受沉重打击，国内民众厌华情绪高涨，这些都深刻影响了小泉时期日本对华的强硬政策。国内政治环境和双边关系上不断出现的政治冲突加剧了两国间的彼此不信任。

5.中日关系的回暖与战略互惠关系（2006—至今）

经过双方有识之士的努力，中日关系终于朝着正常的国家关系轨道变化，2006年10月，安倍就任首相后首访中国，此次访华被成为“破冰之旅”。2007年4月温总理进行了访日的“融冰之旅”。同年12月，福田康夫访问中国，被称为“迎春之旅”。2008年5月胡锦涛出访日本，双方签订了中日之间的第四个政治文件，即《中日关于全面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两国之间是基于共同战略利益基础上的战略互惠关系，胡主席的这次访问被称为“暖春之旅” 。中日关系的改善，美国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日本的对华战略也发生了改变。日本的对华决策者逐渐意识到了对华友好的重要性。

二.中日经贸关系

1.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历程：

两国的经贸交往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49—1972年的民间交往时期、1972年后的“政府主导、官民并举”时期、冷战后的市场主导时期。60余年来，中日经贸关系历经风雨，得到很大发展，特别是1978年之后，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上了一个大台阶。从1972年的11亿美元

增加到了3429亿美元（2011年）。两国经贸关系业已形成互惠互补、互利共赢的良好合作局面。中日经贸关系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日关系的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日之间的经济交往已经与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融为一体。虽然中日经贸关系中也曾出现一些波折，但在双方友好协商的基础上，都得到了较为顺利的解决。

二.中日经贸关系

2.中日贸易

目前中日两国经济态势如下：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2011年中日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量20.6%，而对日贸易仅仅占中国外贸总量的不到10％。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可见一斑。特别是日本严重依赖外部环境的弱点和经济低迷二十多年的现实，已经让日本丧失承受一场经济战的能力。而中国在以接近两位数增长三十多年后，至今仍保持全球主要经济体最高的增速。，据日本财务省统计，中日两国在2011年的贸易总额达3429亿美元, 日本对华贸易和对华出口分别占日本外贸总额和出口总额的19.7%和20.6%。日本对中国出口商品1946亿美元，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高达23.6%，日本对中国贸易顺差463亿美元，相当于日本GDP的0.8%,进口则为1945亿美元。同时，日本经过对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市场出口然后再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份额也很大，即迂回出口估计约占日本出口总额的10%。而日本在欧盟、美国、东盟之后，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据日本财务省统计，中日双边贸易的发展呈现以下特点：中国对日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从垂直分工模式逐渐向水平分工模式转化；日本对华技术贸易在中国的技术引进中占重要地位；在中日之间的贸易中，公司内贸易和转出口贸易占很大的比重。

3.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中国是日本对外投资的重要市场，日本是中国第二大外资来源国。日本对华投资经历了三次高峰：80年代初中期对经济特区的投资；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投资波及整个沿海一带；2001年中国加入WTO、申奥成功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据统计，在华日资企业大都获得了丰厚回报，有力支持了日本的经济复苏和增长，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4.日本对华ODA（Japan’s Official Development Aid）（1979—2008）：

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包括对华日元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其中日元贷款即有偿资金援助所占比例最大，约占91。6％，无偿资金援助约占4。2％，技术合作金额约占4。2％。日本政府提供的ODA一方面援助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增进了国民感情；另一方面也为日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促进了双方的贸易合作。

5.对中日经贸关系的思考：

中日之间在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互补性，而互补性又成为双边经贸依赖关系的基础。中日两国经贸合作的健康发展，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是互惠和双赢的。但两国的贸易摩擦也不断增多，日本对华投资出现锐减趋势日本尚未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在金融危机的逆境中，如何提升两国的经贸水平是当务之急。

三.中日安全关系

1.中日安全关系的演变

中日隔海相望，同处于一个地缘政治、安全区域之内。总体而言，古代时期中国没有对日本的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则未能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近代以来，在西力东渐的背景下，中日国力对比发生逆转。日本跻身世界强国之后，便接连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在半个世纪里成为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二战后，新的中日关系自始就受制与冷战格局，以“美主日从”为基调的美日同盟一直得到维持和加强，该同盟成为中国的主要安全威胁之一。1972年中日复交，使中日安全关系进入了以“和平友好”为基调的近代以来最好时期。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总体安全局势趋向缓和，但地区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日本开始配合美国的“新亚太战略”大力强化以武力控制和干预东亚安全局势为目的的双边军事同盟，持续恶化了中日安全互信氛围，其对中国安全的负面影响正在继续增大。在现阶段，中国日两国在安全领域严重缺乏互信。在日本，“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在中国“日本可能重走对外扩张道路”者为数不少。就是说，中日两国陷入到深深的安全困境之中。

2.中日安全合作的前景

基于中日关系的现状，日方应恪守“四个基本文件”的精神，改弦更张，正确对待侵华历史，尊重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日本领导人应明确宣布不参拜靖国神社。日本还应很好地反省本国对邻国的外交及安全战略，树立双赢观念，正确对待中国崛起，不要把中国的和平发展视之为威胁。对于中方来讲，应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日关系，理性处理对日关系，切忌情绪化；对日本右翼要进行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总之，中日两国有必要达成谋战略共识，确立双方能够共同恪守的若干具体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