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围城中比喻修辞的语言艺术特色

毕业论文

题目：试论《围城》中比喻修辞的语言艺术特色专业：汉语言文学

试论《围城》中比喻修辞的语言艺术特色

[内容摘要]：在围城中，作者经学者语言与文学语言联袂，语言风趣幽默，妙趣横生，人物形象丰富、生动，令人赞叹的精辟比喻，纷至沓来，传达出人物瞬间所萌发的情思与微妙的心理情绪。可以说“围城”是一个大比喻，小说《围城》又是一个比喻的大世界。在《围城》中，作者以比喻寓幽默，在联想中见新招，正反比喻使读者耳目一新，强烈的对比式巧出新裁，还有气势非凡的博喻联珠，层层递进的手法非同一般，曲尽幽微，很好地体现了“比喻是语言艺术中的艺术，语言艺术的花朵”，本文就是其中最富有特色的比喻修辞的语言艺术略作一谈。

[关键词]：围城比喻修辞语言艺术

小说的成功与高潮的语言造诣是分不开的，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比喻修辞手法的应用，大学者钱钟书先生在《旧文四篇》中更是对比喻推崇备至：“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是文学语言的特色。”本文就《围城》其中最富有特色的比喻修辞的语言艺术略作一谈。

一、比喻式幽默，含蓄、睿智，联想、生动。

钱钟书有着独特的创作心态：“以游戏的态度，把任务和事态的丑恶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这种创作心态，与他的人生态度有关，他有超现实的人生，在嬉笑怒骂中应用比喻修辞手法，戏谑地将人物刻画出来，如方鸿渐在苏小姐家里第一次见赵辛媚时，被对方误认为是情敌出现，于是发生了一次口角大战，作家在唇枪舌剑中插话说：“只唐小姐云端里看厮杀似地，悠远淡漠地笑着。”如果，我们把这里的唐小姐看作是钱钟书，便可以理解作家在表现自己艺术个性，描绘这些人物形象时的心理活动。因为“云端里看厮杀”，所以超脱于表现在文中的矛盾，利害之上，在他眼中这些槐安国的臣民是那样渺小，荒唐，可笑。作家“悠远淡漠地笑着”，我们读者也一起笑着。将世人态度分成看戏的演戏的。如果这种划分不无道理，我们不妨将钱钟书的人生态度视为看戏的。“看戏的要置身局外，时时把‘我’搁在一旁边，始终维持一个观点者的地位，吸纳着世界中的一切变化，使他们在眼中成为可欣赏的图画，就在这变化图的欣赏上面实现自我“。我们在读《围城》时，会明显地感到，钱钟书

总是和他的人物保持着一定的心理距离。他仿佛已超越了现实人生，有一种心理上的优势。在他看来，世人所热衷的追名逐利、明争暗斗，不过鸡虫蝼蚁之事。他仿佛是站在云端里看人类，将芸芸众生可悲可叹、可鄙可笑之处一览无余。人生中的每一个弱点，人物言行、心理中每个隐秘的不合理、不光彩之处，都难以躲过钱钟书这居高临下的目光，如

“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给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的新标识”，这种带有格言味道的比喻对高松年爬上校长地位后就暴露恶劣本性进行彻底的嘲弄与讽刺。又譬如：“桌面就像《儒林外史》里范进给胡屠户打了耳光的脸，刮得下斤把猪油”。这里与歇后语不同的是，本体一般在喻体前，这个句子本体是“桌面”，喻体是“《儒林外史》里范进……打了耳光的脸。把这个句子变为歇后语格式则是：《儒林外史》里范进给胡屠户打了耳光的脸——刮得下斤把猪油。这类颇有歇后语格式的比喻在《围城》中俯拾即是，但又个个奇特，使人爱不释“睹”。

再如作家在刻画人物形象，描摹人物外貌或性格时，则用比喻来点缀，使作品意趣盎然，人物形象突显。主要表现在作家给人物特别的外号上，她描写鲍小姐“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露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时道：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熟食店里会把许许多多颜色暖点的肉公开陈列，故以“熟食铺子”代替，外观形象生动。更有意思的是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可见鲍小姐所穿衣服之少，几乎一丝不挂，其实未必，所以最后修整为“局部的真理”，这里把鲍小姐轻薄、肉感、放荡不羁的习惯，写得惟妙惟肖，令人忍俊不禁。再如，苏小姐说方鸿渐在大学与她同学时，老远看见女同学就脸红，愈走近愈红，所以她们背后叫他“寒暑表”，因为他脸色忽升忽降落，表现出他跟女同学距离的远近……。其实，我们细一探讨,无论是鲍小姐的“熟食铺子”也好，“真理”“局部的真理”也好，还是“寒暑表”也好，作家都是借助于生动形象的比喻手法，使读者跟他一起在嬉笑怒骂中体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心理变迁及沉浮，甚至当时某些人物都所在的社会环境。

作者经常借助于别具匠心、深入浅出的比喻，深刻生动地揭示所描写事物的本质特性。第一章中就借方鸿渐的内心体验，“这一张文凭，仿佛在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

”，把文凭比作伊甸园里夏娃下身遮羞的树叶，着实新奇贴切，从而入木三分地把那只重文凭（还要“洋”的！）不学无术的社会病态现象揭露无遗，这一精辟的比喻，新颖深刻，含蓄幽默的注入了作者强烈的喜怒哀乐的感情，起到画龙点睛的功效。

西洋赶驴子的人，每逢驴子不肯走，鞭子没有用，就把一串红萝卜挂在驴子眼睛之前，唇吻之上。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愈要咬，脚愈会赶，不知不觉中又走了一站。那时候它是否吃得这串萝卜，得看驴夫的心情。

在介绍了西洋人赶驴的“骗技”之后，忽然由此巧妙地联想到当时社会上的用人之道：“一切机关里，上司驾驭下属，全用这种技巧”；而后又联系到三间大学校长高松年也是如法炮制，设上诱饵：“允许鸿渐到下学年升他为教授”。这样以事喻理，以彼喻此的联想生发，深刻揭露了旧社会的人情世故与官场哲学的实质。

二、耳目一新的正反喻，巧出新裁的对比式。

比喻修辞手法历来备受作家的青睐，而且是最常用、效果最好的一种的一种文法，更为可贵的是是被大家所喜闻乐见的。在这种情况下，比喻句除非独出心裁，则很难拔胜于头筹。一般来说，应用最广的是正面比喻，反面却不常见，但在《围城》中，作家却独出心裁，以反常的笔法，逆向的思维，给读者展示出了几条“反喻”，不但使读者耳目一新，引发了他们的想象和联想，更为可贵的是这种用法使作品为之而更加精彩，试找一例：当孙柔嘉对鸿渐哭闹时，作家描写到：“鸿渐的心，不是雨衣的材料做的，给她眼泪浸透了，忙坐在他头边，拉开她手，替她拭泪，带哄带劝”。通过字面，我们理解：雨衣做的心，泪水是浸不透的，方鸿渐的心是肉长的，所以，被泪水浸透了。读者这样的比喻，我们往往会联想这个反语的正面和主体，语言凝练，意境突现。再如，当作者描写到西洋古代有人失踪，人们会把死和教书两种猜测放在一起说时，写到“方鸿渐虽然不至于怕教书就像怕死，可是觉得这次教书是坏运气的一部分……”，这是转折句的一个分句，反语让我们想到，那个时代，教书虽不同于死，但跟死差不多。这样的表达效果就比作家直直的用比喻描写出来，效果明显好得多。

而应用对比设喻，在《围城》中是一大亮点，作家钱钟书更是运筹在胸。采用各种形式，新颖不断，读来简直是顿文学美餐。