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航运业的近代化

叶显恩周兆晴广东航运业的近代化[摘要]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炮舰开道，将近代航运业“移植”过来，其铁壳轮船几乎垄断广东的沿海及内河水域。

面对海权与航权被侵夺而致广州原有的航运业被摧残的局面，粤商大量北上，学习西方商业知识，积聚资本，并开始在轮船业与西方进行商战。

[关键词]铁壳轮船航运业近代化买办粤商投资在鸦片战争中，中国人的“天朝大国”迷梦终被英国战船上的炮声所震醒，隐约感到商战与海权时代的来临。

由于不平等条约下海权与航权被侵夺，以及铁壳轮船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广州原有的航运业首当其冲地受到全面摧残。

以广州口岸商人为主的粤商，不作无理智的排斥，而是先理性地接受与合作。

他们利用与西方人长期接触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在新的形势下同西方人打交道，亦即先充当东西方之间贸易的中介，以买办的特殊身份，向西方学习新的商业知识，积累资本，准备在轮船业与西方开展商战。

一、外国轮船垄断沿海与内河水域随着18世纪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19世纪上半叶开始制造以蒸汽为动力的铁壳轮船。

1830年4月19日，英国在印度制造的轮船“福士”号来到珠江口的伶仃岛，当接纳中国的引水员上船时，它顶风逆潮，破浪前进，其情景令人惊奇。

这是中国人首次见到的轮船。

“渣甸”号继于1835年5月20日抵达伶仃，本拟作穗澳间客船之用。

1836年1月1日，此船溯珠江航行时遭到虎门两岸炮台的炮击而退回伶仃洋，由此引起纠纷，被迫开往新加坡。

直至1838年，有轮船欲从虎门口至广州时，人们认为轮船不仅将尽杀水中鳞虫，而且将破坏风水，小艇蛋户也将因此而失业。

当地商民为此纷起反对。

“福士”号和“渣甸”号的到来，仅仅引起了中国人的惊慌，而真正领略西方轮船的威力及其引发的时局变化，是在鸦片战争期间。

19世纪50年代之前，尽管铁壳轮船还处在实验阶段，英国从30年代起就开始用以装备海军。

当时轮船吨位小，安炮少，且不是主力，但其航行快速、机动性能强、吃水浅，在武器装备落后的中国沿海和内河又可横行肆虐，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威力。

整个鸦片战争期间，从广州至南京，大小十次战役，英军凭其船坚炮利以少胜多，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

枭勇善战，屡建奇功者如杨芳，当被道光任为参赞大臣，派往广州主剿英军时，闻说“夷”军利炮坚舰的杀伤力，也不得其解。

他一进入广州即发议论，说：“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

我居实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中。

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

此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

”他采用以邪制邪的法术，传令保甲遍收被时人视为最不洁净的妇女溺器以迎击之。

他的看法及所采取的举措，反映了当时官绅中一部分人的心态。

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从加强防卫出发，官绅的第一反应是仿制轮船。

林则徐在1840年看到英军的“车轮船”时便尤为重视。

他下令仿造优于中国帆船的“夹板船”，并买了一艘夹板船。

据当时任英国海军军官J.E.Bingham的记载，道光20年（1840年）4月15日林则徐检阅的新海军，就有“剑桥”号军舰（夹板船）、两艘纵式帆船、一艘明轮小轮船以及沙船等。

他以为凭此装备就可扫荡英舰，但英军进攻广州时，这些船却轻而易举地为英军所掳获。

他在鸦片战争期间曾提出：“以船炮而言，本为海防必须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之计，亦不得不事先筹帷。

”道光21年（1841年）3月，他被贬以四品官衔赴浙江军营效力，从广州启程就携带有战船图式８种，其中一种即车轮船图，可见其对改造中国帆船之重视。

后来，其友魏源发挥其思想而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建议在珠江口虎门外的沙角、大角二处，建厂仿造西方的轮船。

1841年5月26日，奕山派广州府知府余保纯前往商馆与英军全权代表义律签订奕山—义律停战协定，广州的战事结束。

在英军主力转攻江浙沿海之际，广东的官绅已有仿制轮船以求自强之举。

主要人物是户部员外郎许祥光、广州知府易长华、兵部郎中潘仕成、候选通判潘世荣、批验所大使长庆等。

长庆制造的轮船，因魏源的《海国图志》有记载而能得其详：船身长6丈7尺，舱面至船底深4尺3寸，头尖连阳桥宽5尺3寸，中连阳桥宽2丈，两头安舵，两旁分设桨36把。

中腰安水轮两个，制如车轮。

内有机关，用十人脚踏旋转。

轮之周围，安长木板12片，如车轮之辐，用以劈水。

……此可容百余人，共用工料银七千余两。

从此可见，尽管使用人力而非蒸气作动力，其结构与设置都已达到相当高水平。

道光22年（1842年）春，潘仕成仿造轮船一只，船底全用铜片包裹，以防虫蛀。

此船曾在广州白鹅潭操练。

约与此同时，潘世荣也续造新船一只，乏于记载，不得其详。

只知道地方当局奏报：此船“放入内河，不甚灵便”，打算“将来或雇觅夷匠仿式制造，或购买夷人造成之船”。

但道光闻奏，却廷寄谕旨曰：“火轮船式，该省所造既不适用，著即无庸雇觅夷匠制造，亦无庸购买。

”既然皇上有此谕旨，战事又以英军进迫南京，签订城下之盟的协定而结束，自当恢复常态，享“升平”之乐了。

随着再次看到利用西方坚船利炮镇压太平天国义军所发挥的威力，以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所受到的教训，广东巡抚、总督，如劳崇光、郭嵩焘、蒋益澧、瑞麟、刘坤一、张之洞等，也曾提出仿制或购买战船的主张，但同样是为了适应“数千年来之大变局”的海防需要。

上述努力，对推进航运业的近代化意义并不大。

广东航运业的近代化，是作为西方列强在炮舰开道下商业扩张的先行行业而被移植的。

英国等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下的特权，利用其快速、安全、准时、省费的轮船，以香港作为他们航运业的基地，解决其在中国的货物装卸、轮船给养和维修。

在本国政府的支持下，迅速地将其日益完善的近代航运业在广东推行。

1846年，英人柯拜先在黄埔兴办轮船修理业，继之而起的有美资琼记洋行的旗记铁厂和英资的诺维船厂，于仁船坞公司等于1850至1853年间先后创办，并在广州修筑码头、货栈。

由英美资本合办的驻香港的省港澳轮船公司，自同治6年（1867年）起，先后在珠江北岸丁字码头东西两侧建筑码头、货仓多处。

除建船坞、码头、货仓外，早于1846年已有两艘外轮从事香港—广州间的运输业务。

尔后经营香港至广州等各口岸的轮船公司相继开展业务，具体情况详表1。

此外，各国轮船公司又在上海先后成立，既有美资的旗昌轮船公司、英资的中日（沿海和长江）轮船公司、英印合资的中国商业（商人）轮船公司，以及英资的公正、北清、太古、华海、怡和等轮船公司。

太古、怡和轮船公司等也有船南下广东沿海参加竞争，加之各个洋行兼营航运，竞争日益激烈。

例如，1860年1月1日，汕头正式开埠后，始由英轮垄断，1867年以后，美国、德国、西班牙、俄国等也相继加入竞争。

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此港竞争的国家约有十个之多，其中以英、美、德三国势力尤为雄厚。

各国轮船竞相在广东沿海迅速扩张势力，广东沿海原有的帆船运输很快为洋轮所排挤、取代，“外商与洋船之地位，则得条约与领事之保障而愈趋优越”，“来往于各港口间的无数艘轮船，运费一律低廉，低到中国商人甚至可以利用轮船来运酱菜了。

这种情况下，帆船根本没办法与轮船竞争”。

海上保险制度也增强了轮船的竞争力。

中国的帆船安全性能差，往往是海盗袭击的目标，正表1以香港为基地经营至广州等口岸的轮船公司*开航年分1849（~1854）18491862186318651867公司名称香港广州快轮（Hongkong&Canton Stram Packet Co ）大英火轮公司（P.&0.S.S.）法兰西火轮公司（Service Maritime Des wessageries Imperials Marseilles **道格拉斯（Douglas Lapraik ）省港澳轮船公司（the Hongkong ，Canton &Macao S.B.Co.）海洋轮船公司（the Ocan Steam Ship ，Liverpool ）**通商口岸广州广州、上海及中途各口上海福州及中途各站广州和澳门上海及中途各口资料来源：聂宝章《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7页。

注：*除本表列专业轮船公司外，自香港经营上海及中途各口航运的其他洋行有：旗昌洋行（1855年起，开航香港至上海），宝顺洋行（1855年，上海），怡和洋行（1855年，从加尔各答至香港线延伸至上海），禅臣洋行（1857年，厦门福州），阿波卡洋行（1861年，从加尔各答至香港线延伸至上海），琼记洋行（1864年，上海）。

**总行在欧洲。

如《海关十年报告》中所说“海上保险原则消灭了中国帆船。

‘你能保险吗？’几乎是所有中国商人必然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19世纪下半叶，江上轮船和洋式蓬船之间也迅速彼长此消，比例愈拉愈大。

1873年，英国驻广州领事的商务报告中说，广州的海上运输已为外国人所垄断，“他们的轮船搀夺了木船货运，以致该业全部消失”。

虽然“全部消失”之说过于绝对，但在给外国人开放的沿海与内河水域，的确均属外轮的天下。

这种航运业的革命是在炮舰开道下的移植而非广东内部自发的，那么必然遭到顽强的抵制。

据粤海关1874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记载，“这里有相当大的进出口贸易是由民船来往广州及广州以东或以西的沿海各小城镇与属于外国的两个自由港即香港和澳门之间所进行的”，因为在河涌如织的珠三角地区，未属开放的河道甚多，帆船、舢板依然可以在此行驶。

外轮所不能涉足的水域，自当不能与之竞争了。

曾任海关副署的班思德就指出：“珠江三角洲各处，亦为帆船麇集中心。

驻华英领事同治11年（1872年）曾作估计，英货自香港由帆船输入粤省者，每年所值不下英金360万镑之多，其他不易损坏的笨重货物，如米、豆、盐、木材等亦率借帆船输运国内各处。

”基于这些帆船所进行的贸易，其“货物未按关税税率课税”，因此难以对其数量做出统计。

珠三角河网区用传统的帆船、舢板运输的情况，一直维持到19世纪90年代以后才发生变化。

就航运工具从帆船至轮船的革命性变化而言，的确是一种趋向进步的近代化变迁。

从外部移植的近代化，在远如欧美，近如日本，都有先例。

但是在不平等条约下的这一变化，使广东地区的船民饱受失业、剥削之苦，还严重地损害了其民族自尊心，自然遭到抵制。

因此，后来粤商积聚资本，在航运业奋起反击。

二、粤商扮演新的历史角色———买办扩大通商口岸，改善通商条件，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重要目的。

上海被迫对外开埠后，由于其地处长江入海口，可通过长江水系和南北洋航线将全国纳入其贸易腹地，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自然成为西商投资首选之地。

香港的崛起本已分享了广州的贸易，鸦片战争中广州人与英国入侵者结下的仇视情结不能一时解开。

鸦片战争后十几年发生的“亚波罗”号事件，以及抵制西人入城等，即可证明这一点。

加之太平天国起义及由此而引发的红巾军起义，都使珠江三角洲地区处于动乱之中。

所以，上海崛起并取代广州实属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